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2012年全球癌症新增和死亡数分别为1 410和820万例，其中中国分别为306和220万例，分别占全球总数的21.7 %和26.8 %^{[1 – 2]}。恶性肿瘤具有治疗周期长、预后差、存活期短等特点，因此预防和早期发现是控制癌症的首选策略^[3]，而居民对肿瘤预防信念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居民采取的预防行为^[4]。有研究表明，肿瘤家族史是多种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5 – 6]}。2005年美国加州的一项针对5种常见癌症的研究发现，33 187名调查对象中有肿瘤家族史者占22.3 %^[7]。为了解安徽省合肥市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与肿瘤家族史的关系，为有肿瘤家族史人群的肿瘤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于2016年7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合肥市6个社区抽取2 378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合肥市280个社区中随机抽取6个社区作为样本社区，从样本社区中各随机选择1户居民，再以选定户为中心各随机抽取400名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在该地区居住 ≥ 6个月的未患肿瘤的 ≥ 40岁常住居民，且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2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38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46 %。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般人口学特征，有无肿瘤家族史、家族成员患肿瘤数、家族患肿瘤亲属级别等肿瘤家族史情况和肿瘤预防信念量表。其中，肿瘤预防信念量表为自行编制，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8]。该量表共包括易感性认知（24个条目）、严重性认知（13个条目）、收益性认知（10个条目）、有效性认知（22个条目）和障碍性认知（17个条目）共86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1、2、3、4分分别代表不清楚、不赞成、有点赞成、赞成，各认知维度得分为各条目得分简单相加除以条目数，得分越高说明居民对肿瘤预防信念的认知程度越高。

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和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合肥市调查的2 387名社区居民中，男性1 078人（45.16 %），女性1 308人（54.80 %），不详1人（0.04 %）；年龄40～49岁466人（19.52 %），50～59岁509人（21.32 %），60～69岁848人（35.53 %），≥ 70岁560人（23.46 %），不详4人（0.17 %）；未上过学586人（24.55 %），小学663人（27.78 %），初中661人（27.69 %），高中及以上469人（19.65 %），不详8人（0.33 %）；无肿瘤家族史者1 626人（68.12 %），有肿瘤家族史者754人（31.59 %），不详7人（0.29 %）。有肿瘤家族史的754名社区居民中，家族成员患肿瘤人数为1人者587人（77.85 %），≥ 2人者167人（22.15 %）；非一级亲属患肿瘤者216人（28.65 %），一级亲属患肿瘤者538人（71.35 %）。

表 1

表 1 合肥市不同特征居民肿瘤预防信念得分（分， $\bar x \pm s$ ）比较 特征 易感性认知得分 严重性认知得分 有效性认知得分 收益性认知得分 障碍性认知得分 综合得分 性别 男性 2.76 ± 0.54 3.08 ± 0.65 2.65 ± 0.47 3.37 ± 0.72 1.86 ± 0.50 2.92 ± 0.36 女性 2.71 ± 0.57 a 3.03 ± 0.70 2.65 ± 0.47 3.37 ± 0.74 1.76 ± 0.47 c 2.92 ± 0.36 年龄（岁） 40～49 2.89 ± 0.49 3.15 ± 0.62 2.68 ± 0.44 3.39 ± 0.67 1.88 ± 0.51 2.98 ± 0.35 50～59 2.77 ± 0.54 3.02 ± 0.62 2.61 ± 0.49 3.39 ± 0.71 1.81 ± 0.47 2.93 ± 0.33 60～69 2.70 ± 0.58 3.05 ± 0.71 2.65 ± 0.45 3.40 ± 0.74 1.78 ± 0.47 2.92 ± 0.36 ≥ 70 2.64 ± 0.58 c 3.00 ± 0.71 b 2.65 ± 0.49 3.31 ± 0.78 1.76 ± 0.47 b 2.88 ± 0.37 c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2.65 ± 0.61 3.05 ± 0.74 2.64 ± 0.46 3.27 ± 0.81 1.86 ± 0.49 2.86 ± 0.39 小学 2.69 ± 0.56 3.00 ± 0.70 2.63 ± 0.50 3.33 ± 0.76 1.82 ± 0.48 2.88 ± 0.38 初中 2.78 ± 0.53 3.03 ± 0.64 2.64 ± 0.47 3.44 ± 0.68 1.76 ± 0.46 2.95 ± 0.33 高中及以上 2.86 ± 0.51 c 3.17 ± 0.58 b 2.71 ± 0.42 3.46 ± 0.62 b 1.77 ± 0.47 b 3.01 ± 0.31 c 　　注：各组内比较，a P < 0.05；b P < 0.01；c P < 0.001。

表 1 合肥市不同特征居民肿瘤预防信念得分（分， $\bar x \pm s$ ）比较

合肥市社区居民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有效性认知、收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74 ± 0.56）、（3.06 ± 0.67）、（2.65 ± 0.76）、（3.37 ± 0.73）、（1.80 ± 0.48）和（2.92 ± 0.36）分。不同特征社区居民肿瘤预防信念得分比较，不同性别社区居民易感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得分不同，不同年龄社区居民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不同，不同文化程度社区居民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收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无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易感性认知、收益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69 ± 0.57）、（3.34 ± 0.76）、（1.79 ± 0.47）和（2.90 ± 0.36）分，均低于有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的（2.84 ± 0.53）、（3.45 ± 0.65）、（1.82 ± 0.50）和（2.97 ± 0.3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严重性认知和有效性认知得分分别为（3.04 ± 0.70）和（2.64 ± 0.47）分，与有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的（3.08 ± 0.62）和（2.68 ± 0.44）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1例社区居民的易感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82 ± 0.54）和（2.96 ± 0.31）分，均低于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 ≥ 2例社区居民的（2.91 ± 0.50）和（2.99 ± 0.3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1例社区居民的严重性认知、有效性认知、收益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得分分别为（3.07 ± 0.63）、（2.68 ± 0.44）、（3.46 ± 0.63）和（1.81 ± 0.51）分，与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 ≥ 2人社区居民的（3.12 ± 0.58）、（2.67 ± 0.46）、（3.41 ± 0.71）和（1.85 ± 0.49）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家族中非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易感性认知、收益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分别为（2.82 ± 0.54）、（3.40 ± 0.66）和（2.96 ± 0.32）分，均低于家族中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2.85 ± 0.52）、（3.47 ± 0.65）和（2.97 ± 0.3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家族中非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严重性认知、有效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得分分别为（3.08 ± 0.62）、（2.68 ± 0.42）和（1.81 ± 0.51）分，与家族中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3.08 ± 0.62）、（2.68 ± 0.46）和（1.82 ± 0.50）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肿瘤预防信念综合得分及其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收益性认知、有效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5个维度得分均在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与Altintas等^[9]和Townsend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男性社区居民的易感性认知、障碍性认知和综合得分均高于女性社区居民，这可能与男性的肿瘤发病率和肿瘤危险因素的暴露率均高于女性有关^{[11 – 12]}，还可能与男性所涉及的工作及社会活动往往较女性更为紧迫、复杂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肿瘤预防信念综合得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逐步变差，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社区居民对健康的期望等可能低于年龄较小的居民有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肿瘤预防信念综合得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逐步变好，这可能与文化程度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居民的信息与资源获取及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有关。

肿瘤预防信念综合得分在有无肿瘤家族史、家族成员患肿瘤数和家族中患肿瘤亲属级别社区居民中均有显著性差异。无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的得分低于有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与邱惠等^[13]研究结果相似；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1例社区居民的得分低于家族成员患肿瘤数为 ≥ 2例的社区居民；家族中非一级亲属患肿瘤社区居民的得分低于家族中一级亲属患肿瘤的社区居民。提示患肿瘤事件确诊对所有家庭成员的肿瘤预防心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4]，针对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实施行为预防干预很可能较无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更为有效^[15]，因此相关医务人员应善于把握各种肿瘤确诊、治疗及随访机会，加强相关咨询教育，以促进肿瘤预防信念的形成。

进一步分析肿瘤家族史与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收益性认知、有效性认知和障碍性认知5个维度预防信念的关系可见，易感性认知得分在肿瘤家族史各分组中均有显著性差异，且差异与综合得分在肿瘤家族史各分组中的差异一致。易感性认知得分提高可能是由于未患肿瘤家族成员认为与患肿瘤成员拥有相同的肿瘤易感基因、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暴露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因此未患肿瘤家族成员对患肿瘤可能性的主观感受和认知会增加^[15]。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家族患肿瘤例数的增加而加深，一级亲属患肿瘤对未患肿瘤成员造成的影响会大于非一级亲属患肿瘤对未患肿瘤成员造成的影响。收益性认知得分在有无肿瘤家族史分组和家族患肿瘤亲属级别分组中均有显著性差异。收益性认知得分提高可能是由于亲属患肿瘤的经历以及对家庭、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导致家族成员对肿瘤的危害拥有更直观深刻地感受和认知，这种感受和认知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家族成员认为采取预防措施之后的收益更大。障碍性认知得分仅在有无肿瘤家族史分组中存在显著性差异，障碍性认知得分较高说明有肿瘤家族史的社区居民较无肿瘤家族史的居民更易于感受到采取肿瘤预防行为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即有肿瘤家族史的居民克服预防障碍的能力较无肿瘤家族史的居民更弱。这可能是由于：（1）家族成员可能暴露在相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如某些污染、习俗等，这些环境很难发生改变^[15]；（2）与肿瘤相关的不良行为习惯在有肿瘤家族史的家庭中可能存在更多，作用更强；（3）有肿瘤家族史的社区居民较无肿瘤家族史的居民更难接受关于良好生活方式的建议^[16]。严重性认知和有效性认知得分在各肿瘤家族史分组中均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对肿瘤严重性知识和各种肿瘤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宣传不足有关；还可能与导致肿瘤发病的原因较为复杂^{[17 – 18]}，社区居民很难发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后的效果有关。

综上所述，针对有肿瘤家族史社区居民的预防措施应更加关注如何消除其在采取健康预防行为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并加强针对肿瘤严重性知识肿瘤预防措施有效性的宣传力度及加强相关咨询教育，以促进肿瘤预防信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