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抑郁已经成为儿童最主要的情绪问题之一。有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是抑郁发展的关键时期[1 – 2]。国外研究显示,有多于24 %的儿童在18岁前就已经历过抑郁发作,而这些抑郁发作符合临床标准[3],而重性抑郁患者中75 %首发于儿童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4]。国内有研究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考察了北京、上海、浙江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5个区县,发现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1.64 %,其中小学生为9.24 %,初中生为13.52 %[5];还有学者通过meta分析发现中国儿童抑郁症状流行率的合并值为15.4 %[6]。探究儿童抑郁问题的影响因素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Bowlby[7]研究表明,亲子依恋是婴儿与最初的照料者之间形成饱含深情的、积极的、特殊的情感联结,对儿童心理发展及情绪调节能力有重大影响[8 – 11]。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之间的不同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寻求社会支持动机及其能否获得社会支持的因素,这就将影响个体主观感受到社会支持,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情绪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12 – 14]。本研究于2015年12月,采用整体抽样方法对安徽省合肥市肥东九年一贯制学校儿童进行调查,探讨亲子依恋与儿童抑郁的关系,以及主观社会支持在2者关系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整体抽样方法抽取肥东某学校,全校4~9年级所有学生均参与调查。共调查10~15岁学生3 158人,收回有效问卷2 721份,有效率为86.16 %。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1)父母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用于采集儿童亲子依恋质量。由Armsden and Greenberg于1987年编制,依据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是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儿童青少年依恋的问卷[14 – 15],该问卷整体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7~0.886[16]。该问卷由3个分量表组成,包括同伴依恋分量表和父亲依恋分量表、母亲依恋分量表,每个分量表由3个维度组成,包括疏离维度、信任维度和沟通维度,分别反映儿童与依恋对象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品质和情感孤立的程度。该问卷计分采用的是Likert编制的五级评分法,1表示“从不这样”,2表示“偶尔这样”,3表示“有时这样”,4表示“经常这样”,5表示“几乎总是这样”。其中信任维度和沟通维度都是正向计分,疏离维度需要反向计分,每个分量表分开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分,得分越高则表示儿童与该依恋对象依恋质量越高。本研究采集亲子依恋质量采用的就是该问卷中的母亲依恋分量表和父亲依恋分量表。本测量中母亲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父亲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715。(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用于评定儿童主观社会支持水平。量表各条目的一致性为0.89~0.94[17],该量表由3个分量表组成,共有10个条目,其中条目1、3、4、5测量主观支持,条目2、6、7测量客观支持,条目8、9、10测量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主观支持是儿童感受到被支持理解和尊重的体验,客观支持是实际上的支持,包括可见的物质支持以及社会关系的支持,利用度是儿童对支持的利用情况。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全国范围内被众多研究者加以使用[18 – 19]。本研究采集儿童主观社会支持水平就是采用了该量表中主观支持分量表,本测试中SSR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1。(3)简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Short Form,CES-D10):通过躯体症状 – 抑郁情绪 – 积极情绪3个因子共同测量抑郁情况。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区分效度、临床效度和信度,在正常青少年中使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78[20]。该量表采用4级计分,1表示“没有或很少(0~1 d)”、2表示“不太多(1~2 d)”、3表示“有时或一半时间(3~4 d)”、4表示“大多数时间(5~7 d)”,其中积极情绪因子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本研究采集儿童抑郁水平就采用的是该量表。本测试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
1.2.2 调查方法首先由研究人员统一培训学校老师,使其了解问卷构成及填写要求。然后由研究人员和学校老师统一到4~9年级班级发放问卷,并按统一标准指导语引导儿童填写问卷,期间安排研究人员到班级巡视以便解答相关问题,最后由研究人员和学校老师统一收回问卷。被试均为自愿参与,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3 统计分析使用SPSS 23.0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主要采用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2检验以及boostrap中介分析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有效调查2 721名儿童,年龄9~17岁,平均年龄12.21岁;小学生1 506人(44.7 %),初中生1 215 人(55.3 %);男生1 943人(71.4 %),女生778人(28.6 %)。
2.2 儿童亲子依恋、抑郁和主观社会支持在性别和学段上的差异(表1)| 表 1 儿童亲子依恋、抑郁和主观社会支持得分在性别和学段上的差异(M ± s) |
儿童抑郁在学习阶段有差异,初中生抑郁高于小学生;母亲依恋、父亲依恋在学习阶段有差异,均为小学生高于初中生。女生父亲依恋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观支持在学段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儿童亲子依恋及其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表2)| 表 2 儿童亲子依恋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r) |
儿童抑郁与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及主观社会支持两两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主观社会支持与母亲依恋和父亲依恋呈显著正相关。
2.4 主观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图1)首先,检验亲子依恋对抑郁的直接作用,结果发现,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χ2/df = 0.00,comparative-fit index(CFI)= 1.00,Tucker-Lewis index (TLI)= 1.00,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0.00,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 0.00]。亲子依恋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标准化路径系数γ = – 0.38,P < 0.001)。其次,对假设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2/df = 0.14,CFI = 1.00,TLI = 1.00,RMSEA = 0.00,SRMR = 0.00),各变量之间的具体系数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亲子依恋正向预测主观社会支持,负向预测抑郁,且主观社会支持负向预测抑郁。因此,主观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和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Y = – 0.085,P < 0.001)。此外,在加入了主观社会支持后,亲子依恋对抑郁的作用依然显著,表明主观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和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法进行间接效应估计,重复取样1 000次,计算95 % CI。结果显示,“亲子依恋→主观社会支持→抑郁”的95 % CI为[– 0.106,– 0.063],该区间不包括0在内,再次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
注:图内各数据为路径系数,a P < 0.001。 图 1 主观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初中阶段抑郁水平高于小学阶段,与季东等[5]研究一致。这与儿童生理、认知及自我认识的发展、学业压力增加有一定的关系,这使得初中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6]。本研究调查的儿童抑郁在性别间没有呈现出差异,而季冬等[5]的研究中有些显示男生抑郁得分高于女生,在李学美等[21]研究中女生抑郁检出率高于男生。这可能与调查方式不同有关,也可能与儿童生活环境不同相关。亲子依恋呈现初中儿童水平低于小学,这可能是儿童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展使儿童对父母的依恋降低,同时与同伴的亲密度增加也降低了其对父母的依恋。研究结果还显示,女生在亲子依恋方面高于男生,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对象为4~9年级的学生,青春期女生比男生更多的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和支持。
Armsden[15]的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症儿童更多的报告了不安全的亲子依恋。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儿童抑郁与父亲依恋、母亲依恋都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依恋能够直接影响儿童抑郁,即儿童的亲子依恋质量越好,儿童越不容易出现抑郁情绪。陈万芬等[22]考察心理素质在亲子依恋和抑郁之间能产生中介作用,丁俊扬等[23]考察了友谊质量在青少年期亲子依恋与抑郁的中介作用,这些研究表明,依恋除了可以直接影响抑郁,还能通过其他的因素影响抑郁。本研究则考察了儿童主观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证实主观社会支持能降低抑郁情绪,并且相对于客观社会支持的作用,儿童体验到的主观社会支持对其情绪状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意义[13],而儿童主观感受到社会支持与早年照料人与其积极互动的态度有较大关系,依恋质量越高的儿童能更多感受到广泛的支持以及家人朋友的支持。主观社会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个维度也可以为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保护,预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12]。本研究进一步分析表明,主观社会支持确实能在儿童亲子依恋与抑郁之间产生部分中介做用。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探究主观社会支持在母亲依恋和父亲依恋方面影响的差异,以及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儿童亲子依恋与抑郁之间产生影响。
本研究结果提示,家长要关注儿童发展规律带来的情绪问题,同时要帮助儿童合理安排学业任务,以降低因学业压力带来的情绪问题,从小与儿童建立积极互动模式,与儿童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让儿童感受到自己是被人关爱和支持的,从而减少儿童抑郁情绪的产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经济条件、生活状况不尽如人意和客观社会支持不足的儿童依然显现出良好的心理状况,并未出现抑郁情绪,这也启示我们应多研究影响儿童亲子依恋与主观支持的原因,以减少儿童出现抑郁情绪,提升儿童心理健康。
| [1] | Nolen-Hoeksema S, Girgus JS. The emerg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5(3): 424–443. DOI:10.1037/0033-2909.115.3.424 |
| [2] | Ge XJ, Natsuaki MN, and Conger R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mong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in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familie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6, 18(1): 253–273. |
| [3] | Angold A, Costello EJ, Worthman CM. Puberty and depression: the roles of age, pubertal status and pubertal timing[J]. Psychol Med, 1998, 28(1): 51–61. DOI:10.1017/S003329179700593X |
| [4] | Kimcohen J, Caspi A, Moffitt TE, et al. Prior juvenile diagnoses in adults with mental disorder: developmental follow-back of a prospective-longitudinal cohort[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3, 60(7): 709–717. DOI:10.1001/archpsyc.60.7.709 |
| [5] | 季冬, 陈虹, 钞淼, 等. 家庭氛围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抑郁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1): 38–41. |
| [6] | 李玖玲, 陈星, 赵春, 等. 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的MeTa分析[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6, 24(3): 295–298. |
| [7] |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0, 52(4): 664–678. |
| [8] | Duchesne S, Ratelle CF. Attachment security to mothers and fathers an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which parent for which trajectory?[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4, 43(4): 641–654. DOI:10.1007/s10964-013-0029-z |
| [9] | Alyagon M. Adolescents' subtypes of attachment security with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self-perceptions of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J]. Psychology, 2011, 2(4): 291–299. DOI:10.4236/psych.2011.24046 |
| [10] | 杨圆圆, 张仲明, 郭晓伟, 等.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父母同伴依恋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9): 1371–1373. |
| [11] | 刘霞, 范兴华, 申继亮. 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 3(17): 98–102. |
| [12] | 赵燕, 张翔, 杜建政, 等.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抑郁及孤独的关系:心理韧性的调节和中介效应[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3): 512–521. |
| [13] | 张迎黎, 张亚林, 杨峘, 等. 亲子依恋在儿童期虐待经历与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6): 760–762. |
| [14] | Armsden GC, Greenberg MT.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87, 16(5): 427–454. DOI:10.1007/BF02202939 |
| [15] | Armsden GC, Mccauley E, Greenberg MT, et al.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990, 18(6): 683–697. DOI:10.1007/BF01342754 |
| [16] | 张迎黎, 张亚林, 张迎新, 等. 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中文版在初中生中应用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1): 66–70.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1.015 |
| [17] | 肖水源. 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7, 1(4): 183–187. |
| [18] |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志, 1994, 4(2): 98–100. |
| [19]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22-200. |
| [20] | 熊戈湖. 简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在我国青少年中的效度[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
| [21] | 李学美, 黄莹. 云南省中学生抑郁症状与社会支持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8): 1001–1004. |
| [22] | 陈万芬, 张大均, 潘彦谷, 等. 青少年父母依恋与抑郁的研究: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6, 39(6): 1282–1289. |
| [23] | 丁俊扬, 王美萍. 青少年期亲子依恋与抑郁:友谊质量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2): 289–291. |
2018, Vol.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