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少年人群是感染艾滋病重要高危人群。据WHO估计,2016年全球大约有210万青少年(10~19岁)是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携带者;从2010年到2015年,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只有青少年人群的AIDS相关的死亡人数在上升[1]。2016年,我国年新发HIV感染者/AIDS病人例数已到达124 555例,其中有94.7 %由性传播导致[2]。《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我国法定传染病中艾滋病发病数排在第8位,而艾滋病死亡数排在第一位[3]。我国宁波市、南宁市、成都市等地区针对青少年艾滋病患病情况的调查显示近年来青少年学生中HIV感染/AIDS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以性传播途径为主[4 – 6]。宣传教育是预防HIV感染的主要途径,我国艾滋病相关的预防教育已开展多年,虽然关于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的横断面调查较多,但趋势性研究还较少。为此,本研究通过分析2005、2008和2014年北京市城区17 624名高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性行为的流行趋势,为下一步研究和制定在青少年中预防艾滋病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使用2005、2008、2014年北京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中来自崇文区、东城区、海淀区和丰台区高中生的数据。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区为一级框架,在每个区分别对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采用概率抽样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sampling,PPS)选取3~6所学校;学校确定后以年级和班级组成二级抽样框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3个班级;选中班级中所有同学通过知情同意后参加调查,原则上每所学校至少应有100人参加,至多600人参加。调查共回收问卷17 624份,有效问卷17 552份,有效率为99.6 %。其中2005年5 195份(29.48 %),2008年6 655份(37.76 %),2014年5 774份(32.76 %)。
1.2 方法问卷借鉴了WHO “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系统”的相关内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由专家小组讨论并设计出“北京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7 – 8]。调查分别开展于2005、2008和2014年的3 — 5月,在教育部门配合下,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实施。问卷在教室统一发放并限时回收,由学生匿名填写。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性别、年级)、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性行为、性知识获取途径及其他健康危险行为。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从以下问题中获得:“你在学校接受过艾滋病预防教育吗”“艾滋病是下列哪种病原体引起的”“如果你的同学感染了艾滋病,你认为是否应该把他/她和其他同学隔离起来”“如果你的朋友感染了艾滋病,你会像以前那样和他/她继续来往吗”“发现有人歧视、侮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你的态度可能是什么”。性行为情况从以下问题中获得:“你曾经有过性行为吗”“你被迫与他人有过性行为吗”“你了解性知识的最主要渠道是什么”“你最愿意从哪里获得性知识”。本研究分析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审查(IRB00001052 – 17010)。
1.3 统计分析使用Epi Data 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对北京市城区高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和性行为报告率进行描述性分析。按性别分层后,使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年度间差异;按年度分层后,使用χ2检验或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间的差异,检验水准 α = 0.05。
2 结 果 2.1 北京市城区不同性别高中生2005 — 2014年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报告情况(表1)| 表 1 北京市城区不同性别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比较 |
北京市城区高中生接受过艾滋病教育的报告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男生2005、2008、2014年报告率分别为45.0 %、66.2 %和73.8 %,女生分别为49.7 %、70.1 %和77.4 %,相邻两年之间的增长幅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005 — 2008年,男、女生正确回答艾滋病病原体、认为不应该隔离HIV感染者和与HIV感染者朋友继续来往的报告率均有升高( P < 0.05),但2008 — 2014年又均有下降( P < 0.05),甚至低于2005年的报告率( P < 0.05)。男、女生性行为报告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除2014年外,男生正确回答艾滋病病原体的报告率高于女生( P < 0.05),但女生反对歧视的报告率更高( P < 0.05)。在各调查年,男生发生过性行为及被迫性行为报告率均高于女生( P < 0.05)。
2.2 北京市城区不同学校类型高中生2005 — 2014年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情况比较(表2)| 表 2 北京市城区不同学校类型高中生2005 — 2014年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情况比较 |
2005 — 2014年,北京市城区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高中生接受过艾滋病教育的报告率均呈连续上升趋势,而重点高中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认为不应该隔离HIV感染者的报告率由2005年的59.2 %逐渐下降至2014年的29.0 %(P < 0.05)。在不同学校类型中,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接受艾滋病教育、正确回答艾滋病病原体及对艾滋病的正向态度在2005、2008和2014年的报告率均为最低,性行为与被迫性行为发生率均为最高( P < 0.05)。
2.3 北京市城区不同年级高中生2005 — 2014年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情况比较(表3)| 表 3 北京市城区不同年级高中生2005 — 2014年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性行为情况比较 |
2005 — 2014年,北京市城区不同年级高中生接受过艾滋病教育的报告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高一学生报告率从45.4 %增长至71.8 %,高二学生报告率从48.4 %增长至79.6 %,高三学生报告率从49.3 %增长至76.1 %(P < 0.05)。2008 — 2014年,高二和高三学生反对歧视的报告率分别从67.1 %和71.6 %下降至66.1 %和64.6 %。高三年级性行为报告率均为历年最高,但各年级间被迫性行为报告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2.4 北京市城区高中生2008年、2014年性知识获取途径及愿意获取途径分析(表4~6)| 表 4 2008、2014年北京市城区不同性别高中生性知识获取途径及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 |
| 表 6 2008、2014年北京市城区不同年级高中生性知识获取途径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 |
2008、2014年,男、女生获取性知识途径前3位包括学校、同学和朋友、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男生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与当前获取途径相同,女生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包括学校、家长、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08 = 395.60;χ22014 = 204.72;P < 0.05)。2008、2014年,不同学校类型的学生获取性知识途径前3位均包括学校、同学和朋友、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2008年,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学生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与当前获取途径相同,2014年前3位变为学校、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家长。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未发生变化,为学校、同学和朋友、医生。2008、2014年,不同年级同学获取性知识途径前3位均包括学校、同学和朋友、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2008年各年级学生愿意获取途径与当前途径相同,但在2014年,高一和高二年级学生愿意获取途径前3位变成学校、同学和朋友、家长。
| 表 5 2008、2014年北京市城区不同学校类型高中生性知识获取途径愿意获取途前3位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城区高中生接受过艾滋病教育的报告率从2005年的47.5 %上升至2014年的75.6 %,说明近十年来,北京市艾滋病教育工作得到了加强。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北京市艾滋病教育工作处于较高水平,例如:2015年,广州市中学生艾滋病总体知晓率为58.7 %,近一年接受过艾滋病教育的报告率为48.1 %[9];西藏青年学生2015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40.43 %[10]。但与2015年云南省20岁以下青年学生艾滋知识知晓率(80.3 %)相比较低[11],这可能与云南省是艾滋病高发区,更加注重艾滋病预防教育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发展,北京市城区艾滋病教育的普及与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水平和正向态度的形成之间出现了分离现象。在2014年,学生在正确回答艾滋病病原体及相关正向态度的报告率反而低于2005年的报告率,说明在2014年的健康教育效果还有待加强。然而,各地调查结果相比于《中国遏制与预防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12]中青年学生人群防治知识知晓率达90 %以上的工作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本研究仅有1题为知识,但如果使用艾滋病“国八条”调查知晓率可能更低。知识的提高是信念和行为改变的基础,我国未来艾滋病健康教育任重道远。本研究还显示,各年中男生正确回答艾滋病知识报告率稍高于女生(2014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10]。与2008年相比,2014年与艾滋病朋友继续交往的报告率虽然降低了,但男生报告率仍然高于女生(男53.8 %,女47.9 %),这与成都市调查结果相似(男生39.41 %,女生35.32 %)[13],与武汉市的调查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男生36.18 %,女生65.47 %)[14],提示我国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正向态度报告率依旧很低。
职业技术学校的艾滋病教育水平一直处于3种类型高中的最低水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情况及正向态度报告率也是高中生中最低水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同[10, 15]。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发生性行为及被迫性行为的报告率处于3种类型高中的最高水平,这提示,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不仅缺乏艾滋病知识和正向态度,还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据既往研究显示,2009年,我国青少年首次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36 %[16];2010 — 2015年,葛琳等[17]对全国大中专和高校的30余万名学生的调查显示,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8.5 %,而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更低。此外,还有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初次性行为的发生年龄有提前趋势[18]。这些研究提示,我国青少年初次性行为年龄和初次使用安全套年龄是不同步的。然而干预性行为的发生比较困难,但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相对容易很多,因此未来艾滋病的预防教育应该将安全套使用放在核心部分。
高一学生接受艾滋病教育、艾滋病知识和正向态度报告率均为最低,但高年级学生相关指标的报告率并没有大幅度增加,不排除随着年龄增加,学生知识和态度增加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年到2014年,高二和高三年级学生反对歧视的报告率有降低趋势。因此,高中生艾滋病教育应该从低年级开始,并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薄弱环节设计干预重点。既往研究中提到,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也不尽如人意[19 – 20],这更加说明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男、女生当前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前三位相同,但是愿意获取途径有所不同,除学校和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这两个途径外,男生更愿意从同学和朋友处获得性知识,而女生更愿意从家长处获得性相关知识。大学生愿意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前3位为互联网、教师教课或医生宣传、电视或电影[21],说明无论是在哪个学段,学校教师授课都是最好的健康教育途径。同时,2014年从家长处获取途径在重点高中、普通高中、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学生愿意获取途径中也上升至前3位。说明除了学校、同学和朋友、电视广播杂志科普书刊这三个既往的主流途径外,学生对来自家长方面的性教育需求有所增加,这提示应该增加家长进行性教育的参与度,并可以在性教育中加入艾滋病的相关教育。既往研究也认为在青春期的早、中期进行艾滋病教育时应该加入家长的角色[22 – 24]。然而,有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从家长处获取的艾滋病知识是阻碍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因素[25],提示不同年龄段学生对家长需求不同,来自家长方面的性知识和艾滋病教育应该从早期青春期甚至青春期前开始。然而要看到,不同学校类型学生对家长的需求也有所不同,相比于从家长处获取性知识,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更愿意从医生处获取性知识。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针对北京市城区,没有包括远郊区,不能全面代表北京市的情况。此外,本研究中艾滋病知识的问题仅有1道题,与其他研究的艾滋病知识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总之,在今后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应该考虑当前艾滋病教育与知识态度的分离现象,未来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应该注重教育效果,以提高知识水平和培养正向态度为目标,结合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的短板和需求进行分层次的教育。例如在职业技术学校,由医生来提供艾滋病教育,并注重安全套使用的教育;在进行高一年级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同时,考虑家长的参与;在男生中开展更多的同伴教育,在女生中开展更多的家庭教育。
| [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 global research agenda for adolescents living with HIV Research for an AIDS free generation[EB/OL]. [2017.12.10].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8519/1/WHO-HIV-2017.33-eng.pdf?ua=1. |
| [2]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年12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17(2): 93. |
| [3]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6. |
| [4] | 顾晓敏, 姜海波, 史宏博, 等. 宁波市学生2004 — 2016年艾滋病感染情况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6): 948–949. |
| [5] | 农全兴, 岑平, 邓小芳, 等. 南宁市2010 — 2015年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及高危行为特征[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11): 1682–1684. |
| [6] | 彭中, 吴学庆, 刘芳, 等. 成都市大中学生2011 — 2015年艾滋病流行特征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6(10): 1526–1531. |
| [7] | Brener ND, Kann L, Kinchen SA, et al. Methodology of the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J].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Recommendations and Reports, 2004, 53(RR-12): 1–13. |
| [8] | YRBS Questionnaire Content 1991 – 2017[EB/OL]. [2017.12.10]. https://www.cdc.gov/healthyyouth/data/yrbs/pdf/2017/YRBS_questionnaire_content_1991-2017.pdf. |
| [9] | 陈晓滨, 程伟彬, 徐慧芳, 等. 广州市中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3): 361–363. |
| [10] | 多吉旺姆, 马玉桂, 孙剑, 等. 西藏2015年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与高危行为及感染情况分析[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17(10): 918–920. |
| [11] | 肖民扬, 卢冉, 宋丽军, 等. 云南省2015与2005年青少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J]. 中国学校卫生, 2016, 37(12): 1821–1823. |
| [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EB/OL]. [2017-12-10]. http://www.nhfpc.gov.cn/bgt/gwywj2/201702/eb847be7042a4e72ad661da455b2b704.shtml. |
| [13] | 纪安琼, 王儒芳, 奉雪东, 等. 成都市青羊区中学生艾滋病认知情况研究[J]. 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2017(9): 47–48. |
| [14] | 唐悦能, 李文峰. 中学生对艾滋病知识认知情况和行为意向的性别差异分析[J].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17, 30(1): 70–72. DOI:10.3969/j.issn.1004-4337.2017.01.033 |
| [15] | 丁亮蕾, 林鹏, 沈少君, 等. 广东省2007 — 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华南预防医学, 2017(1): 7–11. |
| [16] | Guo W, Wu Z, Schimmele CM, et al. Condom use at sexual debut among Chinese youth[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14, 46(2): 139–154. DOI:10.1017/S0021932013000400 |
| [17] | 葛琳, 崔岩, 李东民, 等. 青年学生2010 — 2015年艾滋病相关性行为连续横断面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11): 1611–1613. |
| [18] | 黄亚阳, 马迎华, 胡翼飞, 等. 我国15省大学生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及影响因素[J]. 首都公共卫生, 2017, 11(3): 99–102. |
| [19] | 黄晓光, 何继绥, 田春辉. 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2): 249–251. |
| [20] | 孔庆滨, 王云, 张晓璐, 等. 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及性行为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6, 32(9): 1252–1254. |
| [21] | 王香梅.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及需求情况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4): 674–677. |
| [22] | Nagamatsu M, Sato T, Nakagawa A, et al. HIV prevention through extended education encompassing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Japan[J].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 16(6): 350–362. DOI:10.1007/s12199-010-0205-7 |
| [23] | Edwards LL, Reis JS. A five step process for interactiv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bout HIV prevention: advice from parents living with HIV/AIDS[J]. Journal of HIV/AIDS and Social Services, 2014, 13(1): 59–78. DOI:10.1080/15381501.2013.775686 |
| [24] | Stanton B, Wang B, Deveaux L, et al.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a complementary parent intervention and prior exposure to a preadolescent program of HIV risk reduction for mid-adolesc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5, 105(3): 575–583. DOI:10.2105/AJPH.2014.302345 |
| [25] | 王怡欣, 马迎华, 张冰, 等. 中国部分省市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来源及知晓情况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5): 657–659. |
2018, Vol.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