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10年来，性传播逐渐取代血液传播成为国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报告病例的首要传播途径^[1]，单阳家庭配偶间传播是HIV经性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HIV单阳家庭一般指配偶中的一方为HIV抗体阳性，同时另一方为HIV抗体阴性的家庭，抗体阳性的一方被称为先证者^[2]，先证者的配偶称为阴性配偶。新疆作为全国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开展了大量性传播防治工作，但就HIV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HIV血清阳转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于2010年1月 — 2015年3月在新疆单阳家庭阴性配偶共1 162名中建立前瞻性研究队列，通过随访和观察，获取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率，了解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于2010年1月 — 2015年3月在新疆HIV疫情较为严重的阿克苏市、喀什市、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库车县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进行招募，纳入标准为（1）配偶或固定性伴HIV阳性，本人HIV抗体阴性；（2）能够并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来表示同意参加此研究；（3）能够并愿意提供足够的定位信息。排除标准（1）有明显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会妨碍进行知情同意；（2）离异或失访。

采用动态队列的方法进行研究，观察起始时间为2010年1月，终止时间为2015年3月。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研究对象进行基线调查，以获取阴性配偶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通过初筛检测排除HIV抗体阳性者；对纳入研究的阴性配偶每3个月进行1次定位随访，每6个月进行1次HIV抗体检测及危险行为调查，内容包括近6个月性行为情况，安全套使用情况等，如抗体检测为阳性则终止随访，只参与了基线调查的研究对象视为失访。于当地艾滋病防治综合信息系统获取先证者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感染途径及抗病毒治疗情况。

采集的阴性配偶血样在12 h内用常温专用提式运输箱运送至实验室，于送达后12 h内进行分离血浆，分装后粘帖标签置于 – 20 ℃冰箱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ELISA）方法对阴性配偶HIV抗体进行初筛，初筛阳性者使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WB）进行确证实验，所有样品（包括阳性样品和阴性样品）至少保存至调查结束后12个月。

对随访期间发生血清阳转的阴性配偶，以最后1次HIV抗体阴性检测时间与HIV抗体阳性检测时间的中位时间作为阳转时间计算观察人时；随访期间未发生血清阳转的阴性配偶则以第1次随访与最后1次随访的时间差计算观察人时。使用基于Access 2007自行开发的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利用Access 2007对数据库进行存储和管理。使用SPSS 19.0软件、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取 α = 0.05。

截至2015年3月，共招募1 249名研究对象，排除26名初筛阳性者，1 223名阴性配偶被纳入研究，期间失访61人（4.99 %），1 162人完成随访（95.01 %）；共观察2 496.23人年，平均观察时间为2.15年；随访期间42名阴性配偶发生血清阳转，血清阳转率（发病密度）为1.68/100人年，中位阳转时间为0.92年。

1 162名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平均年龄为（34.57 ± 7.79）岁，其中男性250例（21.51 %），女性912例（78.49 %）；民族分布以维吾尔族为主，为1 056例（90.88 %），其他民族106例（9.12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392例（33.75 %），初中529例（45.52 %），高中或中专195例（16.78 %），本科及以上46例（3.95 %）；月收入 < 1 000元974例（83.82 %），≥ 1 000元188例（16.18 %）。行为学方面，近6个月，性行为频次为 ≤ 2次/月561例（48.28 %），> 2次/月571例（49.14 %），拒答30例（2.58 %）；坚持使用安全套930例（80.03 %），未坚持使用安全套146例（12.57 %），拒答86例（7.40 %）；1 135例知晓HIV的传播途径（97.68 %）。先证者中，HIV感染途径为注射吸毒611例（52.58 %），异性传播421例（36.23 %），其他或不详130例（11.19 %）；959例（82.53 %）接受过抗病毒治疗，203例（17.47 %）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最近1次CD4 ⁺T淋巴细胞计数平均为（462.62 ± 277.36）个/μL。

表 1

表 1 2010年1月 — 2015年3月新疆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观察人 数（例） 阳转人 数（例） 观察时 间（年） 血清阳转 率（/100人年）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HR 95 % CI P值 aHR 95 % CI P值 性别 　男性 250 8 487.86 1.64 1.00 　女性 912 34 2 008.37 1.69 1.07 0.49～2.31 0.870 年龄（岁） 　≤ 35 653 31 1 492.50 2.08 1.00 1.00 　> 35 509 11 1 003.73 1.10 0.50 0.25～0.99 0.047 0.62 0.31～1.25 0.182 民族 　维吾尔族 1 056 41 2 292.21 1.79 1.00 　其他民族 106 1 204.02 0.49 0.27 0.36～1.93 0.190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392 20 847.96 2.36 1.00 　初中及以上 770 22 1 648.27 1.33 0.55 0.30～1.02 0.059 月收入情况（元） 　< 1 000 974 37 2 146.22 1.72 1.00 　≥ 1 000 188 5 350.01 1.43 0.77 0.30～1.96 0.585 近6个月性行为频次（次/月） 　≤ 2 561 11 1 190.01 0.92 1.00 1.00 　> 2 571 31 1 233.85 2.51 2.73 1.37～5.43 0.004 2.48 1.22～5.02 0.012 　拒答 30 0 72.37 0.00 0.00 0.977 0.00 0.970 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 　是 930 27 1 980.66 1.36 0.30 0.16～0.58 0.001 0.32 0.16～0.63 0.003 　否 146 14 317.55 4.41 1.00 1.00 　拒答 86 1 198.02 0.50 0.12 0.01～0.89 0.039 0.23 0.03～1.77 0.157 是否知晓HIV的传播途径 　是 1 135 38 2 450.01 1.55 0.19 0.07～0.52 0.001 0.20 0.07～0.60 0.004 　否 27 4 46.22 8.65 1.00 先证者感染途径 　注射吸毒 611 23 1 391.95 1.65 1.00 　异性传播 421 16 839.49 1.91 1.10 0.58～2.09 0.762 　其他/不详 130 3 264.79 1.13 0.68 0.20～2.25 0.521 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个/μL） 　< 200 153 11 326.18 3.37 2.56 1.22～5.38 0.013 2.88 1.37～6.08 0.006 　201～349 259 11 539.36 2.04 1.54 0.73～3.23 0.258 1.74 0.82～3.69 0.152 　≥ 350 647 19 1 447.69 1.31 1.00 1.00 　缺失 103 1 182.00 0.55 0.39 0.52～2.92 0.360 0.61 0.08～4.68 0.637 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 　是 958 35 2 106.50 1.66 0.96 0.43～2.16 0.920 　否 204 7 389.73 1.80 1.00

表 1 2010年1月 — 2015年3月新疆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以观察截止时间血清是否阳转为结局变量，阴性配偶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及行为学信息、先证者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感染途径和抗病毒治疗情况为自变量，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6个月性行为频次为 > 2次/月（ aHR = 2.48，95 % CI = 1.22～5.02，P = 0.012）、先证者最近1次CD⁺T淋巴细胞计数 < 200个/μL（ aHR = 2.88，95 % CI = 1.37～6.08，P = 0.006）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危险因素；坚持使用安全套（aHR = 0.32，95 % CI = 0.16～0.63，P = 0.003）、知晓HIV的传播途径（aHR = 0.20，95 % CI = 0.07～0.60，P = 0.004）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保护因素。

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HIV血清阳转率存在较大差异。本次研究显示，2010年1月 — 2015年3月，新疆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血清阳转率为1.68/100人年，低于柳州1996年1月 — 2013年6月的2.52/100人年^[3]；明显高于浙江2009 — 2013的0.36/1 000人年^[4]、驻马店市2006 — 2011年的0.63/100人年^[5]，总体来看，新疆单阳家庭阴性配偶HIV血清阳转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性行为频次越高，暴露于HIV的风险就越大，发病风险也会随之上升，Wawer等^[6]在乌干达的研究表明夫妻间每次性行为将HIV传播给阴性配偶的概率为8.2‰。本次研究表明，近6个月性行为频次为 > 2次/月的阴性配偶发生血清阳转的风险是 ≤ 2次/月的2.48倍（ aHR = 2.48，95 % CI = 1.22～5.02，P = 0.012），与朱琳等^[7]在驻马店市的研究结果相似。

坚持使用安全套是减少HIV经性传播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Hughes等^[8]在非洲的研究显示使用安全套可在单阳家庭中减少78 %的HIV传播风险，Mitchell等^[9]利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发现促进安全套的使用是预防HIV经性途径传播最具成本-效益的策略。本次研究表明，坚持使用安全套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保护因素（aHR = 0.32，95 % CI = 0.16～0.63，P = 0.003），提示了在单阳家庭中推广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意义。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知晓HIV的传播途径也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保护因素之一（aHR = 0.20，95 % CI = 0.07～0.60，P = 0.004），可能是由于知晓HIV传播途径的阴性配偶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强，从而潜在降低了自身感染HIV的风险。

国外研究表明抗病毒治疗可降低单阳家庭96 %的HIV传播风险^[10]；Jia等^[11]的研究显示，国内这一保护比例相对较低，对于先证者感染途径为注射吸毒的单阳家庭，先证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对阴性配偶HIV血清阳转的预防效果可能相对较差。本研究未发现抗病毒治疗对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保护作用，可能是由于近年当地绝大多数的单阳家庭都被纳入抗病毒治疗，导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组人数较少，从而产生了一定的偏倚；也有可能是本研究中先证者服药依从性较差所致。抗病毒治疗对新疆单阳家庭阴性配偶血清阳转的影响仍需在更大范围进行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显示先证者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 < 200个/μL是单阳家庭阴性配偶HIV血清阳转的危险因素（ aHR = 2.88，95 % CI = 1.37～6.08，P = 0.006），与李洁等^[12]取得的结果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通常与病毒载量呈负相关^[13]，较低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病毒载量，从而使得HIV的传播风险增加。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性行为情况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敏感问题由研究对象自我报告，CD4⁺T淋巴细胞计数资料缺失较多，可能存在信息偏倚；其次，队列数据库中先证者信息未能与抗病毒治疗库关联，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的结果对当地针对单阳家庭采取高危行为干预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