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预言，信息是通往健康的必由之路^[1]，信息与健康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医疗改革成功的关键^[2]。健康开始更多的取决于个体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关注度与对健康信息的获取与应用，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医疗的干预。相关研究显示，高质量的信息对健康是必不可少的^[3]；健康信息的获取、判断及应用有助于人们预防疾病、早期发现及治疗疾病，能够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已经成为大多数人获取医疗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也使得公众可获得的健康信息出现可读性差、来源可靠性模糊等问题^[4]，同时健康服务体系的日益复杂和专业，使得人们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去评价健康信息质量、理解和应用健康信息^{[5 – 6]}。因此，是否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成为人们能否正确获取、判断和利用健康信息的重要相关因素。

健康信息素养（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HIL）作为公众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以及利用健康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基本能力，其概念于2003年由美国医学图书馆学会（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首次提出。内涵主要包括认识到健康信息的需求、利用可能的信息源获取所需的健康信息、判断评价健康信息的质量及适用性，最后应用信息作出健康决策，即改变自己健康状态的一系列能力^{[7 – 8]}。简单来讲，健康信息素养的内涵可以从需求意识、获取能力、评价能力及利用能力四个方面来描述^[9]，这是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两个概念的融合，健康素养的能力层面，即健康信息素养^[6]。

相比于不关注或不能获取健康信息、或无法评价健康信息的人群而言，一个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人，意味着其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健康信息以及促进健康的相关服务，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减少可能的健康危险因素^[10]。当公众对健康信息有足够关注度时，会自然而然的将其获取的信息与自身健康相联系，会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同时会获得更多的疾病防治和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换言之，拥有更多健康信息、具备更高评价及运用健康信息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医疗保健活动中更积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当公众没有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意识或缺乏评价及应用能力时，则可能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这将影响病人的安全、医疗质量和健康结果^{[11 – 12]}。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健康信息素养的提高可以改变个人的健康状态^[13]，对于降低居民医疗费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评估是研究和提高健康信息素养的前提，通过对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全面而准确的评估，有助于发现公众在健康信息素养方面的短板，作出合理的改善策略。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评价需要与其内涵相一致，需要全面评价健康信息需求意识、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健康信息评价能力以及健康信息利用能力。

国内对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评价健康信息素养的工具还不够全面准确，在评价健康信息素养时多凭借其它涉及到HIL部分内容的量表进行测评，行业尚无公认的专门用于健康信息素养的评测量表。在2012年的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监测中首次对健康信息素养进行评估，第一次单独从健康信息素养的维度进行调查和分析^[2]。此次评估主要通过考查居民获得医药卫生信息、处理媒体健康信息、理解药品说明书、理解医学科普文章等方面的能力来评估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王刚^[14]在2012年全国健康素养问卷中关于HIL题目的基础上，通过使用阿莫西林药品说明书和BMI使用说明书来考查居民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聂雪琼^[15]则利用了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公众糖尿病防治素养调查问卷》中设置的《健康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对中国6个省份城乡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进行调查。利用其他量表中的条目来评价健康信息素养，这是目前国内学者评价健康信息素养的常用方式，也是导致评价不准确、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鉴于评价健康信息素养的量表条目少、不全面，且多停滞在对健康信息素养内涵某一方面的研究，王辅之^[13]根据MLA提出的健康信息素养理论，融合信息素养的理论，同时参考国内外文献，从健康信息意识（health information cognition, HIC）、健康信息获取（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HIS）、健康信息评价（health information evaluation, HIE）、健康信息应用（health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HIA）和健康信息道德（health information morality, HIM）5个方面来描述，最终形成了包含29个条目的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均较优化，主要采用自评方式来考查个体的自我感受，所以在评价的过程中容易受到评价对象主观因素的影响。

随着对健康信息素养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HIL水平的高低对国民健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渐开始有学者关注到对某一具有特异性的群体的健康信息素养评价体系。欧光忠^[16]应用德尔菲法构建了适用于糖尿病患者的HIL评价量表，其评估内容对糖尿病更具特异性，更有益于开展糖尿病患者教育综合评价。但是国内这类的研究较少，研究浅显，还没有形成较权威的评价量表。

2012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较低，全国水平为18.16 %，同时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平分别为21.42 %、18.54 %和13.11 %。2016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全国水平为19.13 %^[32]。王刚^[14]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两种说明书信息获取和理解程度均较低。罗爱静^[17]和罗丹^[18]使用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分别对长沙6个社区年龄 > 60岁的居民和安徽农村社区45～60岁的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做了调查，评估结果最高分均低于75分，低于60分的人群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88.7 %和83.62 %。我国目前健康信息素养总体上来讲是偏低的，但是由于不同的量表对健康信息素养内涵的把握不同，在评估方式、项目设置、评价标准等方面上有较大的出入，因此在调查各个地区HIL水平高低的结果上没有可比较性，这也是目前国内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研究的最大障碍。

国外有关健康信息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早，HIL相关研究的文献最早发表于1992年，HIL的内涵和促进策略于2003年由美国首先提出，其后以HIL的内涵为基础，学者们针对HIL的理论、评价工具、关系模型及实践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截止2015年12月6日美国发表相关论文最多，有2007篇，占文献总量的52.9 %^[19]。

国外学者对健康信息素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用不同的方式衡量了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标准化的测试来评估HIL^[20]。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健康信息素养的某个方面入手，没有对健康信息素养内涵进行全方位评价。医学成年健康素养快速估计（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 REALIM）和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 TOFHLA）是临床用于评估健康素养最常用的两个评价方法，但是REALM更侧重于临床快速评估，个人通过阅读获取简单信息的能力只能反映片面的素养水平^[21]；而TOFHIA则评价的是功能性健康素养^{[22 – 23]}。两者都不能反映真实的HIL水平。评价工具必须全面的评估其内涵的几个方面，才能准确的反映个体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Ivanitskaya^[8]在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开发Research Readiness Self-Assessment（RRSA）来评估大学生网络信息搜索能力、健康相关信息评价能力、对剽窃虚假信息的认识以及对获取信息能力的自我评价。Eriksson-Backa^{[24 – 25]}通过询问健康相关信息的需求、信息源的使用、信息质量的评估以及健康信息的理解等方面评价了芬兰65～79岁老年人的日常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更多的关于健康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只侧重于其内涵的某一个方面，Baker^[22]通过评估患者阅读和理解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常用材料如处方和治疗单的能力来评价个体获取健康相关知识的能力。Apolinario^[26]通过与患者讨论疾病相关信息，评价其语言沟通表达是否顺畅衡量个体对健康信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些研究虽然不能准确全面的描述HIL的高低，但是也能够依据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在健康信息素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对应的促进策略。

国外学者在研究HIL评价方法和工具时常常限定特定的人群或者特定的疾病。Margolis^[27]为评价糖尿病患者的HIL提出了特异性的评价内容。Manganello^[28]在探索HIL评价方法时考虑到特定人群具有差异性这一点，他认为青少年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青少年更应该具备足够的健康知识和评价应用知识的能力，他描述了影响青少年HIL的关系框架，为研究青少年HIL的评价体系起到了指导作用。

国外在HIL评价方法的研究中存在与国内相同的问题，即评价不全面，局限于健康信息素养内涵的一个方面。国内外学者也都注意到在评价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的HIL时具有特异性。但是，国外对健康信息素养的评价方式相较于国内更加的多样化。国内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交谈等方式，国外则更加灵活。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个体生活方式与互联网的关系日益密切，从互联网的角度考虑个体获取、理解、应用健康信息的能力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Donelle^[29]通过分析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在线健康论坛上退休老年人的交流内容，从涉及癌症护理、治疗、预防的内容中分析出资料申请、信息提供和信息共享的会话分布情况，以此来描述退休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和应用。网络问卷调查、网络健康服务平台、电子档案、健康信息资源网站等将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主要方式。个体利用网络获取健康信息能力、对网络资源的识别能力、利用网络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等都应该被纳入评价HIL的评估范围。

健康信息素养的内涵包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意识、获取能力、评价能力和利用能力4个方面。凡是能够影响内涵任意一方面的因素都会使个体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受到影响。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这类因素是从个体获取、评价和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的角度来影响的HIL水平^[30]。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收入越少，个体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就越单一、对健康信息的判断力就越弱、越不能理解健康信息所要传达的内容，进而个体对健康信息的应用就会受到影响，也不能据此做出合理的健康决策。而个体或其家属的健康状态这一因素则是从个体对健康信息需求的角度影响HIL水平，Donelle^[29]发现癌症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癌症相关信息的需求更强烈。这类人群会有意识有目的的去获取相关疾病的治疗护理和预防保健知识。为了更好的参与到治疗和护理的过程中，他们更趋向于寻求他人或者网络信息等多方面信息源来判断所获取的健康信息正确与否，因而具有较高的健康信息素养。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证明个体的认知水平对HIL水平也有直接的影响^[26]。

健康信息素养理念的形成是为了通过有效信息的传递、理解和应用，加强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让人们更好的参与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护理中，最终提高人们自我健康管理及自我护理的能力。这有利于缓解医患矛盾，提高卫生资源利用率，改善国民的健康水平^[31]。国外研究起步早，已形成多种临床适用的健康信息素养评价工具。我国除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编制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目前还没有影响力较大、全面、专门用于HIL的评价工具，这严重制约了健康信息素养研究的开展。因此，为了更准确的了解国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把握研究方向，研发与信息时代特点相适应的、适合中国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评价工具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