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自杀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中 ≥ 60岁老年人群平均自杀率达58.12/10万，高出平均水平8.64倍^[1]，部分中国老年人正面临严重的幸福感危机。在步入老年后，伴随着身体状况和经济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交往的减少，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也日渐下降，来自子女、邻居、亲戚朋友等的社会支持成为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强^{[2 – 4]}。为探讨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老年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改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实现积极、健康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于2016年4 — 6月采用配额方便抽样方法在辽宁省沈阳、大连、锦州、盘锦、抚顺、本溪、铁岭7个城市社区抽取978名在该地区居住满1年的 ≥ 60岁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增加辅助变量进行完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配额方便抽样方法，在辽宁省辽东（抚顺、本溪、丹东），辽南（大连、营口），辽西（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盘锦），辽北（铁岭），辽中（沈阳、鞍山、辽阳）5个区位14个城市抽取抚顺、本溪、大连、锦州、盘锦、铁岭、沈阳7个城市社区中在该地区居住满1年的 ≥ 60岁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13份，回收有效问卷97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54 %。其中，男性427人（43.7 %），女性551人（56.3 %）；年龄60～69岁490人（50.1 %），70～79岁324人（33.1 %），≥80岁164人（16.8 %）。

（1）躯体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5]：包括“吃饭”、“大小便控制”、“在屋里走动”、“上厕所”、“穿衣服”、“洗澡”共6个条目。受访者根据实际情况对独立完成能力进行1～3级评分，1、2、3分分别代表“完全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帮助”、“不需要任何帮助”，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越强，躯体越健康。（2）自编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包括“您觉得孤单”、“您觉得许多事力不从心”、“最近1个月您情绪低落”、“您觉得精神头儿不足”共4个条目。每个条目由受访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或自身感受进行1～5级评分，1、2、3、4、5分分别代表“总是”、“经常”、“偶尔”、“很少”、“从不”，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3）自编老年人社会支持状况量表：包括“如果您生病了，子女就会照顾您”、“只要您需要，子女就会尽力给您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您所在社区能够提供一些生活照顾、休闲娱乐活动等养老服务”、“您与亲戚、朋友来往密切”、“您与邻居来往密切”、“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有人能够听您诉说”共6个条目。每个条目由受访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或自身感受进行1～5级评分，1、2、3、4、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4）自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现在是您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和同龄人相比，您算是最幸福的”、“总的来说，您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共3个条目。每个条目由受访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或自身感受进行1～5级评分，1、2、3、4、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不一定”、“赞同”、“非常赞同”，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所有调查问卷均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调查，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如实记录。

应用SPSS 18.0和Mplus 7.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通过建立多重中介模型分析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总中介效应及对比中介效应。同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增加辅助变量的方法进行完整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检验。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支持与老年人身心健康^{[6 – 8]}、老年人身心健康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9 – 10]}，尚未有研究阐述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健康状况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图1）。采用多维度的测量方法将健康分为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测量维度纳入模型，以探究2者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辨析其作用差异，为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图 1

注：H1：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正向作用（c'）；H2：躯体健康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有中介作用（a1b1）；H3：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有中介作用（a2b2）。 图 1 假设的理论模型

老年人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平均分分别为（2.96 ± 0.18）和（3.65 ± 0.84）分，社会支持平均分为（3.31 ± 0.84）分，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为（3.84 ± 1.00）分。

图2所示中介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均P < 0.05）。其中，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正向效应值为0.574，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1（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正向作用）。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对多重中介模型的拟合度进行的检验结果显示，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45、比较拟合指数为0.920、不规范拟合指数为0.907、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为0.050，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理想水平，模型拟合较好。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a ₁b₁（社会支持→躯体健康→主观幸福感）、a₂b₂（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a₁b₁ + a₂b₂、a₁b₁ – a ₂b₂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03～0.020）、（0.121～0.353）、（0.132～0.365）、（– 0.532～– 0.129）（均P < 0.05），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2（躯体健康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有中介作用）和H3（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有中介作用）。此外，对比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为负（– 0.347），即a ₁b₁ < a ₂b₂，可见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中介变量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心理健康较躯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强。多重中介模型的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直接效应（c'）的原始估计值为0.882，标准化估计值为0.574；中介效应（a₁b₁ + a₂b₂）的原始估计值为0.382，标准化估计值为0.249；总效应（c）的原始估计值为1.264，标准化估计值为0.8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P_M） = （a₁b₁ + a₂b₂）/c = 0.382/1.264或0.249/0.822 = 0.3 %，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 %，表明社会支持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有30 %是通过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2个变量所起的作用。

图 2

注：模型中各数值均为标准化值；a P < 0.05。 图 2 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老年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多重中介模型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直接正向影响（c' = 0.574，P < 0.05），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2 – 4]}；同时也表明社会支持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未全部被中介效应解释，因而这是一个部分中介效应。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特定路径中介效应（a₁b₁、a₂b₂）、总中介效应（a₁b₁ + a₂b₂）、对比中介效应（a₁b₁ – a ₂b₂）置信区间分别为（0.003～0.020）、（0.121～0.353）、（0.132～0.365）、（– 0.532～– 0.129）（均P < 0.05），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P _M）为30 %。表明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总的中介效应、对比中介效应均显著，效果量为30 %，即社会支持作用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有30 %是通过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2个变量所起的作用。当老年人获得更多的来自于家庭或其他群体的帮助、照料与关心等社会支持时，会由此产生更多的安全感、自我满足感、愉悦感等，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而有益于健康^[11]，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同时，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状况，良好的心理健康也将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12]。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心理健康较躯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强（a₁b₁ – a ₂b₂ = – 0.347），即心理健康较躯体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中介变量理论更有意义。

综上所述，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增强社会支持、改善身心健康两方面着手，而提升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为此，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子女要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多与老年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疏导不良情绪^[13]。此外，还应以社区为中心扩展及强化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才队伍为老年群体，尤其是空巢、失独、丧偶、失能老年人等提供心理疏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服务，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提升其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