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4
中国学生视力不良平均发生率 > 60 %，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并呈现上升和低龄化趋势 [1 – 3]。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地区小学生视力不良平均发生率 > 25 %，其中 > 80 %的视力问题未得到矫正 [2]。未矫正的视力问题会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水平，对其未来发展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4 – 5]。尽管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配戴眼镜得到安全有效的矫正，但农村小学生戴镜率仅有15 %[6]。本研究以2012与2016年2期西部农村387所农村小学35 232名学生为对象，对5年来农村学生的视力状况和配镜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为农村地区小学视力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本文数据来源于陕西师范和中国科学院在甘肃和陕西2省合作开展的农村视力保护项目。2012年，选取甘肃省7个县、陕西省11个县，在每个县的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所小学作为样本学校，共选取甘肃省120所农村小学及陕西省132所农村小学，每所学校的四和五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作为样本班级，合计调查人数为20 594人，有效人数为19 902人，有效率96.6 %。其中，男生占52.1 %（10 370/19 902），女生占47.9 %（9 532/19 902）；四年级学生占49.4 %（9 821/19 902），五年级学生占50.6 %（10 081/19 902）；年龄为9～12岁，平均（10.50 ± 0.97）岁。2016年，选取甘肃省1个县和陕西省5个县，共选取123所农村小学，调查人数为15 348人，有效人数为15 330人，有效率为99.9 %。其中，男生占51.3 %（7 871/15 330），女生占48.2 %（7 381/15 330）；四年级学生占50.5 %（7 736/15 330），五年级学生占49.5 %（7 594/15 330）；学生年龄为9～16岁，平均（10.55 ± 0.86）岁。
1.2 方法学生个人基本信息收集采用标准化调查问卷。问卷信息包括学生的性别、年龄、年级、是否住校、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等情况。学生的配镜信息（是否有眼镜？1 = 有，0 = 没有）来自问卷调查中的学生自我报告结果。学生视力筛查采用国际通用的ETDRS（Early Treatment Diabetic Retinopathy Study）视力表，ETDRS视力表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化视力测量工具[7]。视力表置于4 m处，对学生双眼视力进行检测，每个筛查组由1名护士和1名助理组成，所有筛查组成员均按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筛查标准进行严格培训。根据ETDRS视力表筛查的结果，将单眼的裸眼视力均 > 0.5定义为视力正常，任一只眼视力 ≤ 0.5定义为视力不良；根据视力不良程度进一步细分为轻度视力不良（0.25 ≤ 视力 ≤ 0.5），中度视力不良（在0.12 ≤ 视力 < 0.25之间），重度视力不良（视力 < 0.12） [8 – 9]。
1.3 统计分析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应用Stata 14.1软件进行 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用于分析农村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和配镜率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学生群体的分布特征，采用 χ2检验差异的统计学意义。实证分析主要用于分析农村小学生视力不良和配镜的影响因素，因结果变量（是否视力不良和是否配镜）为二分变量，故采用非条件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年份农村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与配镜率（表1）2012年和2016年视力不良的学生中，轻度视力不良的学生占比最高，依次为中度、高度视力不良的学生。2016年视力不良率比2012年升高2.6 %（P = 0.000），轻度视力不良学生占比比2012年高3.3 %（P = 0.000）。2012年与2016年视力不良的学生中，配镜率平均不到20 %，戴镜率随视力不良程度加深而有所提高，但整体上农村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仍然非常低。相较2012年，2016年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提高2.5 %（P = 0.000），轻度及中度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比2012年均有所上升（P = 0.000），重度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与2012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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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年与2016年农村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与配镜率 |
2.2 不同特征学生视力不良率比较（表2）
2012年视力不良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高4 %（P = 0.000）；5年级学生比4年级高6 %（P = 0.000）；住校生比不住校学生高6.1 %（P = 0.000）；陕西省高于甘肃省（P = 0.000）；父亲或母亲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显著较高（P = 0.000）；父亲或母亲在家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外出的学生（P = 0.005、P = 0.000）。2016年视力不良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高4.4 %（P = 0.000），这一比例比2012年升高了2.8 %；5年级比4年级高6.7 %（P = 0.000），比2012年升高了3 %；住校生比不住校生低4.9 %（P = 0.000），比2012年下降5 %；陕西省低于甘肃省（P = 0.000）；父亲或母亲在家的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父亲或母亲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均显著较高（P = 0.000、P = 0.016），且2016年发生率高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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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2年和2016年不同特征学生视力不良率分布 |
2.3 不同特征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比较（表3）
2012年，5年级配镜率比4年级高4.4 %（P = 0.000）；非住校生比住校生高0.6 %（P = 0.042）；2012年母亲在家的学生配镜率比母亲不在家学生高2.2 %（P = 0.000）；父亲、母亲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学生配镜率较高（P = 0.000）；陕西省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高于甘肃省（P = 0.000）。2016年，5年级学生的配镜率比4年级高4.7 %（P = 0.000），这一比例比2012年升高了3.7 %；非住校生的配镜率比住校生高4 %（P = 0.000），比2012年升高了4.3 %；母亲在家的学生配镜率比母亲不在家学生高3.9 %（P = 0.002），比2012年升高了4.2 %；父亲、母亲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学生配镜率较高（P = 0.000）；2016年陕西省和甘肃省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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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年和2016年不同特征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分布 |
2.4 不同年份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影响因素分析 2.4.1 2012年西部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表4）
以是否视力不良为因变量（是 = 1，否 = 0），选取性别、年级、是否住校、父母文化程度是否在初中及以上、父母是否在家、省份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生、5年级、非住校、母亲在家、父母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的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更高，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同时，陕西省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病率高于甘肃省（ P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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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2年西部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 |
2.4.2 2016年西部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表5）
2016年结果显示，女生、5年级、非住校、父母文化初中及以上的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更高，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于2012年，母亲在家对孩子是否视力不良没有影响，陕西省的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病率低于甘肃省（ P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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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年西部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影响因素logistic动态分析 |
2.5 不同年份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影响因素分析 2.5.1 2012年西部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表6）
以是否配镜为因变量（是 = 1，否 = 0），以性别、年级、是否住校、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省份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2012年结果显示，5年级、父亲或母亲文化初中及以上及陕西的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更高，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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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2年西部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影响因素logistic动态分析 |
2.5.2 2016年西部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表7）
2016年结果显示，5年级、住校、母亲在家、父亲或母亲文化初中及以上的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更高，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母亲在家的学生配镜率高1.33倍（ OR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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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6年西部农村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影响因素logistic动态分析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视力不良发生率以及配镜率均显著增高。与2012年相比，2016年西部农村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增高了约2.6 %，其中轻度视力不良的学生比例增高（P = 0.000），该变化趋势与许凤鸣等[10]对我国学生视力不良变化的研究一致。2016年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为17.5 %，较2012年增高了约2.5 %，其中轻度和中度视力不良的配镜率有提高（P = 0.000），这表明学生在视力不良早期开始进行视力矫正的意识有所提升。随着学生升入初中学段，视力不良的程度显著加深，这与国内外的研究预测趋势相一致[10 – 12]。此外，随着视力不良程度的加深，配镜率也有所提升。虽然2016年配镜率高于2012年，但增长幅度较小，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仍然很低，重度视力不良的学生也仅有44.4 %学生配了眼镜。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5年级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及配镜率均显著较高。可能原因在于年级越高学生近距离用眼时间更长，使得视力不良发生率更高[13]。与此同时，视力要求也更高，进而配镜的可能性相对更高。父亲或母亲文化是否初中及以上也是影响孩子视力不良发生率和戴镜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督促子女学习的时间更长，子女平均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导致视力不良发生率增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更容易接受正确的信息为子女及早矫正视力问题，因此使得子女的视力不良发生率和戴镜率都显著较高。住校是影响视力不良发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非住校生视力不良比例显著更高（P = 0.000），该结果的可能是2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学校住宿条件的改善、住校生作息规律、使用电子设备时间较少。同时，非住校生放学后自由时间较多，家长疏于监管，学生们可能会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而电子设备的长时间使用会对学生视力产生负面影响[13 – 14]。此外，女生视力不良发生率高于男生，这反映了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但配镜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良好的视力对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而良好的视觉健康状况则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15]。本文通过利用西部农村地区学生重复截面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西部农村地区视力问题的变化及其相关因素，现有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本文无法回答2个时期视力问题产生的原因、变化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干预方案。未来可关注以下3方面：（1）农村学生视力不良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突破现有描述性分析方法，深入探索贫困地区学生视力问题的影响因素，并就农村问题的特殊性及视力保护工作探寻有效方案，例如学校年度例行的视力检查的规范开展。（2）目前，农村地区的戴镜率仍然很低，对于农村视力健康卫生服务低需求原因的探索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视力健康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分别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为设计缓解农村近视学生低戴镜率问题有效方案提供理论基础。（3）造成上述两方面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基本视力健康知识，设计有效的干预方案解决农村视力保护领域信息不对称问题，如眼健康知识讲座等，可将视力保护宣传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一部分，加强宣传，向学生、家长及老师传播视力防护及视力矫正的正确知识，并通过随机干预实验精确度量这种信息干预方案等有效性和作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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