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比较严重的国家[1 – 2],目前针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院内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上[3 – 4],但是,抗生素真正的使用者是公众。要实现抗生素的全社会的合理使用,不仅仅需要政府、医疗机构的努力,更需要普通公众的理解和配合。为此,本研究于2016年9 — 12月,在浙江省杭州市抽取460名 ≥ 18周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对合理使用抗生素知识的掌握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态度,并就知识、态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为政府及医疗机构对公众展开更好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根据横断面调查样本量的规定,按有关公式计算n = 400 × 1-P/P(P为抗生素使用率,P = 47 %[5])。加上考虑问卷的回收率及有效率,本次需要随机抽样460份样本。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按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抽取江干区、上城区、萧山市3个区市,每个区内随机抽取1个乡镇和街道,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 ≥ 18周岁有自主行为能力的常住居民(在该地区居住 ≥ 6个月的称之为常住居民)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60份,回收4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3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77 %。
1.2 方法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包括2个部分。(1)一般人口学资料:自行设计。主要包括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及职业等。(2)抗生素使用知识及态度:由韩国Kim[6]教授设计。其中抗生素使用知识包括17个条目(抗生素能否杀死细菌或病毒,抗生素的耐药性含义及长期使用抗生素是否会导致细菌耐药,咳嗽和感冒是否由病毒引起,抗生素是否越新、越贵,效果越好,抗生素有无副作用等)。每题1分,答对加1分,答错不加分。答对9题以下为知识不足,答对9题以上为知识充足。抗生素使用态度包括7个条目(主要包括是否同意使用抗生素能够更快治愈感冒,如果感冒,用抗生素来预防症状恶化,感冒时使用以前剩下的抗生素,症状好转时停止使用抗生素等)。每题1分,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答对 ≥ 4道题目态度为好,< 4道为差[6]。问卷调查由研究生完成,调查之前进行严格培训,统一标准,并征得被调查者同意,由被调查者自行完成。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类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连续性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利用χ2检验分析社会人口学资料与公众抗生素使用的知识、态度间的相关性;并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法分析抗生素使用知识、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438名居民中,男性233人(53.2 %),女性205人(46.8 %);年龄18~70岁,其中18~39岁348人(79.5 %),40~59岁55人(12.6 %),≥ 60岁35人(7.9 %),平均年龄(34.13 ± 5.23)岁;学历初中及以下73人(16.7 %),高中/中专100人(22.8 %),大专55人(12.6 %),本科及以上210人(47.9 %);平均家庭月收入 < 2 000元71人(16.2 %),2 000~10 000元300人(68.5 %),> 10 000元67人(15.3 %);非医学工作者236人(53.9 %),医药卫生技术人员65人(14.8 %),无工作者(学生)137人(31.1 %);未婚225人(51.4 %),已婚200人(45.7 %),丧偶及离异等13人(3.0 %);城镇户籍218人(49.7 %),农业户籍220人(50.3 %)。
2.2 抗生素使用认知分析 2.2.1 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表1)被调查居民关于抗生素使用的知识平均分为(9.60 ± 3.39)分;超过75 %的公众对“皮肤表面和肠胃中的正常菌群一般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和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有危害有较清晰的认识,但仅有19.4 %的被调查居民能正确回答“抗生素能够杀死细菌问题”,在细菌耐药性的理解上,正确回答“抗生素耐药性能够在细菌之间传播”、“抗生素耐药性指的是抗生素无法杀死细菌”的分别是34.9 %、43.4 %。
| 表 1 抗生素使用知识问卷回答正确情况 |
2.2.2 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单因素分析(表2)
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及职业的被调查者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18~39岁居民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最高,其知识充足占72.4 %,明显高于60岁及以上被调查者的25.7 %(P < 0.01);本科及以上被调查者知识充足者占82.4 %,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的28.8 %( P < 0.01);医药卫生技术人员的知识充足占92.3 %,远远高于非医学工作者的48.7 %( P < 0.01)。
| 表 2 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
2.2.3 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多因素分析(表3)
以抗生素使用的知识为因变量(知识不足 = 0,知识充足 = 1),将年龄、收入、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社会人口资料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公众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相对 ≥ 60岁而言,年龄为18~39岁的被调查居民(95 % CI = 1.127~6.981)抗生素正确认知是其2.805倍(P < 0.05);本科及以上被调查居民的抗生素的正确认知是初中及以下的4.155倍( P < 0.01)。
| 表 3 抗生素使用知识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
2.3 抗生素使用态度分析 2.3.1 抗生素使用态度情况描述(表4)
被调查居民对抗生素使用的态度平均分为(3.80 ± 1.73)分。其中,38.4 %(168/438)的居民会要求使用抗生素治疗感冒,34.2 %(150/438)被调查居民有在未先咨询医生时使用以前未使用完的抗生素处方。
| 表 4 抗生素使用态度回答正确情况 |
2.3.2 抗生素使用态度的单因素分析(表5)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的居民使用抗生素态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女性抗生素使用态度好的占60.5 %,高于男性的51.1 %( P < 0.05);≥ 60岁被调查居民的抗生素使用态度差的占85.7 %,远高于18~39岁组的37.4 %( P < 0.01);文化程度越高,抗生素使用态度越好;此外,抗生素使用知识充足的被调查居民其抗生素使用态度好占63.1 %,高于知识不足的41.7 %( P < 0.01)。
| 表 5 抗生素使用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
2.4 抗生素使用态度的多因素分析(表6)
以使用抗生素的态度为因变量(差 = 0,好 = 1),将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公众掌握抗生素使用知识得分等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态度受年龄、职业及知识分数的影响,其中18~39岁年龄组被调查居民的抗生素使用态度好,是 ≥ 60岁年龄组的4.13倍(P < 0.05),抗生素使用知识分数高的被调查居民其抗生素使用态度越好( OR = 1.156,P < 0.01)。
| 表 6 抗生素使用态度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2/3以上被调查居民知道绝大多数的感冒和咳嗽是由病毒引起的。然而,其对合理使用抗生素、抗生素耐药性和抗生素耐药细菌的认知水平比较低。仅有27.6 %的被调查者不同意“抗生素对大多数喉咙痛有效果”,23.7 %的被调查者能正确回答使用抗生素治疗咳嗽和感冒的问题,与韩国Kim教授[6]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低于英国学者McNulty等[7]的研究结果,也低于王刚等[8]的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年龄越大,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越低,年龄为18~39岁被调查居民的抗生素正确认知是 ≥ 60岁的2.805倍(P < 0.05);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调查者的抗生素的正确认知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4.155倍( P < 0.01),这与韩国 [6]和中国长沙市[9]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表明被调查居民中抗生素的使用态度基本上还是比较明朗的。61.6 %的受访者表示在感冒时,不会选择抗生素来预防疾病的恶化,65.8 %的受访者表示不会选择使用上次剩余的抗生素。但65.5 %的受访者表示对感冒药中哪些是抗生素类药物并不是很清楚,另外,53 %的受访者依然会在症状好转时停止使用抗生素。而在韩国的研究中,77 %的受访者称“他们当感觉好点时,他们将停止服用一个疗程的抗生素”[6],在中国香港这一比例为58 %[10],在英国这一比例仅为13 %[7]。本研究发现高抗生素使用的知识分数、年龄轻、医务工作者是合理使用抗生素态度的有利因素,与韩国的研究[6]相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女性抗生素使用的态度要好于男性,这一现象很少在国外的研究中发现,与国内龙沼等[11 – 12]研究有类似之处。
综上所述,被调查居民对抗生素的使用存在误解,尤其是在合理使用抗生素、抗生素耐药性及细菌耐药性的认知水平较低,高龄者、低学历者、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低者其抗生素使用态度水平也差。建议国家层面可开展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或者采取社区干预措施。如在居民就诊过程中通过医生、药剂人员去宣传,同时在网络时代,可以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13],以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海报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滥用抗生素的危害,逐渐养成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习惯。
| [1] | 胡燕, 白继庚, 胡先明, 等. 我国抗生素滥用现状、原因及对策探讨[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3, 30(2): 128–130. |
| [2] | 袁经松, 方菁. 我国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监测的研究进展[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15(4): 605–608. |
| [3] | 王西亚. 基层医院抗生素不合理应用原因分析及对策[J]. 北方药学, 2015(1): 119–120. |
| [4] | 牛金虎. 医院抗生素滥用原因分析及对策[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6, 11(8): 19–21. DOI:10.12010/j.issn.1673-5846.2016.08.005 |
| [5] | 李芙蓉, 熊传龙, 蔡剑, 等. 北京市居民抗生素使用情况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 2008, 35(6): 1199–1121. |
| [6] | Kim SS, Moon S, Kim EJ. Publ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antibiotic use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Nursing, 2011, 41(6): 742–749. DOI:10.4040/jkan.2011.41.6.742 |
| [7] | McNulty CAM, Boyle P, Nichols T, et al.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 and compliance with antibiotics[J].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2007, 60(Supplement 1): i63–68. |
| [8] | 王刚, 高皓宇, 范艳君, 等. 天津20~69岁社区居民抗生素知识和行为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3): 407–411. DOI:10.11847/zgggws2017-33-03-17 |
| [9] | 王井霞, 黄重梅, 李仲菊, 等. 长沙市家长儿童上呼吸道感染抗生素使用知识与行为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3): 415–418. DOI:10.11847/zgggws2017-33-03-19 |
| [10] | You JHS, Yau B, Choi KC, et al. Public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on antibiotic use: a telephone survey in Hong Kong[J]. Infection, 2008, 36: 153–157. DOI:10.1007/s15010-007-7214-5 |
| [11] | 龙沼, 黄世梧. 对346名城市居民和342名村民抗生素认知的调查分析[J]. 中国卫生产业, 医学检验, 2012: 85–87. |
| [12] | 任征, 杨伟东, 黄颖, 等. 青年人群抗生素知识掌握和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2(15): 2909–2914. |
| [13] | 丁李路, 孙维帅, 李越, 等. 农村儿童家长抗生素认知态度与使用行为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9): 1109–1112. DOI:10.11847/zgggws2015-31-09-01 |
2018, Vol.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