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酸是体内嘌呤代谢的产物,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是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或者排泄减少所致的代谢性疾病。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行为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使得HUA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代谢性疾病[1]。研究表明膳食因素对体内尿酸水平有明显影响,马巧兰等[2]研究表明豆类、鱼虾类、奶类、汤类、坚果类食物、饮酒、甜食是HUA的危险因素;关宝生等[3]研究表明饮酒、饮食、喝咖啡与HUA和痛风的发病有关。这些膳食因素对HUA影响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对单一食品与血清尿酸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膳食模式调查可以反映出多食品组合,可研究整体的膳食结构,较单一食品能更好地研究饮食与疾病的关系。为了解福建省成年居民膳食模式和其他因素与HUA患病的关系,为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15年10 ― 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福建省9个设区市10个县(市、区)抽取2 666名 ≥ 18岁成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应用因子分析法构建膳食模式,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类树模型分析膳食模式及其他因素与HUA患病的关系。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10个县(市、区)中,每个县(市、区)按照人口规模排序进行系统抽样抽取3个乡镇(街道);在每个抽中的乡镇(街道)内,按照人口规模排序系统抽样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在每个行政村(居委会)以 ≥ 60户的规模将居民户分为若干个小组;采用简单随机方法从中抽取1个小组,在抽中的小组中,随机抽取20户居民进行调查,如存在所选调查户拒绝、不符合调查条件、不在家等情况,再重新抽取调查户进行置换;将选中调查户中年龄 ≥ 18岁且调查前1年在该地区居住 ≥ 6个月的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次应调查2 666人,实际调查2 666人,应答率为100.0 %。
1.2 方法(1)问卷调查: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和营养与健康所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进行面访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等一般情况和膳食情况等。其中,膳食情况采用食物频率调查法调查过去1年居民的食物消费频率及平均食用量,将各类食物频率和食用量换算成每日各种食物的平均摄入量,数据经归类后分为粮谷类、肉及肉制品类、蛋类、豆类及其制品、菌藻类、水产类、蔬菜类、水果类、果汁饮料类、酒类和其他等11类食物。(2)体格检查:由统一培训的体检人员进行身高、体重和血压的测量,并计算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体重(kg)/身高2(m2)。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和控制指南》[4],BMI 18.5~23.9 kg/m2为正常体重,24.0~27.9 kg/m2为超重,≥ 28.0 kg/m2为肥胖。血压的测量采用欧姆龙HBP1300型电子血压计[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5],收缩压 ≥ 140 mm Hg(1 mm Hg = 0.133 3 kPa)和(或)舒张压 ≥ 90 mm Hg为高血压。(3)实验室检测:采集调查对象空腹静脉血8 mL,送省和各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血尿酸、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等指标的检测其中,HUA指男性尿酸 > 417 μmol/L(7 mg/dL)、女性尿酸 > 357 μmol /L(6 mg/dL) [6];糖尿病指FPG ≥ 7.0 mmol/L [7];血脂异常指TG ≥ 1.7 mmol/L或TC ≥ 5.2 mmol/L或LDL-C≥ 4.1 mmol/L或HDL-C < 1.0 mmol/L [8]。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居民HUA的患病率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福建省人口构成[9]进行标化;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膳食模式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因子的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纳入的食物分类进行公因子提取,并利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初始因子不明确的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出的每个个体在每种膳食模式中的因子得分,按照四分位数法将每种膳食模式划分为T1、T2、T3、T4等4个水平,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膳食模式与HUA患病的关系;应用分类树模型分析HUA患病的危险因素。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α = 0.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福建省2 666名成年居民中,男性1 251人(46.92 %),女性1 415人(53.08 %);年龄18~90岁,平均年龄(51.64 ± 14.35)岁,其中18~29岁242人(9.08 %),30~39岁376人(14.10 %),40~49岁540人(20.26 %),50~59岁673人(25.24 %),60~69岁582人(21.83 %),70~90岁253人(9.49 %);居住地为山区1 633人(61.25 %),沿海1 033人(38.75 %)。正常体重1 584人(59.42 %),超重874人(32.78 %),肥胖208人(7.80 %);非高血压1 827人(68.53 %),高血压839例(31.47 %);非糖尿病2 319人(86.98 %),糖尿病347例(13.02 %);非血脂异常1 139人(42.72 %),血脂异常1 527例(57.28 %)。
2.2 福建省成年居民HUA患病情况(表1)福建省2 666名成年居民中,患HUA者666例,HUA患病率为24.98 %,标化患病率为25.40 %。福建省不同特征成年居民HUA患病情况比较,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BMI及是否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成年居民HUA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 表 1 福建省不同特征成年居民HUA患病情况比较 |
2.3 膳食模式(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685,Bartlett′s球形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近似 = 1 342.621,P < 0.001),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根 > 1的4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8.054 %。提取的4个因子根据食物类别归为传统型膳食模式、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沿海型膳食模式、优质蛋白型膳食模式等4种膳食模式。其中,因子1为传统型膳食模式,该模式对粮谷类、猪肉和蔬菜均有较高水平摄入;因子2为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该模式对畜肉、其他肉类和奶类均有较高水平摄入;因子3为沿海型膳食模式,该模式对水产品和酒类均有较高水平摄入;因子4为优质蛋白型膳食模式,该模式对大豆及其制品和蛋类均有较高水平摄入。
| 表 2 福建省成年居民膳食模式及其因子载荷 |
2.4 福建省成年居民膳食模式与HUA患病关系(表3)
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T2水平的成年居民HUA患病风险为T1水平成年居民的1.35倍;沿海型膳食模式T3和T4水平的成年居民HUA患病风险分别为T1水平成年居民的1.62和2.69倍;优质蛋白型膳食模式T4水平的成年居民HUA患病风险为T1水平成年居民的0.69倍。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居住地、BMI、有无高血压、有无糖尿病、有无血脂异常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动物性食物型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均为HUA患病的危险因素,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处于T2水平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处于T4水平的成年居民患HUA的风险分别为动物性食物型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得分处于T1水平成年居民的1.41和1.93倍。
| 表 3 福建省成年居民膳食模式与HUA患病关系 |
2.5 福建省成年居民HUA患病危险因素的分类树模型分析(图1)
分类树模型分析共筛选出BMI、性别、沿海型膳食模式、居住地和年龄等5个解释变量。其中,模型的第1层按BMI进行拆分,说明BMI是HUA发生的首要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居民的HUA患病率分别为32.6 %(285/874)和46.2 %(96/208),均高于正常体重居民的18.0 %(285/1 584)。第2层筛选出来的因素为性别,正常体重男性居民的HUA患病率为24.9 %(183/753),高于正常体重女性居民的12.0 %(102/747);超重男性居民的HUA患病率为42.3 %(174/411),高于超重女性居民的24.0 %(111/463);第3层筛选出来的因素分别为沿海型膳食模式、居住地和年龄,正常体重男性居民沿海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为T3和T4水平居民的HUA患病率分别为25.0 %(44/176)和34.0 %(89/162),均高于T1和T2水平居民的16.8 %(50/297);居住在沿海的正常体重和超重女性居民的HUA患病率分别为15.3 %(51/333)和32.6 %(58/178),均高于居住在山区的正常体重女性居民的9.9 %(51/516)和32.6 %(53/285);年龄 ≤ 30岁超重男性居民的HUA患病率为60.8 %(45/29),高于年龄 > 30岁超重男性居民的38.3 %(129/337)。
|
注:图中各节点“否”为非HUA,“是”为HUA。 图 1 福建省成年居民HUA患病危险因素的分类树模型分析 |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福建省成年居民HUA的患病率为24.98 %,标化患病率为25.40 %,高于刘晓琳等[10]调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HUA患病率的15.54 %和李良毅等[11]调查的福建省泉州市中老年人HUA患病率的18.65 %,提示福建省成年居民的HUA患病率较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居民HUA患病率(32.85 %)高于女性居民(18.02 %),可能与女性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关,也可能由于女性体内较高水平的雌激素有利于尿酸排泄,而雄激素抑制尿酸排泄,从而影响肝脏嘌呤代谢功能有关[12]。沿海地区居民的HUA患病率(30.10 %)明显高于山区居民(21.20 %),可能与沿海地区摄入较多的鱼贝类等高蛋白、高嘌呤的海产品及经济生活水平较高等有关[3]。年龄18~29岁的居民HUA患病率最高(29.34 %),可能与该年龄段居民正处于青壮年时期,高嘌呤饮食和饮酒习惯可导致体内尿酸增加有关。与刘晓琳等[10]研究结果相似,年龄 ≥ 60岁居民的HUA患病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可能与随着年龄增大,机体功能退化,尿酸代谢能力亦有所下降有关。此外,肥胖、超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居民的HUA患病率均较高,与以往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一致[13 – 14]。
经因子分析法确定福建省成年居民的4种膳食模式分别为传统型膳食模式、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沿海型膳食模式、优质蛋白型膳食模式。其中,传统型膳食模式为福建省居民的主要膳食模式,该膳食模式特征主要以摄入主食、猪肉和新鲜蔬果为主;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主要以摄入畜肉、其他肉类和奶类为主;沿海型膳食模式主要以摄入水产品和酒类为主,这符合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摄入较多的海产品和啤酒的特点;优质蛋白型膳食模式以摄入大豆及其制品和蛋类摄为主。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居住地、BMI、有无高血压、有无糖尿病、有无血脂异常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动物性食物型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均为HUA患病的危险因素,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处于T2水平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处于T4水平的成年居民患HUA的风险分别为动物性食物型和沿海型膳食模式得分处于T1水平成年居民的1.41倍(OR = 1.41,95 % CI = 1.08~1.85)和1.93倍(OR = 1.93,95 % CI = 1.41~2.63)。动物性食物型膳食模式中摄入食物种类主要包括畜肉和其他肉类,这些食物中均含有较高含量的嘌呤,而嘌呤的增加则可导致尿酸代谢紊乱,使体内的尿酸水平升高,此结果与吴兴华等[15]研究结果相似。沿海型膳食模式主要特点为摄入含大量嘌呤的水产品和饮酒较多有关。有研究表明,酒中的乙醇可刺激人体内乳酸合成增加,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功能;此外,乙醇还可直接增快人体内嘌呤合成的速度,代谢产生的三磷酸腺苷,继而分解为一磷酸腺苷,随之产生尿酸[16],且饮酒常伴随大量含丰富嘌呤的食物的摄入。分类树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超重、肥胖、男性、沿海型膳食模式、居住沿海地区和年龄 ≤ 30岁是福建省成年居民HUA患病的危险因素。因此,应重点关注此类人群的尿酸水平。
综上所述,福建省成年居民HUA患病率较高,已成为影响该地区居民健康的一种重要慢性病。HUA除与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相关外,还与沿海型膳食模式存在密切关系,该膳食模式具有高蛋白、高嘌呤、高酒精含量的特点。因此,在今后HUA的预防和干预中应加强健康膳食模式的推广,针对HUA的膳食模式因素和非膳食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因此在论证因果关系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进行队列研究加以验证。
| [1] | 林少凯, 黄峥, 薛春洪, 等. 福建省居民高尿酸血症流行状况及影响因素[J].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017, 23(4): 21–22. |
| [2] | 马巧兰, 蒋卓勤, 邓亮, 等. 生活方式和膳食因素与高尿酸血症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J].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2, 34(2): 29–32. |
| [3] | 关宝生, 白雪, 王艳秋, 等. 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生活习惯的危险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 34(2): 455–457. |
| [4] | 刘新明,刘益清. 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和控制指南[J]. 营养学报, 2004, 26(1): 1–4. |
| [5] |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J].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1, 19(8): 708. |
| [6] | 葛均波, 徐永健.内科学[M]. 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790. |
| [7] |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版)[J]. 中国糖尿病杂志, 2014, 22(8): 6. |
| [8] |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修订联合委员会.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J]. 中国循环杂志, 2016, 31(10): 939. |
| [9]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EB/OL]. [2010 – 07 – 23].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
| [10] | 刘晓琳,顾建钧,阮晓楠,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尿酸血症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慢性病预防和控制, 2017, 25(3): 166–167. |
| [11] | 李良毅, 黄惠斌, 梁波, 等. 福建泉州地区中老年人高尿酸血症与高三酰甘油和高血压患病情况调查[J]. 中国老年医学杂志, 2013, 32(3): 338–340. |
| [12] | Yahyaoui R, Esteva I, Haromora JJ, et al. Effect of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of cross-sex hormone therapy on serum and urinary uric acid in transsexual person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8, 93(6): 2230–2233. DOI:10.1210/jc.2007-2467 |
| [13] | 胡仲红, 冯佩, 李晓琳, 等. 男性血清尿酸与空腹血糖受损及糖尿病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4, 30(12): 1573–1575. DOI:10.11847/zgggws2014-30-12-25 |
| [14] | 刘胜峰, 赖华娟, 何纳. 上海市社区老年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10): 1445–1448. DOI:10.11847/zgggws2017-33-10-07 |
| [15] | 吴兴华, 陈玉柱, 周为文, 等. 广西痛风患者膳食和饮酒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 应用预防医学, 2016, 22(1): 19–24. |
| [16] | Ekpenyong GE, Daniel N. Roles of diets and dietary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abnormal serum uric acid levels[J]. Pharma Nutrition, 2015, 3(2): 29–45. DOI:10.1016/j.phanu.2014.12.001 |
2018, Vol.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