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与基本素质[1]。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重心转移至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为目标,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相关居民健康素养的调查,并制定相关措施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2]。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较低,特别是健康知识知晓和健康行为养成都不太理想,对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改善带来了非常不利影响。为了解湖北省居民健康知识素养和健康行为素养状况,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促进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本研究于2014年10月 — 2015年1月在湖北省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就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期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据和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调查对象为辖区范围内 ≥ 15岁常住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的出口处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610份,回收问卷全部有效,有效率为93.8 %。调查开始前对全部调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指导居民自行填写问卷,对于年龄较大、不识字的居民由调查人员询问后代为填写。所有参与调查的居民均知晓本次调查目的,及获取数据用途,自愿参与本次调查。调查过程中,由专门人员负责现场监督,严格审查问卷填写是否有错填、有漏项。
1.2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进行。根据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在武汉市、黄冈市和荆州市选取研究现场,在上述3个地区分别抽取3个城区现场(江汉区、黄州区、荆州区)和3个农村现场(江夏区、团风县、公安县),在每个城区现场和每个农村现场各抽取2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家农村乡镇卫生院,对正在利用卫生服务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整个资料收集在2014年10月 — 2015年1月完成。
1.3 调查内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测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测评3部分。其中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测评包括科学健康观、慢性病预防、传染病预防、基本医疗知识,一共10道正误选择题题,答对得10分,答错不得分,满分100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测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4个维度,共6道单选题,每题设有每天、经常、有时、偶尔、从不5个行为频次选项,保护因素行为5个频次由高至低分别赋分值5、4、3、2、1分,危险因素行为5个频次依次赋值1、2、3、4、5分,满分30分。判定具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标准:以考察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所有题目的分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 ≥ 80 %者,判定具备该类健康问题素养。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指具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3]。本研究中,健康知识模块得分总分 ≥ 80分为具备健康知识素养,健康行为模块得分 ≥ 24分为具备健康行为素养。
1.3 统计分析运用Epi 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统计分析,用 χ2 检验分析居民的健康知识素养水平、健康行为素养水平的分布状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健康知识素养、健康行为素养的影响因素,以 α = 0.05为纳入标准、α = 0.10为剔除标准,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表1)调查对象中城市居民为48.30 %,农村居民为51.97 %;男性为41.15 %,女性为58.85 %,性别比为0.70:1;调查居民平均年龄为(47.27 ± 0.56)岁,40~59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比47.05 %;33.61 %的居民患有慢性病;居民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水平,占比35.90 %,专科及以上比例最低,为13.61 %;职业主要为非公职,占比62.79 %;73.11 %的居民个人年医疗支出为 < 2 000元,> 5 000元的占比2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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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居民人口学特征基本情况 |
2.2 健康知识、健康行为问题回答情况(表2)
健康知识问题回答结果显示,173人具备健康知识素养,具备率28.36 %;单项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的有高血压患者能否大量饮酒(90.33 %)、孕妇吸烟是否会影响胎儿发育的(90.00 %);单项健康素养具备率较差的有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食盐量(26.39 %)、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吗(35.74 %)。健康行为问题回答结果显示,具备健康行为素养的居民共195名,具备率31.97 %;具备戒烟限酒素养的居民比例最高(78.03 %),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锻炼身体行为素养具备情况较差,都低于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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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问题回答情况(n = 610) |
2.3 健康知识素养水平、健康行为素养水平在不同特征人群分布情况(表3)
健康知识素养水平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女性的健康知识素养水平(31.48 %)高于男性(23.90 %);40~5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最高为33.45 %;公职人员的健康知识素养水平(40.74 %)高于退休人员(37.01 %)和非公职人员(24.28 %);文化程度越高,居民的健康知识素养水平也越高,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最高(43.37 %);个人年收入在10 000~60 000元的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最高为33.79 %。健康行为素养水平分布在性别、年龄、职业具有统计学差异( P < 0.05):其中女性健康行为素养水平高出男性24.53个百分点;年龄越大,健康行为素养水平越高;退休人员的健康行为素养水平最高(47.40 %),其次是公职人员(29.63 %),非公职人员的健康行为素养水平最低(26.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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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知识素养与健康行为素养分布情况 |
2.4 健康知识素养和健康行为素养影响因素分析(表4)
采取逐步进入法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经变量筛选,最终进入健康知识素养影响因素方程的自变量为文化程度和个人年收入,进入健康行为影响因素方程的自变量为性别和职业。文化程度升高,健康知识素养也随之升高(OR = 3.75,95 % CI = 1.79~7.84),年收入10 000~60 000元的居民健康知识素养高于年收入 < 10 000元的居民( OR = 1.71,95 % CI = 1.11~2.61);女性的健康行为素养明显高于男性(OR = 4.27,95 % CI = 2.78~6.54),非公职居民的健康行为素养要低于退休人员(OR = 0.63,95 % CI = 0.4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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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知识素养与健康行为素养分布情况 |
3 讨 论
结果显示,被调查居民总体健康知识素养(28.36 %)和健康行为素养(31.97 %)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健康知识单项指标素养水平中关于慢性病预防知识模块,居民对高血压病人是否可以大量饮酒、孕妇吸烟是否会影响胎儿的发育的正确认知情况良好;这是近年来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取得的一定成果体现。传染病预防知识模块,居民对蚊虫叮咬是否会传播艾滋病、乙肝是否会通过饮食传播的回答正确率较低;加强对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的宣传教育非常有必要,应予以重视。基本健康知识模块,居民对于正常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回答正确率较低,这与达阳[4]2014年在成都市的调查结果一致;显示出个别基本健康知识常常被忽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疏漏。健康行为单项指标素养水平,居民戒烟限酒行为养成较好,合理膳食、锻炼身体的行为养成较差;不同特征居民的健康知识素养和健康行为素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各级健康教育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宣传普及健康知识,倡导科学的健康理念和行为,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和促进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5]。同时,也应认识到譬如艾滋病、食盐摄入量等个别单项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的疏漏、不到位现象,应予以重点普及宣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和居民个人年收入是影响居民健康知识素养的主要因素。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越高,随着个人年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也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高学历人群对健康知识信息获取、收集、理解和掌握能力更强,因此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增强居民的健康知识素养具有基础性影响;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居民,健康教育应采取通俗易懂、容易接受的形式[6]。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获取健康信息资源的时效性、便捷性,高收入群体在健康知识获取方面具有经济性优势;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过程中,应降低居民获取健康知识的经济成本,促进低收入群体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提高居民整体健康知识素养水平。影响居民健康行为素养的因素有性别、职业。女性具备健康行为素养的情况优于男性,社会上吸烟、饮酒的主要人群为男性,总体上男性的不良行为习惯要高于女性。退休人员的健康行为素养最高,相比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公职/非公职人员,退休人员的年龄偏大,生活节奏更慢,没有工作压力,拥有更多的锻炼时间,从生理上、心理上、社会特征方面都更有利于其健康行为的养成。因此可将男性、在职工作人员作为重点健康教育对象,缓解因工作压力带来的不良生活行为,做到因性别而异,因职业而异,促进健康行为的养成。
居民总体健康行为素养(31.97 %)高于健康知识知理念素养(28.36 %)水平,这一结果与覃世龙[7]调查的湖北情况、林德南[8]调查的深圳情况相同。从年龄分类来看,健康知识素养最高集中于40~59岁年龄段,而健康行为素养最高的却集中于 > 60岁年龄段;从职业分类来看,健康知识素养最高的集中于公职职业居民,健康行为素养最高的集中于退休的居民;从文化程度来看,专科及以上居民健康知识素养水平最高,而其健康行为素养却是最低的;可见健康知识转化为健康行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 [2],居民个体健康知识素养与健康行为素养呈现出不对等的现象。“知信行理论”模式认为知识转化为行为需要经过信念、态度的递进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具备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态度,坚持行为信念,最终做出符合知识的行为[9 – 10]。健康素养的提高是一项漫长、复杂且基础的工作,没有立竿见影的速度和效果。提高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应促进健康知识向健康行为的转化;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水平等社会特征差异的人群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政策,突出社会氛围的带动、导向作用;降低健康知识转化为健康行为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促进二者的统一。
[1] | Nutbeam DON. Health promotion glossary[R].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Communit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 Australia, 1998. |
[2] | 蒋晓丽, 张雪梅, 唐万琴, 等. 泰州市居民健康行为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J].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014, 4: 263–266. |
[3] |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 2013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R].2016. |
[4] | 达阳, 秦士磊, 罗会强, 等. 成都市某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 2015, 42(7): 1226–1228. |
[5] | 石建辉, 刘秀荣, 黄丽巧. 北京市2012年城乡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6, 32(3): 394–397. DOI:10.11847/zgggws2016-32-03-39 |
[6] | 涂忆桥, 李俊林, 黄远霞, 等. 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3, 29(7): 996–998. DOI:10.11847/zgggws2013-29-07-17 |
[7] | 覃世龙, 李玲, 夏庆华, 等. 2011年湖北省城乡居民健康知识和行为现状调查[J]. 中国健康教育, 2013, 29(11): 1030–1031. |
[8] | 林德南, 庄润森, 陈宇琦, 等. 深圳市民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调查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04, 20(7): 610–612. |
[9] | 张芬. 余杭区居民健康素养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
[10] | 李哲成, 刘四云, 胡明, 等. 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状况及其中介效应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6): 888–893. DOI:10.11847/zgggws2017-33-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