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取向是指个体对异性或同性在情感或性上有某种倾向的吸引，主要包括异性恋、同性恋与双性恋等^[1]。现如今，关于性取向认同发展的研究已证实，性取向具有一定流动性^{[2 – 3]}。与此同时，个体认同感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4]，而性取向认同变化造成的生理与认知上的矛盾，可能会引发心理适应问题^[5]。儿童期是个体性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6]，儿童期家庭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创伤经历等因素与性取向的发展密不可分^{[7 – 9]}。性取向可能会由于关键事件或关键人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10]，但实际并不是每个个体都会经历性取向的变化。现国内外鲜有性取向稳定性的相关研究及性取向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此，我们于2014年11月与2016年11月对广州某医科院校14级本科生进行基本人口社会资料、性取向类型与儿童期创伤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广州某医科院校3 289名2014级本科生，研究分为前测与后测（被试分别处于大一与大三年级）。其中前测时间为2014年11月，参与测试的人数为3 144人，回收率为95.59 %；后测时间为2016年11月，参与测试的人数为2 788人，回收率为84.77 %。前后测数据采集完毕后，根据姓名与学号对参与者进行前后测匹配，筛选出参与2次测试且数据完整有效共2 291份，有效率达70 %。其中男生803人（35.05 %），女生1 488人（64.95 %）；前测年龄 15～23岁，平均年龄（18 ± 1）岁。

（1）自编人口社会学问卷：内容包括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是否有留守经历、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2）性取向调查：此工具为自编问卷，由一道单选题组成，题干为“你的性取向是”，4个选项分别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不确定。2次调查若性取向不一样视为性取向发生变化，性取向一直不确定也视为变化。（3）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CTQ-SF）^[11] ：该问卷由28个条目组成，用于评估儿童期被虐待经历。该问卷包含5个维度，为性虐待、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每个条目采取5级评分（1分 = 从不，2分 = 偶尔，3分 = 有时，4分 = 经常，5分 = 总是），其中2，5，7，13，19，26和28条需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表明创伤经历影响越严重。本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54。

在取得参与者知情同意后，借助学校机房，采用自主研发的心理健康评测系统进行集体施测，每场测试由2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测前进行培训，制定统一指导语并强调保密原则。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统计探究前后测各类型性取向人数；采用χ²检验探究各人口社会学因素与性取向变化特点；采用t检验分析性取向稳定性与儿童期创伤的关系；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可能影响性取向变化的因素。

前测异性恋2 195人（95.81 %），同性恋11人（0.48 %），双性恋36人（1.57 %），性取向不确定者49人（2.14 %）；后测异性恋2 114人（92.27 %），同性恋27人（1.18 %），双性恋63人（2.75 %），性取向不确定者87人（3.80 %）。由此可以发现，同一批被试大三时性少数者（统称同性恋、双性恋与性取向不确定等非异性恋人群）要比大一时多，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488.28，P < 0.001）

性取向发生变化者占总人数的7.94 %（182/2 291）且前测性取向为双性恋者更容易发生性取向的变化。其中女性、独生子女、家庭居住于大城市、无留守经历、父母亲文化程度较高者，存在更多的性取向变化。

表 1

表 1 不同人口社会学因素在性取向稳定性上的比较（n = 2 291） 因素 总人数 性取向稳定 性取向变化 χ2值 P值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前测性取向类型 异性恋 2 195 95.81 2 083 94.90 112 5.10 680.14 0.000 同性恋 11 0.48 7 63.64 4 36.36 双性恋 36 1.57 19 52.78 17 47.22 性取向不确定 49 2.14 49 100.00 性别 男性 803 35.05 754 93.90 49 6.10 5.74 0.017 女性 1 488 64.95 1 355 91.06 133 8.94 是否为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755 32.96 671 88.87 84 11.13 15.59 0.000 非独生子女 1 536 67.04 1 438 93.62 98 6.38 家庭居住地 农村 814 35.53 774 95.09 40 4.69 17.72 0.001 小镇或县城 597 26.06 542 90.79 55 9.21 中小城市 556 24.27 506 91.01 50 8.99 大城市 324 14.14 287 88.58 37 11.42 是否有留守经历 无留守经历 1 413 61.68 1 285 90.94 128 9.06 6.26 0.012 有留守经历 878 38.32 824 93.85 54 6.15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72 11.87 260 95.59 12 4.41 12.71 0.005 初中 813 35.49 756 92.99 57 7.01 高中 620 27.06 571 92.10 49 7.90 大学及以上 586 25.58 522 89.08 64 10.92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65 24.66 536 94.87 29 5.13 14.53 0.002 初中 790 34.48 729 92.28 61 7.72 高中 479 20.91 440 91.86 39 8.14 大学及以上 457 19.95 404 88.40 53 11.60 合计 2 291 100.00 2 109 100.00 182 100.00

表 1 不同人口社会学因素在性取向稳定性上的比较（n = 2 291）

性取向不稳定者相较于性取向稳定者，在儿童期性虐待、情感虐待与情感忽视上得分偏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在躯体虐待与躯体忽视方面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2

表 2 性取向稳定性在各类型童年创伤上的差异（ $\bar x \pm s$ ，n = 2 291） 童年创伤类型 性取向稳定 性取向不稳定 t值 P值 性虐待 5.23 ± 0.90 5.43 ± 1.27 – 2.03 0.044 情感虐待 5.95 ± 1.61 6.59 ± 2.51 – 3.39 0.001 躯体虐待 5.54 ± 1.10 5.75 ± 1.41 – 1.93 0.055 情感忽视 8.18 ± 3.26 8.81 ± 3.86 – 2.12 0.035 躯体忽视 6.75 ± 2.02 6.82 ± 2.21 – 0.42 0.672 总分 31.6 ± 6.27 33.4 ± 8.09 – 2.82 0.005

表 2 性取向稳定性在各类型童年创伤上的差异（ $\bar x \pm s$ ，n = 2 291）

以大学生在2年随访期内是否发生性取向变化为因变量（否 = 0，是 = 1），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是否有留守经历、父亲的文化程度、母亲的文化程度、儿童期性虐待、儿童期情感虐待、儿童期情感忽视等9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和儿童期情感虐待等4个变量是影响性取向变化的主要因素。即女性、独生子女、家庭居住于大城市与童年期较多遭受情感虐待者更容易发生性取向变化（均P < 0.05）。

表 3

表 3 性取向变化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参照组 β ${S_{\bar 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 % CI 男性 女性 – 0.387 0.175 4.870 0.027 0.679 0.482～0.958 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 0.493 0.177 7.774 0.005 0.611 0.432～0.864 家庭居住在大城市 中小城市及以下 0.181 0.081 4.987 0.026 1.198 1.022～1.405 儿童期情感虐待较多 虐待较少 0.160 0.034 21.646 0.000 1.174 1.097～1.256 常量 – 2.948 0.461 40.881 0.000 0.052

表 3 性取向变化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在本研究后测中，性少数人群占总人群的7.73 %，其中同性恋、双性恋与性取向不确定者分别占总人群1.18 %、2.75 %与3.80 %，这与Herbenick^[12]进行的大数据统计有相似的结论，即全美的性少数者比例为2 %～10 %，其中同性恋者约为1.46 %，双性恋者约为1.62 %^[5]。若不同研究在性取向比率上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是由于被试年龄与测量工具的不同造成。

本研究发现，同一批被试相对于大一时的性取向，大三时会有更多的同性恋、双性恋与性取向不确定。大学生处于性偏好形成的关键期，可能会在性取向发展中发现、调整并认同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大学校园文化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一方面随着个体眼界的开拓，被试在认知上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喜好与需求，态度上也更勇于对抗外界压力，敢于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校园独特环境的诱发或身边友人的影响也都有可能激发个体对同性的喜好^[13]。研究还发现，个体性取向的稳定性主要集中于异性恋，这与Mock等^[2]的研究相一致。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异性恋群体基数本身较大，另一方面性少数者承担的压力可能会促使性取向的改变。进一步探究会发现，同性恋者相比双性恋者更加稳定，即双性恋者更容易变化，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2]。可以看出，异性恋与同性恋者对性取向的认同较确定，坚定自己的性取向可能也会增加个体的认同稳定性，而双性恋者可能会在两种认同之间摇摆不定，进而寻求稳定而转变性取向。还有研究表明，异性恋或同性恋可以获得相同性取向团体上的支持，而双性恋者的支持水平相对较低^[14]。

无留守经历的个体要比有留守经历个体存在更多的性取向变化，原因可能是性取向认同发生变化需要一定内心安全感上的支持，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更有可能得到来自父母双方正常的爱，长期稳固的父母支持让被试更勇于接受自己的变化^[15]；而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可能得到的爱有缺失，或者被寄养的经历会让个体更加敏感，更加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努力树立正常而稳定的形象以得到他人认可；同时，爱缺失的经历可能会使曾留守个体在爱一旦得到满足时就倍感珍惜而坚持拥有^[16]。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个体存在更多的性取向变化，可见父母亲文化程度高呈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能会激发个体追求真实所需^[1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经济地位高可能会拓宽个体视野，促进个体多样性发展。结果还发现，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与儿童期情感虐待不仅在性取向稳定性与变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还是性取向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女性、独生子女、居住于大城市与儿童期遭受情感虐待者更有可能发生性取向的变化。女性较于男性有更多的性取向变化，这与以往研究一致^[3]，这可能与女性特质与交际圈特点有关，一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易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认知^[18]，另一方面，女性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男性、女性朋友，较广的人际圈可能会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调整自己的性取向。独生子女有更多的性取向变化，这可能与独生子女受到的教养方式与家庭相处模式有关^[19]，长期处于关注中心的独生子女更有可能遵从自己的内心而较少顾虑他人。再者非独生子女在原生家庭中可能会有更多机会与非权威同性或异性接触，而独生子女此类经历偏少，在脱离家庭进入大学近2年内，与同性或异性频繁交往可能会产生的新体验，进而促使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的性取向。居住于大城市的被试存在更多的性取向变化，这可能与大城市居民思想更加开放、对性少数者包容性更高、更有可能接触性少数团体有关^[17]，个体有更多机会尝试并认清自己的需求，也更有勇气认同自己的性取向类型。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经历潜移默化影响着个体身心健康^[20]，虽然儿童期创伤各维度中只有情感虐待进入回归方程，但性取向稳定与变化在性虐待、情感虐待与情感忽视上的显著差异表明，儿童期性体验和情感体验与性取向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有研究表明，同性恋比异性恋存在更多儿童期创伤经历^{[8 – 9]}。而儿童期遭受情感上的虐待使得个体得不到正常的爱，情感安全感偏差，可能会通过转变自己的性取向以寻得情感满足。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纵向追踪法，可展现出大学生性取向变化的特点，并发现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和儿童期情感虐待等是影响大学生性取向变化的主要因素。鉴于性取向认同的变化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发现影响性取向变化的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但本研究仅探究了个体儿童期人口社会学因素与创伤经历对性取向变化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在其他或更广的范围内探究性取向变化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