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抑郁是指产后产妇以伤心、兴趣缺乏、食欲不振、失眠为特征的一系列阶段性表现，它通常是孕期抑郁症状的延续。近期西班牙、土耳其等多国研究显示，产后抑郁发生率 > 20 %，且产后4周抑郁率最高 ^[1]。抑郁不仅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2]，而且与儿童发育密切相关^[3]。大量证据证实，特别是在孕期及产后这一特殊时期母亲心理问题增加了儿童认知功能障碍、语言障碍及行为问题的风险^{[4 – 5]}。母亲在孕产期抑郁，可能形成婴儿出生早期的应激性环境，并影响婴儿的激素水平和智力发育^[6]。本研究于2015年1月 — 2016年12月在湖南省怀化市某妇幼保健中心招募产后42 d初次建卡的母婴队列1 251对，采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s-Chinese Version ，ASQ-C）^[7]追踪随访到婴儿6月龄，分析母亲产后抑郁与婴儿发育的相关性，以期为医疗服务人员制定干预措施，并为有效预防产后抑郁对婴儿发育的不良影响提供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5年1月 — 2016年12月在怀化市某妇幼保健中心招募产后42 d初次建卡的母–婴队列1 297对，并追踪到婴儿6个月。排除标准为：（1）出生时有窒息史、产伤、畸形或先天性疾病如先心病；（2）出生后有合并神经系统疾病或代谢性疾病等严重疾病；（3）未与母亲共同生活。6月龄时46对因信息收集不全脱落（失访7例，转医院17例，6月龄停止做发育监测22例），最终1 251对母婴进入6月龄数据分析。

在产后42 d及婴儿6个月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定。该量表于1987年编制而成，在全球广泛用于筛查产后抑郁^{[8 – 9]}。问卷共10题，4个等级答案，从未、偶尔、经常、总是分别记为0、1 、2、3分，总分为 0～30 分。根据既往EPDS在我国应用的相关文献回顾，本研究以13分为临界值，得分 ≥ 13分提示病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障碍，反之则无抑郁^[10]。该量表Cronbach' s α为0.86，灵敏度为 92.6 %，特异度为88.3 %^[5]。

在婴儿6个月时采用ASQ-C中文版评定^[7]。该问卷1995年编制，2009年已更新为第3版（ASQ-3），是美国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儿童（1～66月龄）发育筛查及发育监测量表，并被多国学者广泛研究应用^{[11 – 12]}。卞晓燕教授及其团队翻译并制定中国常模，本研究采用其中的6月龄问卷，包括沟通（communication，CM）、粗大动作（gross motor，GM）、精细动作（fine motor，FM）、解决问题（CG）、个人–社会（personal-social，PS）5个能区，每个能区有6个条目，3个答案，是、有时是、否分别计10、5、0分，每个能区总分在0～60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发育越好，总分或能区得分高于 $\bar x - s$ 表示目前儿童发育正常；反之则为发育迟缓风险或可疑发育迟缓^[7]。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80，重测信度0.80。

选用婴儿电子杆秤（最小分度为5 g），婴儿仅着单衣裤除去尿不湿置于电子杆秤的秤盘中央，准确读数至5 g。身长、头围测量选用标准量床或软尺（最小分度0.1 cm），记录读数至0.1 cm。测量工具统一型号，由正规厂家统一配送。

在取得婴儿母亲知情同意后，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儿童心理保健专业人员指导婴儿母亲进行填写，对于语言读写能力有限的研究对象，由测试员统一边逐题解释边进行作答。体格测评由儿童保健专业人员现场测评并记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频率（ %）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bar x \pm s$ 进行描述，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产后抑郁与婴儿发育的关系。检验显著水平为双侧P < 0. 05。

共招募1 251对母婴样本。产妇平均年龄为（28.28 ± 4.16）岁；初产妇占73.38 %（918／1 251），经产妇占26.62 %（333／1 251）；经阴道分娩占54.52 %（682／1 251），剖宫产占45.48 %（569／1 251）；足月产占92.33 %（1 155／1 251），早产占7.67 %（96／1 251）；男婴占54.68 %（684／1 251），女婴占45.32 %（567／1 251）。婴儿出生时体重（3.07 ± 0.53）kg，身长（48.96 ± 2.01）cm，头围（33.19 ± 1.24）cm；6月龄时体重（7.89 ± 0.66）kg，身长（67.72 ± 2.34）cm，头围（42.06 ± 1.28）cm。

产后42 d母亲抑郁检出率为17.03 %（213／1 251），产后6月随访抑郁检出率为4.32 %（54/1 251）。6个月时婴儿ASQ-C总分（218.33 ± 14.36）分，沟通（CM）能区（48.95 ± 5.65）分，粗大动作（GM）能区（39.10 ± 3.98）分，精细动作（FM）能区（45.43 ± 4.69）分，解决问题（CG）能区（43.94 ± 4.49）分，个人–社会（PS）能区（40.90 ± 5.55）分；85.37 %（1 068/1 251）婴儿发育正常，14.63 %（183/1 251）发育迟缓或可疑迟缓。

以产后42 d母亲是否抑郁分组，2组婴儿体格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ASQ-C总分及沟通（CM）、解决问题（CG）、个人–社会（PS）3个能区得分抑郁组低于非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以产后6个月母亲是否抑郁分组，2组婴儿体格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粗大动作（GM）得分抑郁组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其他各能区及ASQ-C总分2组得分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 2

表 2 婴儿发育与产后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β $S_{\overline 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 % CI 产后抑郁（42 d） 0.976 0.186 27.458 0.000 2.655 1.843～3.825 当前抑郁（产后6个月） 0.574 0.371 2.402 0.121 1.776 0.859～3.671

表 2 婴儿发育与产后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6月龄婴儿ASQ-C发育迟缓或可疑发育迟缓为因变量（发育正常为对照组），以母亲产后42 d抑郁及当前抑郁症状（产后6个月）为自变量（非抑郁为对照），调整产妇年龄、产次、分娩方式、早产、新生儿性别等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母亲产后42 d抑郁为婴儿早期发育迟缓的危险因素（P < 0.001）。

产后抑郁是产后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在孕期及产后第1年抑郁，不仅危害孕产妇心理健康，且与胎儿及婴儿发育有显著相关。本研究筛查出产后42 d母亲抑郁检出率为17.03 %，产后6月抑郁检出率为4.32 %，与我国既往同类文献研究显示产后42 d抑郁（EPDS ≥ 13）检出率（2. 10 %～33. 75 %）和产后6个月检出率（5.70 %～7.70 %）基本一致^[10]，说明我国产后抑郁处于较高水平。产妇无固定工作、缺乏家属陪伴、文化程度高等是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13]，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针对这些高危孕产妇提供个体化教育。

既往理论及实践研究者均提出，婴儿的早期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主要照顾者，且身心发育具有高度可塑性，因此母亲抑郁对婴儿的早期生活具有巨大负面影响^[14]。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产后42 d母亲抑郁发育进程（ASQ-C总分）得分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产后42 d母亲抑郁是6个月婴儿发育迟缓的危险因素（ OR = 2.655，95 % CI = 1.843～3.825 ），与既往研究^{[4、11、15]}发现母亲产后抑郁对1岁婴儿的语言、行为发育有负面影响基本吻合，一方面可能因为母亲抑郁的家庭形成婴儿出生早期的应激性环境，并影响婴儿的激素水平和智力发育^[6]；另一方面母亲抑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婴儿早期认知功能发育及生活经验获得^[16]，进而影响婴儿的后天学习能力。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母亲产后6月抑郁症组与非抑郁组除了粗大运动，其他各能区及及发育总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同时logistic回归分析也显示，母亲产后6月抑郁症状与婴儿发育迟缓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 OR = 1.776，95 % CI = 0.859～3.671），与Valla L^[17]研究提出母亲产后4个月抑郁对1岁龄儿童交流技能有负面影响，而6个月抑郁则与之无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一致，可能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后抑郁的症状逐渐缓解，特别是与产后6个月母亲抑郁症状明显减低有关^[9]。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产后42 d母亲抑郁的婴儿沟通（CM）、解决问题（CG）、个人 – 社会（PS）3个能区得分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沟通能力包括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Kuhl ^[18]研究表明，儿童的照顾者与儿童说话或与儿童玩耍等语言刺激与儿童的实际语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亲子有效的语言交流能促进儿童的语言发育，而抑郁母亲会避免与婴儿接触，思维迟缓又进一步使得母亲语言交流减少，最终亲子纽带受损，限制儿童语言交流能力发育。Kawai^[15]研究发现，母亲产后8周抑郁是14月龄婴儿非语言交流障碍预测指标，究其原因与抑郁症状的患者情感低落导致母亲角色缺如，母婴目光接触、拥抱、抚摸等非语言沟通缺乏切不可分。解决问题有赖于个人学习与生活经验积累，文献回顾可知母亲产后抑郁对儿童的智力、认知、经验获得均有负面影响^[1、6]，故而本研究中抑郁组婴儿的解决问题维度得分低于非抑郁组。在个人 – 社会发育方面，既往相关研究发现母亲产后抑郁与2岁儿童 ^[19]、4岁儿童^[11]个人 – 社会发育障碍密切相关，可能因为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儿童的社会态度及反应取决于母亲，抑郁症的逃避症状会导致母亲避免与外界的接触；此外抑郁的产妇母乳喂养行为弱化 ^[20]，而人工喂养会导致婴儿消极的社会性应答，也与抑郁组个人 – 社会得分低有关 ^[21]。

Rahman^[20]研究指出，产后抑郁会导致母乳喂养中断，儿童营养不足故而影响婴儿体格发育，南非一项对母亲产后抑郁的儿童追踪至10岁的纵向研究表明，母亲产后抑郁与儿童长期体格发育密切相关^[22]。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42 d及6个月母亲抑郁组与非抑郁组6月龄婴儿体格发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目前我国很多尚处于哺乳期的母亲由于工作生活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不久即选择中断母乳喂养，牛乳替代喂养，故而母乳喂养中断是产后抑郁或非抑郁组婴儿都可能存在的现象，加之6月龄儿童尚不能自行进食，饮食习惯未完全形成。

综上所述，母亲产后抑郁，尤其是产后42 d有抑郁症状对婴儿的早期发育进程有一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沟通、解决问题、个人–社会等方面，但对婴儿体格发育未见显著作用，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纵向追踪时间仅6个月有一定关系。因此，今后可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长期追踪的队列研究，进一步探讨母亲产后抑郁对于儿童发育的长期影响，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