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ompounds，PFCs）是一类碳链上所有氢原子被氟原子所取代的新型化合物，具有疏水、疏油和极低的表面张力等独特物理性质。自1950年以来，PFCs被大量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如纺织品、皮革制品、家具、地毯、纸制品包装材料、家用洗涤剂以及其他表面活性剂或乳化剂等。PFCs具有高稳定的特性，在环境和生物体内很难被降解，因此广泛存在于大气、水、土壤和河流沉积物等环境基质中^{[1 – 4]}。

PFCs包括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sulfonate，PFOS）、全氟十烷酸（perfluorodecanonic acid，PFDA）和全氟十二烷酸（perfluorododecanonic acid，PFDoA）等不同长度碳链的化合物^[5]，环境中可检出的PFCs近20种。该类化合物中应用最广并最受关注的是PFOA和PFOS，其中PFOS在2009年5月被《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列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6]，中国在2014年也明确提出对PFOS生产和使用的限制^[7]。尽管一些公司已经停止了PFOS的生产，但是由于其高稳定性，在生物体内的高蓄积性^[8]和易与蛋白质结合^[9]，依然广泛存在于环境和生物体中，已成为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安全隐患。动物学研究已经表明雌鼠孕期暴露于PFCs类物质会对子鼠产生一系列毒性效应^{[10 – 12]}并改变其表观遗传^[13]。

人类可通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接触PFCs，室内空气和灰尘也是PFCs的潜在来源^{[14 – 16]}，从而造成广泛地非职业人群暴露。PFCs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体血液样品中均有检出^{[17 – 19]}，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很长，如PFOS可以长达5.4年，而全氟己烷磺酸（perfluorohexanesulfonate，PFHxS）长达8.5年^[20]。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许多关于妊娠期母体中PFCs浓度的调查研究。丹麦Fei等^[21]检测到孕妇孕早期血浆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35.3和5.6 ng/mL；Strom等^[22]开展的队列研究中，测得孕30周的母体血清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21.4和3.7 ng/mL；而亚洲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研究，如Lee等^[23]检测到韩国孕妇血清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10.77和2.73 ng/mL；Goudarzi等^[24]在北海道开展的出生队列中测得产前母体血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2.7和1.2 ng/mL；韩国与日本邻海，而母体血中PFCs浓度却有不同程度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膳食方式所导致，值得进一步探索膳食因素与人体血液中PFCs浓度关系。

Ode等^[25]检测到237名瑞典南部孕妇血清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15和2.1 ng/mL，脐血中浓度分别为6.5和1.7 ng/mL；在同一样本中，相对于血清中PFCs，脐血中PFOA和PFOS浓度均略低。Monroy等^[26]和Lee等^[23]也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另外，Kim等^[27]发现，产妇血清和脐血中PFCs含量呈正相关，且Fei等^[28]和Inoue等^[29]发现母体血中PFCs浓度是脐血中浓度的1.5～3.5倍。与孕妇血清中PFCs浓度相比，母乳中PFOS和PFOA含量相对较低。李潇等^[30]检测到母乳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66和42 pg/mL。1999年采自日本爱媛县的母乳中发现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232和77.7 pg/mL^[31]。而韩国Kim等^[27]测得20份母乳中PFOS和PFOA浓度分别为61和41 pg/mL，且发现产妇血清的PFCs含量不能预测母乳的PFCs含量。另外，Jensen等^[32]和Stein等^[33]均在羊水中检测到PFCs，且发现羊水和血清中PFCs含量呈正相关。Stein等^[33]在孕中期采集血清和羊水样本，在羊水中共检测到5种PFCs，包括PFOS、PFOA、全氟壬酸（perfluorononanoic acid，PFNA）、PFHxS和全氟癸酸（perfluorodecanoic acid，PFDeA），仅PFOA的检出率较高（85.7 %）；5种PFCs浓度均明显低于血清中浓度，其中PFOA和PFOS浓度分别为0.3和0.4 ng/mL。

在脐血、母乳和羊水中均可检测到PFCs，提示子代在胎儿期即可暴露于PFCs。胚胎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宫内发育的微小偏离即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变化，因此母体PFCs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的影响值得关注。

目前国内外开展了许多孕期PFCs暴露对子代出生结局的队列研究，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宫内PFCs暴露水平与子代出生体重、小于胎龄儿、早产、体质指数、头围以及身长之间的关系。

丹麦、英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开展的队列研究^{[28, 34 – 37]}均发现妊娠期PFOS或PFOA暴露与子代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尽管这些研究中PFOS和PFOA的暴露浓度不同（4项研究中PFOS浓度分别为35.3、19.6、5.6、5.94 ng/mL；PFOA浓度分别为5.6、3.7、1.4、1.84 ng/mL）。另外，Kwon等^[37]在韩国268名孕中期（24～28周）母体血液中发现除PFOA和PFOS外，长链的PFNA、PFDA和PFUnDA和子代出生体重均呈明显负相关。而在Monroy等^[26]、Lee等^[23]和Bach等^[38]的队列研究中，却未发现宫内PFOS和PFOA暴露与子代出生体重存在关联。Bach等^[38]是在丹麦近期开展的研究，与以前研究相比，PFOS和PFOA浓度均明显降低（35.3 vs 8.9 ng/mL、5.6 vs 2.2 ng/mL），因此结论可能会不一致。

Chen等^[36]发现脐血中PFOS高暴露会增加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的危险性，而Fei等^[28]和Whitworth等^[39]则未发现孕期PFOS和PFOA暴露与SGA之间存在关联。另外Hamm等^[40]在对加拿大252对母婴调查中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发现PFOS能降低子代SGA的危险性。Chen等^[36]发现PFOS暴露水平与孕龄呈正相关，而Darrow等^[41]在美国基于C8健康项目的队列以及Bach等^[38]均未发现妊娠期PFOS暴露与早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在头围和PFCs暴露水平的关系中，在美国、丹麦和台湾^{[21, 36, 42]}开展的3项研究中发现孕期或脐血中PFOS和PFOA暴露与新生儿头围降低有关。而Washino等^[35]和Lee等^[23]未发现PFOS和PFOA暴露与头围存在关联。Lee等^[23]样本量（n = 70）较小，而Washino等^[35]的研究人群参与率较低（仅29 %），这可能是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妊娠期PFCs暴露对子代神经行为发育毒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然而目前关于妊娠期PFCs暴露对子代神经行为发育影响的人群研究还较少，且未能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

最早开展队列研究的是Fei等^[21]，他们以丹麦国家出生队列的母婴为研究对象，并从国家医院出院登记处获得新生儿（Apgar）评分，根据自制问卷评估6月龄和18月龄婴儿的运动和心理发展情况，并在同一队列中，根据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和发育性协调障碍问卷（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Questionnaire，DCDQ）对7岁儿童生长发育情况^[43]进行评估，结果均未发现儿童早期神经行为发育和妊娠期母体血中PFCs存在确定性关联。Stein等^[44]选择孩子在学校的一组测试结果（包括智力、阅读能力、数学计算、指令理解、记忆力，视觉–空间能力和注意力）作为孩子神经行为发育指标，也未发现宫内PFOA暴露与任何一种测试结果存在关联。随后Forns等^[45]使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ASQ-Ⅱ）对6月龄和24月龄婴儿早期认知能力和心理行为发展进行评估，结果也未发现妊娠早期PFCs暴露与婴幼儿神经行为发育存在关联。而另一项利用丹麦出生队列资料开展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分析了产前PFOA和PFOS暴露与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和儿童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的关系，ADHD和ASD的诊断从国家医院登记库获得，也未发现产前PFOA和PFOS暴露会增加儿童罹患ADHD和ASD的风险^[46]。

中国台湾Chen等^[47]选取台湾北部239对母婴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儿童在认知、语言、运动、社交和自我帮助5个领域的行为能力，发现产前暴露于PFOS与2岁幼儿的粗大运动呈明显的负相关。而在另一项关于产前PFCs暴露和儿童智力发育研究中，Wang等^[48]使用中文修订版的韦氏学前和小学智力量表（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Revised，WPPSI-R）和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Third Edition，WISC-III）分别评估5岁儿童的智力和8岁儿童智商[包括言语智商（verbal intelligence quotient，VIQ）、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quotient，PIQ）和全量表智商（full scale intelligence quotient，FSIQ）]，发现产前PFUnDA暴露和PFNA暴露分别与5岁儿童PIQ得分和8岁儿童VIQ呈负相关。最近一项研究中，Goudarzi等^[24]选择173名6月龄和133名18月龄婴儿，使用贝莉婴幼儿发育量表（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BSIDⅡ）评估产前PFOA和PFOS暴露和子代神经发育的关联，仅发现产前PFOA浓度和6月龄女婴智力发育指数呈负相关。

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评估神经行为发育，医学界对于神经发育异常也无明确规定，所以目前的研究对于神经发育指标选择均不一样，他们的研究分析结果一般均是基于量表评分而得出，所以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

台湾Wang等^[49]最早关注产前PFCs暴露对子代免疫系统影响，他们通过比较患先天性过敏症（atopic dermatitis，AD）的儿童和未患AD儿童脐血PFCs浓度，并检测脐血和2岁时血清中特异性Ig-E抗体水平，发现脐血特异性Ig-E抗体水平与产前PFOA和PFOS浓度呈正相关，但是未发现AD和PFCs之间的关系。而Okada等^[50]发现母体内PFOA高暴露会明显降低女婴脐血中特异性Ig-E抗体水平，得到与Wang等^[49]完全相反的结论。Granum等^[51]观察妊娠期PFCs暴露水平与儿童血清学健康结果（包括儿童接种反应和特异性Ig-E抗体）和临床健康结果（传染病、过敏和哮喘）之间的关系，未发现宫内PFCs暴露与儿童血清中特异性Ig-E抗体存在关联；但是发现随着母体中PFOA、PFNA、PFHxS或PFOS的浓度增加时，3岁儿童的抗风疹抗体明显降低，其中PFNA的暴露水平和抗体之间关系最明显。

Okada等^[52]发现产前接触较低浓度的PFTrDA可能会降低女童罹患湿疹的危险性。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长链的PFDoDA和PFTrDA会降低儿童湿疹的患病率^[53]；另外，也发现短链的PFHxS会降低儿童气喘患病率。另一项研究中，Granum等^[51]观察了妊娠期PFCs暴露与儿童传染病、过敏和哮喘之间的关系，发现母体中PFOA、PFNA和PFHxS暴露水平均与儿童罹患感冒次数呈正相关，未发现与过敏和哮喘之间的关联。

2项现况研究发现PFCs暴露会影响女性生殖健康，降低女性生育能力^{[54 – 55]}。Kristensen等^[56]开展的队列研究中，收集子代女孩的初潮年龄、月经周期、生殖激素水平和卵泡数量，分析发现宫内暴露PFOA会延迟初潮年龄。而另一项在英国开展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中，选择初次月经在11.5岁之前的女孩作为病例组，随机选择队列中其他女生作为对照组，发现产前PFCs暴露水平不改变子代初潮年龄^[57]。在有关妊娠期PFCs暴露与男性子代生殖健康的研究中，Vested等^[58]收集169份子代19～21岁男性精子样本，分析产前PFOA和PFOS暴露和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运动形态以及生殖激素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妊娠期PFOA暴露会降低子代男性精子质量和浓度，与生殖激素水平有关。

总之，人们已开始关注妊娠期母体PFCs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的影响，并开展了一系列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既往研究纳入的人群特征不同，PFCs暴露水平差异较大，采用的结局指标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对子代神经行为发育情况的评估，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评估量表和年龄节点，这些可能是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此外，既往研究均是通过分析妊娠期母体血液中PFCs浓度与某一时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状况之间的关联性来解释PFCs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的影响，未能将子代的生长发育过程作为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进行评估，且未考虑其他内分泌化合物的干扰，因此尚不能确定人类妊娠期PFCs暴露对子代生长发育的确切影响，仍需要开展更多更大样本量的队列研究，以明确PFCs暴露和子代生长发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