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哈尔滨医科大学
焦虑是中学生中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持续存在的焦虑情绪将对其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1]。部分的焦虑情绪都有很大可能合并功能障碍,不仅使个人遭受痛苦,还往往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动荡和经济负担[2]。为此,本研究于2015年5 — 6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宁波市4所中学(高三除外)的3 40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中学生的焦虑情绪及影响因素,为早期预防、早期识别及早期干预中学生焦虑情绪,促进青少年的心身健康发展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根据宁波市教育局注册的宁波市6个区的中学名单(中学学校112所,不包括职业高中,其中初中76所,高中36所),以学校为单位,抽取初中2所、高中2所,其中初中和高中根据城市和郊区分别各选择1所。回收有效问卷3 402份。其中男生1 762人,女生1 640人。
1.2 方法于2015年5 — 6月对宁波市4所中学的学生(高三除外)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学生自行填写,由班主任老师统一发放和回收。调查工具:(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是否独生子女、健康状况、学习压力、学习兴趣、学习成绩、父母受教育水平等。(2)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3]:采用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主要用于评定个体近一周内的焦虑情绪体验和主观感受。共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其中题5、9、13、17及19系反向计分题(按4、3、2、1计分)。各项目得分之和为总分,总分乘以1.25后得到SAS的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标准分 < 50分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 70分为重度焦虑。(3)手机使用状况问卷:自设问卷,共12题。对手机的需求程度及相关费用,分为“很需要、一般、可有可无、不需要”(3题);使用手机的哪一项功能较多及使用该功能所占用的时长,分为“通话、上网、游戏、短信、照相、听歌、学习”(2题);使用手机的时刻和平均每天使用时长(2题);睡眠相关方面,即睡前是否使用手机、睡前使用时长、自我感觉是否会影响睡眠、需多长时间入睡(4题);是否认为当前对于手机功能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时间正确(1题)。
1.3 统计分析运用SPSS l6.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中学生焦虑状况根据评分标准,3 402名中学生中无焦虑者2 747人,占80.75 %;轻度焦虑者492人,占14.46 %;中度焦虑者118人,占3.47 %;重度焦虑者45人,占1.32 %。
2.2 不同特征中学生焦虑得分比较(表1)不同年级、是否住校、上网时间、独生子女、学习压力、学习兴趣、父母受教育水平的中学生焦虑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不同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中学生焦虑情绪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表 1 不同特征中学生焦虑得分比较(分, |
2.3 中学生焦虑情绪影响因素(表2)
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以手机使用时间、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性别、学习压力、学习兴趣、是否学校住宿、每天上网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学习压力大、手机使用时间长、学习兴趣少、非独生子女、父母教育水平低者焦虑水平高。
| 表 2 中学生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宁波市3 402名中学生焦虑的发生比例为19.25 %(轻度占14.46 %,中度占3.47 %,重度占1.32 %),与陈姜等[4]、刘贤臣等[5]对中国中学生焦虑情绪的调查结果接近[4 – 5]。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等国家规模较大的流行病学调查就表明儿童青少年焦虑障碍患病率为10 %~20 %,是最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之一[6]。王凯等[7]对沂蒙山区青少年焦虑状况调查结果(34.82 %)高于本研究结果,该研究对不同年级学生焦虑得分进行比较,其中高三年级学生焦虑得分最高,但本研究中因为高三年级学生学业繁忙未能参加此次调查,导致结果差异较大。张晓庆[8]对合肥市2 161名青少年儿童焦虑障碍患病率的调查结果为10.9 %,该调查以DSM为工具进行的临床诊断,结果更加的专业严谨,所以焦虑检出率偏低。本研究发现初三学生的焦虑水平最高,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加关注高三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初三学生受到关注的程度远不及高三的学生,但实际上初三学生面临中考,无论身体还是心理的承受上,都处于较高的焦虑水平,本研究也提醒社会各界,初三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同样不容忽视。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住校学生的焦虑水平较高,这可能与住校学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处理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等因素有关;而不住校的学生相对来说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与支持,焦虑水平较低。本研究还发现每天上网时间越长,焦虑水平越高。相关调查也显示,有59 %的浙江青少年偶尔或经常通过手机网络浏览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有67.3 %的青少年认为依赖或非常依赖手机或手机网络,由于上网过度,有41.9 %的被调查青少年认为直接导致自己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进而出现身体健康状况变差、不能适应现实生活、产生厌世情绪等问题[9]。网络的使用为中学生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为中学生的心身健康带来了极大隐患,他们正处于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殊阶段,好奇心较重,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很容易受到网络的负面影响,比如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浏览黄色网站或者无止境的阅读网络小说,长时间的熬夜消耗,加上学业落后带来的压力感,这毫无疑问加重他们的焦虑情绪,不同程度阻碍了青少年心身健康发展。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非独生子女的压力水平明显高于独生子女,这可能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有其他子女需要照顾,或者经济负担相对较重,对其关注相对较少有关。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低的青少年易出现孤僻、自卑、冷漠等症状,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10]。学习压力越大、学习兴趣越少的中学生焦虑水平越高,这提示我们在整体学习氛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有效缓解其焦虑情绪。而父母受教育水平越低,中学生产生的焦虑越明显,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8, 11 – 12]。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相对来说对于亲子沟通的知识了解较少或者干脆比较忽视子女心身健康发展。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对子女多拒绝、多敌意、多批评、缺乏关注和情感的温暖等教育方式,子女更易产生情绪问题[13]。本研究还发现,手机使用时间与焦虑呈正相关,即手机使用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这与Söderqvist等[14]研究结果比较一致,该研究发现15~19岁的青少年中,每天使用手机 > 7 h的人出现更多的焦虑情绪。Yen等 [15]研究表明,过度依赖手机会导致青少年产生疏离感和孤独感,进而引发或加剧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陈庆宾等[16]的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总分与焦虑情绪得分正相关极显著。当然,中学生的手机使用与焦虑也可能互为因果,长时间手机使用减少了学习时间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可能会增加学生的内疚感,这些都会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而另一方面,初三或高三学生本身焦虑水平较高,也会有些学生通过使用手机来缓解焦虑情绪。有研究者指出,焦虑的人在面对面的表达感情上有困难[17],因此更加可能使用手机去和他人联系,从而缓解自身的紧张和不安。
综上,中学生焦虑情绪不容忽视,应利用全社会的舆论引导来推动健康风气,同时调动政府以及教育专家、心理专家等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加强对中学生焦虑情绪的管理,及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对手机成瘾的学生尽早干预,促进中学生心身健康成长。
| [1] | Merikangas KR, Wakamura EF, Kessler RC. Epidem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Dialogues Cli Neurosci, 2009, 11(1): 7–20. |
| [2] | Hendriks SM, Spijker J, Licht CM, et al. Disability in anxiety disorders[J]. Affect Disord, 2014(166): 227–233. |
| [3]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318 - 320. |
| [4] | 陈姜, 张德甫, 吴敏, 等. 中学生焦虑情绪调查[J]. 中国校医, 2000, 14(4): 257–258. |
| [5] | 刘贤臣, 孙良民, 唐茂芹, 等. 2462名青少年焦虑自评量表测查结果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7, 11(2): 75–77. |
| [6] | Bernstein GA, Borchardt CM, Perwien AR.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1996, 35(9): 1110–1119. DOI:10.1097/00004583-199609000-00008 |
| [7] | 王凯, 崔秀霞. 沂蒙山区青少年焦虑状况调查[J]. 职业与健康, 2012, 28(14): 1684–1686. |
| [8] | 张晓庆. 合肥市儿童青少年焦虑障碍调查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10): 726–734. DOI:10.3321/j.issn:1000-6729.2004.10.018 |
| [9] | 卢建平, 舒明跃. 初中学生焦虑抑郁状况与家庭功能缺陷调查[J]. 中国民康医学, 2008, 20(13): 1397–1402. DOI:10.3969/j.issn.1672-0369.2008.13.001 |
| [10] | Pikó B, Luszczynska A.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ocial support and optimism as mediators[J]. Psychiatr Hung, 2010, 25(3): 233–242. |
| [11] | 洪忻, 李解权, 梁亚琼, 等. 中学生抑郁症状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关系随访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6): 697–699. |
| [12] | 张莉, 李飞, 孟软何, 等.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中学生焦虑情绪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13, 29(8): 1176–1178. DOI:10.11847/zgggws2013-29-08-25 |
| [13] | Tramonte L, Willms D.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middle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Canada[J]. Can J Public Health, 2010, 101(Suppl 3): S19–22. |
| [14] | Söderqvist F, Carlberg M, Hardell L. Use of wireless telephone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symptom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mong Swedish adolescents aged 15–19 years[J].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8, 7(1): 1–10. DOI:10.1186/1476-069X-7-1 |
| [15] | Yen CF, Tang TC, Yen JY, et al. Symptoms of problematic cellular phone use,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ern Taiwan[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9, 32(4): 863–873. DOI:10.1016/j.adolescence.2008.10.006 |
| [16] | 陈庆宾, 吴素红. 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与社会支持、焦虑情绪的关系[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16(2): 82–85. |
| [17] | Ha JH, Chin B, Park DH,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excessive cellular phone use in Korean adolescents[J].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and Society, 2008, 11(6): 783–784. |
2018, Vol.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