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并推广新的残疾与健康分类系统——《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and Health,ICF),替代原有的国际残疾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Disabilitiesand Handicaps,ICIDH),在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侧重健康和功能评价,强调残疾不仅表现为身体结构和功能的障碍,还表现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障碍。残疾与由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构成的情境性因素密切相关并有交互作用[1]。感知觉受损会导致个体活动受限和制约社会参与,影响其日常生活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是日常生活功能的一项重要维度,包括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和工具性生活自理能力(instrumen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两个部分[2]。ADL反映个体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是个体生活质量的基础,一旦丧失指示需要长期照料;IADL反映个体充当社会和家庭角色的社会功能,是维持个体社会活动的基础,其丧失意味着老年人社会参与功能受损[3]。已有研究显示,听力障碍会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丧失[4 – 6],听力残疾通过增加老年人沟通和认知障碍、抑郁等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7 – 9],从而间接作用于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 60岁老年人听力残疾患病率为11.04 %[10],在各类老年人残疾中位居第一[11]。现有关注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研究侧重于慢性病的影响[12 – 13],对患有听力障碍的感知觉慢性损伤[14]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患有听力残疾的老年人基础性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改善老年人基础性生活自理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本研究采用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的方法于2006年4月1日零时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共调查771 797户2 526 145人。调查结果通过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评估,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与一致性[15]。本研究对象为≥ 60岁单纯听力残疾老年人,共29 495人。
1.2 方法(1)听力残疾的筛查和评定:首先入户调查,采用残疾人筛查问卷逐人询问、筛查,发现疑似残疾人后由经过培训的耳鼻喉科医生进行耳科一般检查和采用听力计、声级计、电耳镜进行听力测试,按照诊断手册开展评定。听力残疾的严重程度分为4级,以较好耳0.5、1、2和4 kHz 4个频率永久性非助听听阈值≥ 41 dBHL为评定标准,残疾程度分级标准为一级(≥ 91 dBHL)、二级(81 ~90 dBHL)、三级(61 ~ 80 dBHL)和四级(41 ~60 dBHL)[16]。(2)生活自理能力评定:采用WHO制定的标准化《活动和参与评定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 2.0,WHO-DAS 2.0)[16],通过访谈或观察被调查者本人以及询问其代理人的方式按照量表各个项目要求,对残疾人的活动与参与状况进行评定。由于本次调查并未对听力残疾者身体移动能力进行测量,因此本研究的生活自理能力测量指标选用该评定中“生活自理”一项,该指标内容包括洗澡、穿衣、进食和独立生活数天以上共4项评定,记分方法以各项得分平均值作为本项得分,取整后作为本项功能评定得分[16]。得分越高,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程度越高。生活自理无障碍是指老年人能完全独立、安全地完成洗澡、穿衣、进食、如厕等活动;生活自理具有轻度及以上障碍是指老年人需要借助特殊的辅助器具或者需要依靠他人协助完成以上活动;重度障碍是指长期需要他人照料,在使用辅助器具的情况下能主动配合他人完成以上活动;极重度障碍是指即使借用特殊辅助器具仍不能主动配合他人协助以完成以上活动[16]。该量表经WHO评估,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7]。(3)人均收入划分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8],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759.5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 587.00元,本研究将城镇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国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定义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否则为低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0.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 = 0.05为检验标准。
2 结 果 2.1 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分布特征(表1)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60岁听力残疾者共39 166人,其中单纯听力残疾者29 495人。≥ 60岁听力残疾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为23.62 %(6 967/29 495),生活自理能力具有重度及以上障碍的为1.38 %(408/29 495);≥ 65岁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为25.27 %(6 606/26 134),≥ 80岁高龄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率为41.48 %(2 945/7 100)。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随增龄而下降,女性、无配偶、居住在农村、所在地为中西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听力残疾等级较高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越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不同民族听力残疾老年人不能自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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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 ≥ 60岁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分布 |
2.2 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多因素分析(表2)
以是否能自理为因变量(不能自理 = 1,自理 = 0),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后显示,居住在城镇、所在地为西部、受教育程度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危险因素,年龄与听力残疾的严重程度与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存在关联,随着年龄的增加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发生风险上升,听力残疾的程度越严重,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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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3 讨 论
中国正经历人口结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不良寿命延长[19]。听力残疾属于增龄性感知障碍,属于老年人口高发性残疾。WHO 2015年发布的《关于全球老龄化与健康的报告》指出,以听力和视力障碍为主的感知觉障碍可能会对老年人的生活能力造成影响[20]。本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中国 ≥ 60岁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为23.62 %,≥ 65岁者为25.27 %,高于已有研究中一般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龙敏[21]的研究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 60岁老年人ADL不能完全自理比例为22.2 %,尹德挺等[13]的研究报告2002年≥ 65岁老年人ADL不能完全自理比例为21.82 %。对于高龄听力残疾老年人,也有相似的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 80岁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率为41.48 %,≥ 85岁者为52.65 %,高于宋新明等[12]、王德文等[22]研究中显示的≥ 80岁一般老年人的生活不能自理率(34.6 %、34.4 %)和杜鹏等[23]研究中报告的≥ 85岁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率的39.9 %。听力残疾老年人各年龄组的生活不能自理率表现为高于同年龄组一般老年人的生活不能自理率,意味着患有听力残疾可能对老年人生活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增加其生活自理障碍。
本研究结果显示,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随增龄而上升,与杜鹏等[23]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原因一是低龄老年人听力残疾发生在中青年期,长期的损伤状态使其习得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或能通过辅助器具维持正常生活,因此其生活自理程度较高;二是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听力残疾主要致残原因分别为老年性耳聋、原因不明性耳聋和中耳炎[24],老年期听力残疾最主要发生原因为老年性耳聋[10],老年性耳聋表现为“重听”的高频听力下降,声音分辨能力尚好[25],不容易发现。听力障碍的隐匿性随着年龄增加而暴露,但同时也累积了患者发生沟通交流、认知障碍和抑郁的风险,从而导致老年人ADL丧失;三是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丧失具有年龄效应,周绪凤等[26]的研究显示,即使控制了老年人的慢性病、睡眠及心理状况后,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仍呈现随年龄而下降的趋势。已有的关于一般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女性ADL丧失率高于男性[21 – 22],顾大男等[27]研究亦指出老年女性残障发生率高于男性,自理能力恢复概率比男性低。在本研究结果中,听力残疾的老年女性不能自理率高于男性,但在多因素分析中性别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各年龄段的听力残疾发生风险高于女性[27 – 28],长期持续的残损致自理能力丧失发生和恢复作用在性别中相互抵消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无配偶的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率高于有配偶者。已有研究指出婚姻状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关,有配偶的病损者会因得到配偶更好的照料而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率低[22]。本研究结果显示,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分布呈现地区差异。尽管农村地区听力残疾现患率高于城镇地区[29],但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发生风险是居住在城镇地区者的0.86倍,略高于已有的一般老年人研究[21],这可能与城镇地区无障碍设施更好,但农村地区老年人对生活环境更具适应性[30]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存在东中西部差异,中部地区生活不能自理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低,与一般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一致[31],表明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城乡、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和一般老年人的分布相似,社会经济较发达、卫生医疗条件较好地区,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强。
本研究结果发现,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听力残疾的严重程度相关。受教育程度从文盲到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分别为28.33 %、20.33 %、15.79 %和14.37 %,除未上过学外,其他教育程度的老年人ADL丧失率皆分别高于2006年中国老年人抽样调查中各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率[32],这可能说明听力残疾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程度有差异,听力残疾增加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生活自理障碍风险。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听力残疾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发生风险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7倍,与现有一般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研究的结果一致[27, 32]。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有更多的资源和经济能力获取听力康复和生活照护服务,从而有较好的生活自理能力。本研究对老年人经济状况测量指标采用的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关研究指出老年人是否经济独立、收入来源也可能与其生活自理能力相关[27]。本研究结果显示,听力残疾的严重程度越高,老年人发生生活不能自理的风险越大,与已有研究一致。Gopinath等[6]的研究显示,听力障碍具有中度及以上障碍(较好耳听阈 > 40 dBHL)的≥ 60岁老年人报告生活不能自理(ADL)的风险是无听力障碍老年人的2.87倍,轻度听力障碍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风险为听力无障碍老年人的1.12倍。Dalton等 [7]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听力障碍的病损程度可能会通过个体的认知功能、心理精神障碍从而持续影响老年人个体的生活自理能力。
本研究主要关注听力残疾老年人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听力残疾严重程度等个体生理、社会属性对其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但由于本次调查为横断面调查,无法测量听力障碍对个体生活自理能力的持续影响,可在今后的研究开展追踪调查,从而更为准确地测量听力障碍与个体生活自理能力的关系。听力残疾与个体生理属性、社会经济地位、所在地等情境因素相关,作用于个体活动能力,影响其日常生活功能,建议以残疾预防三级理论为指导,开展残疾预防防治干预,通过早期筛查和医疗干预的二级残疾预防及康复功能训练等三级残疾预防防止感知觉障碍导致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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