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慢性疾病的增长，相关卫生干预措施与日俱增。循证慢性病防控的实践整合了基于科学的干预措施与人群需求，毫无疑问，若能高效应用循证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许多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但已有资料表明，虽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有效防控干预措施已有很多，但遗憾的是，这些干预措施多未得到广泛应用^[1-2]。根据Brownson等^[3]的理论模型框架，影响慢性病循证防控实践和推广的因素较为多样化，包括微观个体、中观机构和宏观政策层面。本研究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个体和组织层面影响因素所存在的差异。

研究小组在确立访谈机构时，通过考量各国不同机构对慢性病防控以及循证慢性病防治投入的力度和资金进行排序，选出各国与慢性病防控最为相关的机构，并由此确立受访谈对象，使跨国研究的结果尽可能具有一致性。受试对象由各国团队通过方便抽样方式确定，美国的受访谈对象来自当地卫生部门工作者；澳大利亚来自地区卫生部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巴西为地方卫生部门和卫生部工作人员；中国则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访谈者均需符合年龄≥21岁且在职时间≥6月。共访谈50名对象，其中，美国12人，澳大利亚13人，巴西9人，中国16人。受访谈者年龄为30~50岁，平均年龄为39岁；以女性居多，为42人(84.0%)。

跨国研究团队由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和美国的13名研究人员组成，通过回顾有关循证慢性病防控实践测评工具的文献，完善并设计了本次研究中的半结构式访谈指南^[4]，访谈内容包含6个方面：(1)受访者个体信息。(2)对循证慢性病防治干预的认识。(3)对循证慢性病防治实践阻碍的认知。(4)政策环境对循证慢性病防治的影响。(5)机构对循证慢性病防治的影响。(6)对循证慢性病防治推广策略的认知。本次研究聚焦个体所认知的个人和机构层面的阻力和影响因素。正式访谈于2015年2—7月开展，由经过培训的调查者采用同一访谈工具进行。

3名经过培训的美国研究者(项目协调员和2名研究生助理)对所调查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并根据访谈指南确立先验结构框架。使用NViVo 10软件创建具有主题代码定义、示例以及标准(包含和排除)的代码簿。每个国家的资料均通过三重编码(即由3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将资料进行比较和讨论，直到达成共识。

澳大利亚61.54%(8/13)的受访谈者、中国62.50%(10/16)的受访谈者、美国66.67%(8/12)的受访谈者获得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信息的最常用渠道是学术期刊和会议。在澳大利亚、巴西和美国，网络(例如，澳大利亚的癌症委员会网络)和专业协会也被普遍使用。此外，澳大利亚38.46%(5/13)的受访谈者和美国58.33%(7/12)的受访谈者提出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措施的最有用渠道为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和培训以及同行之间的沟通，但该渠道在中国相对欠缺，有37.50%(6/16)的访谈者提到了该渠道。

46.15%(6/13)澳大利亚和50.00%(6/12)美国的受访谈者认为，因工作繁重而缺乏时间是实施循证慢性病防控的个人阻碍。但55.56%(5/9)巴西和43.75%(7/16)中国的受访谈者提及最高的问题是缺乏开发和实施循证慢性病防治干预专业知识的渠道和技能。如受访谈者提出“缺乏有效地将基于证据的策略转达给决策者的技能，缺乏有效开发循证慢性病干预措施的技能，缺乏选择循证慢性病措施的决策权力”。提示发展中国家在医务人员知识储备方面仍较为欠缺。相较而言，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循证公共卫生较为成熟，受试者并未反馈缺乏专业知识。

循证干预的组织障碍常表现为缺乏领导或制度支持。整体结果显示，组织层面的障碍在各国基本一致。4个国家的诸多从业者皆有提出，多数工作环境文化的特点是抵制变革、新观念、新政策，以及缺乏创造性思维，这种组织文化下，并不有利于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措施的实施。33.33%(3/9)巴西和31.25%(5/16)中国的从业人员提出，组织领导层缺乏对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的支持。实践者和决策者之间缺乏沟通，被认为是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实施的阻碍。

4个国家的受访谈者表示，虽然目前阻力重重，但重要的推动因素便是机构中有较强循证开展能力的个体以及机构获取外在合作支援的能力。30.77%(4/13)澳大利亚、22.22%(2/9)巴西和25.00%(3/12)美国的受访谈者均提出，较高学历和经验的人员是实施循证慢性病防控干预开展的重要推动者，认为受教育水平和能力对于慢性病循证防控推进具有重要作用。此外，12.50%(2/16)中国和16.67%(2/12)美国的访谈者表示，机构若能与其他具备循证实践能力的其他机构如医学院校、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合作，构建一种合作机制，则能有效助推实施过程。这是因为，这种关系可为其提供循证慢性病防控数据库的资料，各种专题、资金和政治支持。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能促进参与者由始至终、连续性地完成循证措施的开展。

截止到目前，虽然发达国家在推进慢性病循证防控方面逐渐深入，但在中国，慢性病防控领域循证实践或推广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5-6]。本研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事慢性病预防的从业人员开展定性访谈，确定了各国在循证慢性病防控实施与推广方面，个人与组织层面阻力的异同点，从而为尚处于慢性病循证防控滞后阶段的我国提供一定启示。

研究显示，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包括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和培训以及同行之间的沟通等在内的循证慢性病防控传播途径并不是最佳渠道。可能原因在于，由于公共卫生学科仍属于薄弱学科，受到关注度少，相关学术交流资源也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卫生的学科支持，构建相关的慢性病防控交流平台，为从业者互动提供传播循证慢性病防控信息的机会，从而获取最新的循证方法^[7]。

本研究显示，个体能力(教育水平和经验)也是推动循证干预实施的重要因素，这也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被证实，即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与发展循证干预措施的技能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8]。因此，在当前政策氛围、机构支持力度尚未欠缺的背景下，要促进循证的开展，机构应积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并为其提供资源和资金渠道。通过个别优秀人才的带动，逐渐实现循证慢性病实践从点到面的效应显现。

组织层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信息渠道缺失、软硬件支持不够等。因此，医疗机构可以突破的方式在于，与其他具备循证实践能力的机构例如医学院校、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合作，构建一种合作机制，通过资源共享，有效助推产学研的一体化。例如，可以慢性病防控医疗机构作为实践基地，与高校或政府确立一定的合作关系，利用高校所提供的人才和资源，逐渐带动医疗机构循证的开展。与此同时，由于经验主义的固有影响^[9-10]，循证慢性病防控工作并未成为医务人员常态化的工作，因此，亟需医疗机构将循证的开展工作开展落实到医院制度层面。通过医院制度的导向，不断促进医务人员意识和行动的达成。

本研究对多国多名直接从事慢性病防控的公共卫生从业者开展定性访谈，并利用质性研究的科学方法，聚焦分析了各国个体和组织因素方面循证开展的现况和阻力影响因素，特别重点剖析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访谈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为提高研究的效度，未来仍旧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更多省市和区域的大样本定量论证。同时，未来将针对中国循证开展中个体和组织层面的不足，应设计良好的干预模式并加以评估，由此不断推进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在循证应用和推广方面的意识和行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