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
3. 乌鲁木齐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所;
4.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计委生殖健康技术指导中心
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是由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发生在生殖系统的一组感染性疾病,引起生殖道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有细菌、真菌、原虫、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等多种[1]。流动育龄妇女由于其流动性和生活居住条件较差,健康知识和保健意识较低,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较弱,是罹患此类疾病的脆弱人群。中国既往研究大多着眼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正式公布,古丝绸之路地区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丝绸之路经济带”以西安为起点,涉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4省区,综合考虑之后,本研究以宁夏银川和新疆乌鲁木齐作为现场,于2014年5月—2015年4月,对2个地区1 266名育龄女性流动人口进行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以及不同避孕方法的使用对生殖道感染患病影响的研究,为进一步改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分别在银川和乌鲁木齐随机选择2个区,在每个区选择工厂、建筑工地、企事业单位、服务场所(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场所,纳入所选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入选标准:人户分离;18岁 < 年龄 < 50岁;采取了避孕方法;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课题。本次共招募1 266名符合入选标准的流动人口,宁夏656人,新疆610人,1 165名对象同时完成问卷调查和实验室诊断,有效率为92.02%,其中宁夏616人,有效率93.90%;新疆549人,有效率90.00%。
1.2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和实验室检测相结合的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调查员在场所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避孕方法的使用、生殖道感染情况。由妇科医生对研究对象进行常规妇科体检,实验室人员进行标本检测。本次调查纳入的生殖道感染为细菌性阴道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滴虫性阴道炎、淋菌性宫颈炎、非淋菌性宫颈炎、慢性宫颈炎、盆腔炎、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人乳头瘤状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诊断标准参考文献[2]。
1.3 统计分析应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遍录入,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对于不一致的变量,核对原始调查问卷,修改数据库中的错误,直至2次录入的结果完全一致。采用SAS 9.4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共调查1 165名使用避孕措施的流动育龄妇女,宁夏占52.88%(616/1 165),新疆占47.12%(549/1 165)。其中,18~29岁调查对象占46.27%(539/1 165),30~39岁占44.03%(513/1 165),40~50岁占9.70%(113/1 165)。已婚占98.80%(1 151/1 165),离婚占1.2%(14/1 165)。大部分以农业户口为主,占70.39%(820/1 165),城镇户口29.61%(345/1 165)。最高学历以初中居多,占38.71%(451/1 165),小学及以下、高中/职校/中专、大学及以上分别占15.36%(179/1 165)、26.18%(305/1 165)、19.74%(230/1 165)。在现居地居住时间≥5年者占54.08%(630/1 165),≥2年且 < 5年者34.42%(401/1 165),< 2年者占11.50%(134/1 165)。从事职业中,无业或待业者占20.60%(240/1 165),个体从业者占19.74%(230/1 165),工人占15.79%(184/1 165),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2.53%(146/1 165),文教/卫生/行政/专技占7.90%(92/1 165),从事其他职业占23.43%(273/1 165)。家庭月收入大多3 000元~,占42.23%(492/1 165),< 1 000元、1 000元~、> 5 000元分别占1.03%(12/1 165)、36.82%(429/1 165)、19.91%(232/1 165)。
2.2 避孕方法选择情况1 165名采取了避孕方法的流动育龄妇女中,避孕套、宫内节育器、结扎术、口服避孕药、其他方式(避孕针剂、安全期避孕、体外射精、避孕栓等)使用比例分别为45.92%(535/1 165)、33.82%(394/1 165)、4.64%(54/1 165)、3.00%(35/1 165)、12.62%(147/1 165),银川地区使用比例分别为50.65%(312/616)、26.46%(163/616)、8.12%(50/616)、3.57%(22/616)、11.20%(69/616),乌鲁木齐地区分别为40.62%(223/549)、42.08%(231/549)、0.73%(4/549)、2.37%(13/549)、14.21%(78/549)。CMH χ2显示2地区避孕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89,P < 0.000 1)。
2.3 RTIs患病情况(表 1)![]() |
表 1 调查对象RTIs患病现状(n=1 165) |
本次调查的RTIs患病率为38.38%(446/1 165),其中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为15.28%(178/1 165),慢性宫颈炎为13.30%(155/1 165)。
2.4 RTIs相关因素分析 2.4.1 RTIs患病情况单因素分析(表 2)![]() |
表 2 RTIs患病情况单因素分析(n=1 165) |
结果显示,地区、年龄、现居地居住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与调查对象RTIs患病情况无关联(P > 0.05)。户口性质(χ2=17.67,P < 0.000 1)、文化程度(χ2=26.64,P < 0.000 1)、职业(χ2=78.88,P < 0.000 1)、避孕方法(χ2=29.03,P < 0.000 1) 与调查对象RTIs患病情况有关联。
2.4.2 避孕方法的使用对RTIs患病情况影响(表 3)![]() |
表 3 RTIs患病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以是否患RTIs为因变量,将研究对象分为是否使用避孕套2组(使用避孕套组535人,使用其他避孕方法组630人),探讨避孕套的使用对流动人口RTIs患病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调整地区、年龄、户口、现居地居住时间、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后,与未使用避孕套的对象相比,使用避孕套者患RTIs的可能性较小(OR=0.76,95%CI=0.58~0.99)。
3 讨论RTIs无症状比例高、就诊率低、复发率高,因其敏感的患病部位和特殊的疾病症状、以及未及时治疗可能导致的宫颈癌、不孕不育、异位妊娠、流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结局[1],对女性而言是生理和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既往研究显示,流动育龄妇女妇科病筛查率远低于当地常住人口[3],因此对该人群开展生殖健康调查十分必要。“六普”数据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主线区跨省流入人口278.60万人,省内流入人口743.73万,而东段和西段地区是主要流入地。本次调查中,西部地区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育龄流动女性RTIs患病率为38.28%,其中细菌性阴道病15.28%、慢性宫颈炎13.30%,滴虫性阴道炎2.32%,念珠菌性阴道炎3.69%,与国内外调查基本一致[4-7]。
本研究发现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者RTIs的患病率(31.96%)低于未使用者(43.65%),这主要是因为避孕套在避孕的同时,其物理屏障作用可以有效阻隔性伴间病原体的传染。调整了地区、年龄、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等变量后发现,使用避孕套可以使调查对象RTIs的风险降低(OR=0.76,95%CI=0.58~0.99),低于刘春华等[8]发现的避孕套使目标人群RTIs患病率由64.7%降至18.9%的结果。提示避孕套对降低RTIs患病风险的有效性,但是研究现场的人群正确、全程使用避孕套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对北京、重庆、太原、成都四城市流动人口中的调查结果发现,流动人口对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知晓率低[9],海南省的调查中92.8%的育龄女性不知道使用避孕套能够预防生殖道感染[10],而北京市的一项研究中,仅26.04%的流动人口能基本正确使用安全套[11]。相关研究表明,合理、正确使用避孕套是避免女性患RTIs、HPV等多种生殖道疾病的关键因素[12-13]。因而我们可以在性与生殖健康宣教工作中,加入倡导正确使用避孕套及促进男性主动使用避孕套,推荐西部地区已患RTIs或不适合其他避孕节育方式的育龄流动女性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由于我国两性关系中经济和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传统性文化的影响,女性在性方面的话语权弱于男性,性生活中采取使用避孕套的主动权多在男性。因此,生殖健康宣教应当与促进性别平等、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妇女权能等工作齐头并进。
此外,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显示,户口性质、文化程度、职业、避孕方法与RTIs患病情况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也显示工人和其他职业的RTIs患病率高于无业对象,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RTIs患病率较高。城镇户口、较高的文化程度、“体面”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是患RTIs的保护因素[7, 14]。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未显示出与RTIs患病情况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本调查中40~50岁年龄组女性仅占9.70%(113/1 165),与另外2组相比样本量稍显不足;同时,收入容易受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的影响,效应进而被低估。因此,RTIs防治服务应该多关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特别是商业/服务业)的流动育龄妇女。
此外,多项研究发现个人卫生习惯与RTIs患病情况有关,而本研究尚未纳入涉及个人卫生行为的变量,考虑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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