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自然灾害与人为风险频发，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公众面对突发事件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是承灾体，又是减灾政策和措施的具体执行者^[2]，对风险认知的判断是其两面性的决定因素。在应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对所发生的灾害或环境变化的认知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会造成其在应急情境下形成不同的减灾决策，而采取的减灾措施又会对减灾效果产生重大影响^[3]。公众对相关风险的言论通过传播渠道扩散时, 会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 当不实信息短期聚集放大，很容易引起社会公共危机^[4]。公众风险认知水平对整个社会甚至国家的应急能力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5]。为此，本研究于2015年8—11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988人)和黑龙江省(971人)城市和农村居民进行风险认知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为引导公众在危机情景下理性认知与行为防护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分别按照北京市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3层；再根据城乡人口数实际比例确定抽样人口数；按照抽样地区人口普查的职业构成比确定各个职业人群的数量，确定样本人数，整群抽取社区居民和职业人群。本次调查共抽取黑龙江省5个市及各市所辖的县乡1 000人，北京5个区及所辖地区1 000人为调查对象。本次共调查2 000人，有效调查1 959人，有效率为97.9%。1 959人中北京市988人(50.4%)，黑龙江省971人(49.6%)。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问卷及文献^[6-9]、专家咨询、头脑风暴等方法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公众风险认知行为现状调查问卷，通过预调查完善问卷。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对居民进行现场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基本特征和风险认知内容。风险认知内容共22项，分别为风险认知水平(4项)、公众风险认知心理状态(4项)、风险认知态度(4项)、风险认知能力(4项)、风险事件类别(3项)及风险严重性判断(3项)5个方面。除风险事件类别采用排序法外，其他问题采用李克特5分类测量并赋值，即完全不符合(非常不严重)为1分，完全符合(非常严重)为5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程度越高。

(1) 风险的可能性：是指个体认为风险和损失发生在自己及周围人身上的可能性的大小^[10-11]。公众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事件主要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暴力恐怖事件。(2) 风险的严重性：是指风险事件发生后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严重性，即风险的潜在伤害程度。

采用Epi Data 3.2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8.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单因素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

表 1

表 1 两地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基本情况

表 1 两地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基本情况

1 959名居民年龄16~90岁，平均年龄42岁，30~60岁1 159人(59.2%)；男性877人(44.8%)，女性1 082人(55.2%)；城市1 044人(53.3%)，农村915人(46.7%)；已婚1 487人(75.9%)；高中文化程度752人(38.4%)；居住房屋类型楼房1 317人(67.2%)。

表 2

表 2 北京、黑龙江两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表 2 北京、黑龙江两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表 3

表 3 城乡间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比较

表 3 城乡间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比较

北京市居民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暴力恐怖事件的风险认知程度整体高于黑龙江省居民，城市居民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暴力恐怖事件的风险认知程度整体高于农村居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

将两地居民认为最易发生、后果严重的前3位突发事件进行排序，两地趋势大致相同。黑龙江省居民认为发生频率较高且严重的事件为火灾30.4%(295/971)、交通事故24.8%(241/971)、传染病17.6%(171/971)；北京市居民认为前3位突发事件为交通事故26.2%(259/988)、火灾20.5%(203/988)、传染病18.3%(181/988)。

表 4

表 4 风险认知逻辑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

表 4 风险认知逻辑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

不同居住地类型、性别、文化程度、房屋类型、购买保险情况、是否残疾的居民风险认知可能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所在地、是否残疾的居民风险认知严重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5

表 5 公众风险认知的逻辑回归分析

表 5 公众风险认知的逻辑回归分析

分别以风险认知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为因变量(0=低风险认知，即1~3分；1=高风险认知，即4~5分)，以居住地类型、性别、文化程度、房屋类型、购买保险情况、是否残疾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认为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高于农村地区，楼房居民的整体风险认知程度高于平房居民；残疾人群的风险认知严重性高于健康人群，北京公众对于风险发生的严重性认知好于黑龙江公众。购买保险等变量结果虽未有统计学意义，但购买保险的公众潜在意识中的风险认知要高于未购买保险者。

相关研究显示，风险认知程度越高, 公众采取防御型积极应对行为的频率越高^[12]。本研究中，公众在风险认知中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暴力恐怖事件的认知程度方面，北京市居民高于黑龙江省居民，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P＜0.01)，且地域间存在差异(OR=1.290)。北京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大，风险隐患大；风险认知与行为的防控关注度也高于黑龙江地区。地域环境差异及社会教育环境等因素，将会进一步导致公众风险判断的区域性差异。要想提升地区整体风险认知水平与风险应对能力，政府应采取因地制宜的管理对策, 优化资源，发挥政府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的整体功效，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13]。

目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正处于扩散化、上升化趋势^[1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通行能力紧张，交通拥堵与交通事故频发^[15]。本研究也显示，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中事故灾难得分最高，城市居民为(3.09±0.03) 分，农村居民为(2.92±0.04) 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认知程度好于农村居民(OR=1.987)。城市地区人口稠密且人流量大，一旦发生传染病，城市中传播速度、扩散程度、事态可控性与后果的严重性均高于农村地区。加强风险事故预警，特别是城市地区的风险防范和防灾减灾教育对化解社会风险尤为重要。

公众对风险的担忧会促使其采取各种应对行为来规避风险。本研究中，楼房居民对于风险认知的可能性与严重性均高于平房居民(OR=1.586、1.373)。高层楼房建筑结构复杂人口密度高，逃生难度和应急救援及继发风险的概率也高于平房。加强高层住户的风险防范与教育也是今后防控工作的重点。风险感知严重性结果显示，身体残疾的人群比健康人群对风险发生的严重性敏感程度更高(OR=1.727)。残疾人群行动不便，在危机情景下，反应速度与成功规避风险的可能均低于健康人群。突发事件致残的人群对各类风险事件的关注程度也高于健康群体，从被动接受风险到主动了解风险，继而规避风险，降低其发生的危害度，这在调查结果中也有所体现。建议政府在制定应急管理政策时，应特别关注脆弱人群的需求及其心理健康调节能力^[16]，在减灾防灾和救援等过程中给予特殊人群更多关注，提高公众特别是脆弱人群的安全感，促进公众对风险事件的认知，提高防范意识^[17]，提高应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