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1]。良好的健康素养能够促进公众对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提高公众自身的健康管理能力[2]。在中国全面开放二胎、促进人口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解16~49周岁育龄妇女健康素养状况,以及不同分类育龄妇女健康素养状况差异,有针对性地开展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教育工作,促进育龄妇女健康素养的提高,保障育龄妇女及其孩子健康,2015年8—10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全国25个试点地区,针对6 348名育龄妇女进行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每个试点地区按照城乡、经济、文化水平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城市随机抽取3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抽取20户子女年龄≤16周岁的育龄妇女,同时抽取10户无子女但准备要子女的育龄妇女;农村随机抽取2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40户子女年龄≤16周岁的育龄妇女,同时抽取10户无子女但准备要子女的育龄妇女。每个试点地区样本含量为城市180人、农村100人,一共280人,25个试点地区共回收6 878份问卷。有效问卷6 348份,问卷有效率92.29%。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为基础,结合本次调查针对人群,经过专家咨询确定本次调查所用问卷。调查内容分为3类,第1类基本信息问题,包括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平均月收入、常住人口中是否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第2类健康素养问题,包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基本健康技能3个方面的问题;第3类是生育意愿与健康教育方式问题,包括年龄、子女个数、生育意愿、健康教育方式。参考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单选题,正确计2分,错误计0分;判断题,正确计2分,错误计0分;多选题正确计3分,错选、漏选计0分,满分100分[3]。育龄妇女回答问卷正确率≥80%的认为具有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具备率为具备健康素养的育龄妇女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同理,在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3个方面回答问题正确率≥80%的分别认为具有3个方面的健康素养,3个方面的健康素养具备率分别为具备3个方面健康素养的育龄妇女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1.3 统计分析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 3.0,数据分析使用SAS 9.3软件,计数资料使用χ2分析,比较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及其3个方面水平在不同分类间的差异。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本次调查中,育龄妇女年龄最小16周岁,最大49周岁,平均(31.67±6.7) 岁;城乡人数比为1.75:1(4 039/2 309);家庭常住人口数以1~4人为主,占82.53%(5 239/6 348);家庭月均纯收入以≤5 000元为主,占81.76%(5 190/6 348);处于最佳生育年龄与非处于最佳生育年龄人数比为0.86:1(2 933/3 415),育龄妇女家中以1个子女为主,占比48.82%(3 099/6 348),有无生育意愿育龄妇女比为1.20:1(3 467/2 881)。
2.2 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总体状况对6 348名育龄妇女健康素养状况进行分析,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比例为15.60%(990/6 348),健康知识和理念方面具备比例为47.54%(3 018/6 348),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方面具备比例为8.66%(550/6 348),健康技能方面具备比例为12.85%(816/6 348)。
2.3 不同基本特征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比较(表 1)| 表 1 不同基本特征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比较 |
城市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6.64%,高于农村的13.77%(χ2=9.17,P=0.002 5);不同家庭月均纯收入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不同,其中5 000~9 999元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最高,为23.42%(χ2=187.99,P < 0.000 1);健康素养具备率在家庭常住人口方面无差异(χ2=0.53,P=0.47);从健康素养3个方面的水平来看,都是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具备率最高,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最低。
2.4 不同生育特征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比较(表 2)| 表 2 不同生育特征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比较 |
处于最佳生育年龄(23~30岁)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7.35%,高于非最佳生育年龄的14.08%(χ2=12.81,P=0.000 3);未生育子女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9.42%,高于其他(χ2=74.71,P < 0.000 1);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6.70%,高于无生育意愿的14.27%(χ2=7.08,P=0.008);健康素养3个方面的水平同样是健康知识和理念水平最高,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水平最低。
3 讨论育龄妇女的健康素养不仅仅关系到自身的健康,对子女的健康也起到关键作用,提高育龄妇女的健康素养,具有一定的公共卫生学意义。本调查试点地区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水平高于2013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最新监测结果中女性健康素养水平[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健康受到重视,健康教育的加强提高了健康素养水平。国外相似的研究中,2015年Radka等[5]研究捷克共和国的360名怀孕女性,健康饮食与行为率为30%,而试点地区育龄妇女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水平为8.66%,低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水平不仅仅影响自身的健康水平,也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本调查结果还显示,育龄妇女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处于最低水平,这与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相类似[6-7],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是健康素养的“行”[4],相对于“行”,知识更容易获得,要把知识转化为行为需要一定的漫长过程。
比较分析中发现,城乡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城市高于农村,这同国内学者针对居民健康素养的研究结果相类似[8-9]。从健康素养3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技能城市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医疗卫生等资源分布不均衡,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更容易接触到健康方面的知识、理念和教育;另一方面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上城乡没有差异,国内研究发现,健康素养3个方面都是城市高于农村[4, 10],说明育龄妇女健康素养需要把知识进一步转化为行动来提升健康水平;家庭人口方面,健康素养在不同家庭人口方面没有差异,国内研究显示,家庭人口数少的居民健康素养高于家庭人口多的居民[11],说明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可以对家人健康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家庭月均纯收入方面,随着家庭月均纯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及各方面的水平先升高后降低,而国内学者针对居民的研究发现,健康素养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提升[11-12]。出现这种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说明经济水平是育龄妇女健康素养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水平的提升能使育龄妇女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知识和拥有更好的健康理念,导致健康素养随着经济水平升高而升高;另一方面提示经济对健康素养的影响又不是绝对的,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高,育龄妇女在健康方面花费的时间会相对减少,而健康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无论经济水平如何都要对育龄妇女健康素养进行教育干预,以提升不同经济水平育龄妇女的健康素养状况。
最佳生育年龄、子女个数和生育意愿是国内学者关注较少的方面,本结果发现,最佳生育年龄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水平高于非最佳生育年龄组,有生育意愿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水平高于无生育意愿组,说明由于生育方面的原因,这部分育龄妇女主动关注健康方面的知识较多。接受健康知识和健康教育,努力提高身体健康,为生育做准备,这有利于育龄妇女在保障子女健康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子女个数方面,育龄妇女子女数越多,健康素养水平越低,这一结果不利于育龄妇女保障子女健康。分析原因为,一方面子女个数反映了育龄妇女的生育观,而生育观和经济、文化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文化水平低的女性往往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所以子女个数多的育龄妇女健康素养低;另一方面子女个数的增多使得育龄妇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子女身上,这客观上不利于其接触健康方面的知识。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育龄妇女的健康素养,同时也关注育龄妇女健康素养对其子女的影响。但由于文件篇幅及调查工作量等方面的局限,此次调查对后者的设计不够丰富。因此,结合本次调查内容不详尽之处,笔者认为妇女,医生等人群的健康素养,及其健康素养对其他人群健康的影响方面,需要进一步得到关注,这也更能体现健康素养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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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Vol.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