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抑郁是高中生最常见的情绪问题。认知情绪调节由荷兰心理学家Garnefski提出,主要指个体在处理负性生活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应对策略[1]。有研究证实,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采用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显著低于采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2]。研究发现患有焦虑性障碍的儿童会更多的使用沉思、灾难化等消极策略, 而较少使用关注计划和积极重评等积极策略[3]。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沉思、灾难化正向预测抑郁和焦虑,积极调整负向预测抑郁[4]。以上研究虽然认为焦虑抑郁与认知调节策略有关,但由于抑郁和焦虑情绪常常伴随出现,很难分清不同情绪状态者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特点,尤其是鲜见针对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群体的研究。为此,本研究于2014年3—4月在河北省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648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为高中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干预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张家口、唐山、保定、石家庄、邢台、衡水6个市共7所中学(其中石家庄2所中学),在每个中学随机抽取2个高中班的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 回收问卷686份,有效问卷648份,有效率92.57%。
1.2 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集体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1) 自评抑郁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5]: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均由20项目组成, 按1~4级评分。总粗分乘以1.25后, 取其整数部分作为标准分, 标准分 < 50分为无抑郁(焦虑);50~59分为轻度抑郁(焦虑);60~69分为中度抑郁(焦虑);≥70分为重度抑郁(焦虑)。本研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和0.74。(2) 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量表[6]:由魏义梅修订,共36个项目,分为自责、容忍、沉思默想、积极调整、积极设想、自我安慰、灾难化和责备他人8个维度。每个项目采用1~5级评分,分量表计算总分,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 表明被试者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认知策略。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学生实际情况。本研究中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0~0.78。
1.3 统计分析全部问卷回收后经过检查核实后进行问卷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检验及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648名高中生平均年龄为(16.23±2.47) 岁,其中男生283人,占43.67%,女生365人,占56.33%;高一418人,占64.51%,高二119人,占18.36%,高三111人,占17.13%。
2.2 高中生抑郁焦虑、抑郁状况及认知情绪得分情况(表 1)| 表 1 河北省7所高中学生抑郁焦虑状况(分, x±s) |
高中生中抑郁(抑郁标准分≥50分)的学生160人,占24.69%,焦虑(焦虑标准分≥50分)的学生26人,占4.01%,既抑郁又焦虑(抑郁标准分≥50分且焦虑标准分≥50分)的学生142人占21.91%,正常(抑郁标准分 < 50且焦虑标准分 < 50) 的学生320人,占49.38%。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得分:自责(8.24±2.30) 分,忍受(12.34±3.15) 分,沉思默想(9.20±2.52) 分,积极调整(13.31±3.85) 分,积极设想(27.87±6.58) 分,自我安慰(5.01±2.32) 分,灾难化(7.92±3.22) 分,责备他人(8.66±2.77) 分。
2.3 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相关分析(表 2)| 表 2 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相关分析(r) |
高中生抑郁与忍受、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明显正相关,与积极设想、积极调整呈明显负相关;高中生焦虑与忍受、沉思默想、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明显正相关,与积极设想呈明显负相关。
2.4 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类型的方差分析(表 3)| 表 3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类型单因素方差分析 |
以4种类型(焦虑、抑郁、抑郁焦虑共病、正常人)为自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8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除自责和容忍维度外,沉思默想、积极调整、积极设想、自我安慰、灾难化和责备他人在4种情绪类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事后检验显示,焦虑抑郁情绪共病者更多采用沉思默想、自我安慰、灾难化、抑郁者较少采用积极调整和积极设想;焦虑者较多采用责备他人;正常人较多采用积极设想,较少采用灾难化和责备他人;焦虑者比抑郁者更多采用积极调整和积极设想。
2.5 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逐步回归分析(表 4)| 表 4 河北省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逐步回归分析 |
以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8个因素为自变量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灾难化、积极设想和沉思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最大,其中,8个因素可以解释抑郁的50%的变异,可以解释焦虑的42%的变异。抑郁的回归方程为y抑郁=43.85+0.70×灾难化-0.46×积极设想+0.36×沉思;焦虑的回归方程为y焦虑=32.91+0.83×灾难化-0.28×积极设想+0.41×沉思。
3 讨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有24.69%的学生存在抑郁问题,4.01%的学生存在焦虑情绪,21.91%的学生焦虑和抑郁同时存在。抑郁检出率的结果与国内很多研究较一致[7-8],但陈明琴等[9]对高中生焦虑状况研究发现,29.7%的学生有焦虑症状,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该研究未对焦虑和抑郁共病的情况进行详尽区分,而本研究分离出单纯焦虑和焦虑抑郁共病,为青少年焦虑抑郁的现状提供了更详尽的资料。本研究还发现高中生群体单纯性抑郁的发病率高于抑郁焦虑共病,高于单纯性焦虑,单纯性焦虑发病率较低。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性激素分泌不稳定容易诱发抑郁[10],加上青少年自我意识高涨,面临多种成长危机, 导致了青少年抑郁症状相比焦虑等其他心理问题增多[11]。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高中生抑郁与忍受、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明显正相关,与积极设想、积极调整呈明显负相关;高中生焦虑与忍受、沉思默想、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明显正相关,与积极设想呈明显负相关。进一步以抑郁、焦虑、抑郁焦虑共病和正常人为自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8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焦虑抑郁情绪共病者更多采用沉思默想、自我安慰、灾难化,抑郁者较少采用积极调整和积极设想,焦虑者较多采用责备他人,正常人较多采用积极设想,较少采用灾难化和责备他人。焦虑者比抑郁者更多采用积极调整和积极设想。结合高中生身心特点,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解释,抑郁者具有抑郁三联征,他们消极的看待自己、他人和未来,由于心情低落,情绪消沉,他们往往更多的指责自己,也没有动力去做出积极调整和设想[12]。而焦虑者的特点是无具体原因的紧张不安,他们相比抑郁者来说,会更多的把情绪和注意指向外界,去抱怨环境,责备他人,他们有强烈的改变的欲望[13],因此会更多采用积极调整和积极设想的策略,而正是由于过多对未来的设想,和急于改变,反而会促发焦虑。焦虑抑郁情绪共病者由于结合2种不良情绪,加上高中生缺乏社会经验, 思维批判性快速发展, 自尊心强, 情绪波动大, 遇到负性情绪时, 更倾向于从自身内部找原因, 反复地思考, 出现沉思默想和自我安慰,并容易出现偏激的灾难化想法。
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8个因素为自变量,分别以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灾难化、积极设想和沉思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最大。灾难化和沉思正向预测抑郁焦虑,积极设想负向预测抑郁焦虑。与李丞凤等[4]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抑郁者三低症状造成其改变意愿不够,行动力不足,而焦虑者虽有情绪问题,但却有动力做出调整。
综上所述,高中生的抑郁焦虑的干预不可一概而论,而应有针对性的训练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单纯抑郁的干预可以从激发高中生内部动力入手,使他们看到希望,多做积极设想,并学会积极调整的策略。单纯焦虑的干预应促使学生降低目标,学会调节情绪,并处理好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抑郁和焦虑情绪共病的高中生人数较多,情况也较复杂,应帮助他们矫正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尤其是避免灾难化、自我安慰和沉思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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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Vol.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