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 孕前不良心理健康问题对妇女的妊娠和分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心理压力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孕前心理压力是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风险因素,高心理压力能有效预测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机率[2-3]。Anorlu等[4]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孕次、教育水平、职业、高血压和肥胖史等变量之后,怀孕期间的家庭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与先兆子痫等孕期并发症的发生有密切联系。Aarts等[5]也认为来自生活的压力源与妊娠结局明显相关。可见,孕妇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是预测孕期并发症和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风险因素。尽管已有研究对孕妇的心理压力做了较多考证,但地域不同,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可能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选取2011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在东、中、西部地区参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3 608 290名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压力 (包括工作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关系压力) 为调查重点,考察育龄妇女的孕前心理压力风险暴露状况,以及不同地区育龄妇女怀孕前的心理压力风险分布情况,为有针对性的开展孕前心理风险评估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表 1)| 表 1 不同地区研究对象分布情况 |
研究对象选取2011年1月-2014年12月,东、中、西部地区参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育龄妇女,共3 608 290人。4年育龄妇女人数分别是2011年979 821人,占27.15%;2012年934 548人,占25.90%;2013年899 642人,占24.93%;2014年794 279人,占22.01%。
1.2 方法数据来自国家免费孕前健康检查系统中2011年1月-2014年12月的育龄妇女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家庭档案》对育龄妇女的基础信息和心理压力进行调查。其中,基础信息包括民族、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口性质等人口学变量,将年龄分为≤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岁,分别计为“1”、“2”、“3”、“4”、“5”;文化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计为“1”、“2”、“3”、“4”、“5”;职业包括农民、工人、服务业、经商、教师/公务员/职员、家务,分别计为“1”、“2”、“3”、“4”、“5”、“6”;户口性质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计为“0”、“1”。心理压力主要包括工作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关系压力,其中“有”计为“1”,“无”计为“0”,3种压力中凡有任意一项为“1”即为有心理压力风险。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定义为该风险的阳性检出人数占该风险的总调查人数的比例。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0.0软件首先对数据进行清理,然后采用描述分析和χ2检验对数据进行人口学特征分析和地区差异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表 1)| 表 2 育龄妇女心理压力风险的人口学分布情况 |
参加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3 608 290名育龄妇女,东部地区888 698人,占24.63%;中部地区1 749 436人,占48.48%;西部地区970 156人,占26.89%。研究对象年龄在15~49岁,平均年龄 (26.36±4.72) 岁,其中91.71%为汉族人,职业多为农民。
2.2 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人口学分布 (表 2)从人口学特征来看,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户口性质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从年龄来看,25~29岁年龄组有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他年龄组;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大专及以上有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明显高于初中、高中有心理压力风险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在职业方面,农民多数为无心理压力风险者,而服务业、经商、教师/公务员及其他等职业有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在户口性质方面,非农业户口的育龄妇女孕前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达到30.74%,明显高于农业户口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
2.3 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地区分布 (表 3)| 表 3 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地区分布情况 |
对东、中、西部地区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孕前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最高,达到22.97%;其次是西部地区,占18.57%;中部地区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最低,只占11.05%。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均明显高于全国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中部地区所占比例低于全国水平。χ2检验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在东、中、西部3个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 597.06, P < 0.001)。
2.4 不同年份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地区分布 (表 4)| 表 4 2011-2014年育龄妇女孕前有心理压力风险地区分布情况 |
将2011-2014年育龄妇女的孕前心理压力风险进行地区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育龄妇女4年的孕前心理压力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且3个地区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均随着年限的增加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2011-2014年的地区分布来看,每年东部地区育龄妇女存在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育龄妇女有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最低,明显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3 讨论通过对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同人口学变量下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其中25~29岁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较高,这可能因为该年龄段正值生育的高峰期,又是多数人事业的起步期,来自生活、工作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较大。从教育程度来看,相对于初中学历,育龄妇女的学历越高或越低,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越高。已有研究表明学历高和学历低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较大[6],且有研究发现学历低的孕妇更容易出现焦虑、精神病性等心理问题,心理压力较大[7-8]。这可能与经济条件有关,研究指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会对孕妇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9]。低学历的人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怀孕生子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活负担[10];而高学历的人往往更加重视妊娠质量[6],对生活和经济水平的要求较高,过高的追求可能会导致较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民和农业户籍的育龄妇女在孕前存在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要低于其他职业和非农业户口的育龄妇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11]。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地区不同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不同。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且从2011-2014年均呈现类似现象。这可能与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有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高学历人群所占比例较大,分别达到26.72%和11.15%,均高于中部地区。这可能因为东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吸引了更多的高学历人群;西部地区因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部分的高学历人群选择去西部地区发展。而本研究对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人口学特征分析中发现学历越高或越低,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检出率越高。西部地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均高于中部地区,而已有研究表明学历过高或过低的孕妇更容易表现出高的心理压力[6]。且从2011-2014年,每年育龄妇女的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发生率中部地区均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但随着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开展,东中西部地区的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风险的比例均随年限的增加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实施成效。由于育龄人群在进行例行的检查外,还得到了有效的孕前健康咨询和指导,使人们逐步意识到心理压力对怀孕和妊娠结局的影响,以利于育龄妇女有意识地调节各方面的心理压力,从而表现出心理压力风险发生率的逐年降低。
因此,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于育龄妇女的健康妊娠具有重要意义。但地区不同,育龄妇女孕前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会有所差异,其心理压力风险也存在不同,因此在对育龄妇女开展健康检查时应注重地区差异,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孕前心理健康咨询与指导。
| [1] | Witt WP, Wisk LE, Cheng ER, et al. Preconception mental health predicts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birth outcomes: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J]. Matern Child Health J, 2012, 16(7) : 1525–1541. DOI:10.1007/s10995-011-0916-4 |
| [2] | Hobel CJ, Goldstein A, Barrett ES. Psychosocial stress and pregnancy outcome[J]. Cl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08, 51 : 333–348. DOI:10.1097/GRF.0b013e31816f2709 |
| [3] | Witt WP, Litzelman K, Cheng ER, et al. Measuring stress before and during pregnancy:a review of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of obstetric outcomes[J]. Matern Children Health J, 2014, 18 : 52–63. DOI:10.1007/s10995-013-1233-x |
| [4] | Anorlu RI, Iwuala NC, Odum CU. Risk factors for pre-eclampsia in Lagos, Nigeria[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2005, 45 : 278–282. DOI:10.1111/ajo.2005.45.issue-4 |
| [5] | Aarts MC, Vingerhoets AJ.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intrauterine fetal growth:a prospective study[J]. J Psychosom Obstet Gynaecol, 1993, 14(4) : 249–258. DOI:10.3109/01674829309084448 |
| [6] | 徐继红, 马旭. 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4, 22(8) : 508–513. |
| [7] | 吴程曦, 董燕, 齐建林, 等. 孕妇学历、年龄与心理状态变化的相关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0, 37(21) : 4036–4038. |
| [8] | 骆桂钗, 余鹰燕, 蔡建芬. 宁波市早孕妇女心理压力水平与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1, 31(1) : 97–98. |
| [9] | 章群, 王俊, 郑媛, 等. 妊娠晚期妇女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08, 24(2) : 165–167. |
| [10] | 周昔红, 李乐之, 周阳. 孕妇心理压力状况及其与焦虑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0, 20(7) : 1079–1082. |
| [11] | 徐继红, 马旭. 城乡育龄妇女孕前心理压力及妊娠结局研究[J].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 2016, 27(2) : 5–10. |
2017, Vol.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