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指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中活产男婴与女婴数之比,通常为103~107[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升高,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2],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3]。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必将造成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的比例失调,影响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了解上海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为控制当地人口性别比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收集2004—2013年上海市出生监测数据,分析不同人群特征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出生监测信息系统2004—2013年的监测数据。上海市出生监测信息系统覆盖上海市所有法定接产医院,不论户籍何处,每例医院出生的新生儿,出生后7 d内由接产医院直接上报至上海市“出生医学信息系统”。每月由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依据《出生医学记录单》进行审核,定时报至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复核,并定期抽查住院病史,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有效避免了出生婴儿的漏报。
1.2 主要分析指标(1) 出生人口性别比:
(2) 贡献率:出生性别比的“贡献率”,是指某因素不同水平下出生性别比升高程度在总体升高中所占的比例,它既受该因素各水平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影响,也受各水平分性别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4]。
1.3 统计分析采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进行数据的整理与核查,采用统计软件SAS 9.2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人口出生性别比和各因素的贡献率。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出生性别的影响,所有的统计检验结果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平α=0.05。
2 结 果 2.1 变化趋势目前在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已成为总人口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常住人口总量为897.70万人,约占上海常住人口总数的1/3。近1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出生性别比维持在106~108之间。上海市外来人口出生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125降低到2013年的117,但是仍远高于正常上限107。建立出生性别比与年份的回归方程(性别比=-0.859×year+1 847,R=0.97,F=274.29,P<0.000 1),据方程推算直至2025年,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才能回到107的正常水平。
2.2 一般情况(表 1)2004—2013年上海市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44,经χ2检验,发现父母年龄、胎次、产次、分娩方式、父母户籍和学历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均有影响。出生性别比随着母亲的年龄升高而升高。但是,从贡献率上看,对出生性别比升高贡献显著的为25~34岁的产妇,对性别比升高的贡献达66.54%。父亲年龄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没有母亲年龄明显。随胎次、产次的增加出生性别比也明显上升,2胎和3胎的贡献率达71.93%,第2产的贡献率达75.56%。从父母户籍状况看,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是由外省市户籍人口造成,而学历相对较低的父母生育孩子的出生性别比更高。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 2)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上海市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以出生性别为因变量,出生年份、父母年龄、胎次、产次、分娩方式,父母户籍和学历为自变量,探索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出生性别有影响的因素为出生年份、产次、分娩方式、父母年龄、父母户籍和母亲学历。分析发现,近年来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与单因素研究结果不同,父母年龄的升高与出生性别比呈负向关系。真正与出生性别比急剧上升有关的因素为产次、父母为外省市户籍和母亲学历较低。另外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也呈现出生性别比的增高。
3 讨 论
早期性别比研究认为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是漏报、瞒报、溺死女婴[5],本研究数据源于医院监测数据,且上海市住院分娩率高于99%,不存在上述影响,能够真实反映总体水平。本研究显示,上海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由外来人口引起。出生性别比随父母年龄增加而降低与国内一些研究结果相悖[6, 10-11],但是与英国[7]、美国[8]、意大利[9]等国的研究结果类似,这或与本研究多因素分析调整产次的混杂效应有关。研究结果还显示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与出生性别比的升高相关,这可能与男婴出生体重偏重,剖宫产率较高有关。
虽然近年来,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但依此趋势,2025年才能达到正常水平。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必然造成总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富余”男性造成的婚姻挤压将越来越严重[10],导致单身未婚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并且增加社会的养老负担[11]。上海市外来人口的数量逐年攀升,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12-13],加强外来人口的管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改变传统生育偏好,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具有重要意义[14]。与国内的多数研究结果一致[6, 9-10, 15-16],外来人口中,初产出生性别比为107.41,接近正常范围,而高产次出生人口性别比远远高于正常上限,这与传统的性别偏好,以及B超和染色体技术用于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引产有关[17-19]。这提示,已育妇女是控制出生性别比的重点管理人群。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暂时的现象,控制出生性别比,需予以长期有效的综合治理。首先要强化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其次在社会地位上,强化男女平等,从经济、政治及社会利益方面,提高女性地位,同时,积极应用法律手段,严惩非法性别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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