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3. 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培养科 ;
4. 新疆喀什市卫生局医政科 ;
5. 新疆喀什市浩罕乡卫生院 ;
6. 新疆疏勒县塔孜洪乡卫生院
有研究表明,膳食结构的不合理是引起一些诸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癌症等慢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1-2]。近年来,膳食模式已经成为慢性病的一个有力预测工具,且膳食调查作为营养流行病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可以较为全面了解某一特定人群的膳食结构[3]。相对于以往针对某些单一食物(组)或营养素评价,膳食模式能够从总体上把握饮食与疾病或饮食与疾病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系,并能甄别营养素与食物之间的共线性,同时兼顾食物及营养素之间的综合效应,因此具有更为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4]。目前,国内多数膳食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些疾病的特殊人群,而对于社区一般自然人群,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膳食调查较为少见。本研究于2013年5—6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新疆地区抽取1 193名≥18岁新疆维吾尔族人群进行膳食调查,为达到合理调整膳食结构,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营养健康宣教及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5—6月从喀什地区1个市和11个县中抽取喀什市和疏勒县作为所调查的市和县,再从其28个乡/镇和街道中随机抽取出2个乡(喀什市浩罕乡、疏勒县塔孜洪乡)和1个街道办事处(喀什市恰萨街道办事处),并从每个乡/镇或街道中各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和社区,对其调查点内≥18岁的维吾尔族成年居民予以调查。排除孕妇或乳母或近期服用抗压药物等特殊人群,以及近期有非常“膳食”行为(如斋月期间的每日禁食或参加婚礼、礼拜等)者。本次共调查1 250人,有效调查1 193人,有效率为95.44%。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问卷调查和膳食调查。其中,一般情况问卷主要根据本研究目的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人口学特征。膳食问卷主要依据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使用的《24小时膳食回顾调查表》[5],并结合新疆地方特点以及喀什地区当地维吾尔族饮食实际加以修订而成。膳食数据经过整理后共有12类食物组,即粮谷类、蔬菜类、水果类、豆类及其制品、奶类及其制品、肉类、蛋类、坚果及干果类、饮料、盐油及其他食物(保健食品等除外)。
1.2.2 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形式,调查前由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在征得其同意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由调查员一对一面对面地对其进行询问并填写记录。膳食调查采用连续3 d 24 h回顾询问法,收集被调查者过去3 d内每日24 h内摄入的所有食物名称和摄入量以及相关烹饪方法,并根据个体描述的食物咸淡及油腻程度估算其食用盐和油摄入情况。并结合食物称重法,以所调查个体的家庭为单位随机对进行入户调查,收集其家庭过去1个月食用盐和油的消费量,并按家庭人口数平均分配至个人。
1.2.3 膳食模式建立利用膳食资料计算每个个体各自食物组的日均摄入量,将12类食物组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正交变换旋转)后得到4种模式。因子模式的命名依据于各食物模式中所含食物特点确定各公因子(膳食模式)的主要支配变量(食物组);膳食模式公因子筛选主要依据特征根、碎石图的拐点、因子的可解释性以及专业知识来加以确定。采用因子分析Bartlett法分别计算每个样本个体的因子得分,根据因子得分赋予每个样本个体一种膳食模式。因单一公因子无法对所调查人群膳食摄入水平作出综合评价,故通过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加权求和后构建出综合因子得分。将综合因子得分按照三分位数进行分组,由低到高分别赋予为T1(低分位组)、T2(中分位组)和T3(高分位组)。其中,T1、T2、T3分别代表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低、中、高3个三分位综合因子得分。个体在某个因子得分的绝对值越高,表明该个体的膳食摄入情况与该种膳食模式越趋于一致,亦表明越倾向于该膳食模式。反之,则差异越大。
1.3 质量控制(1)调查开始前,针对喀什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特有饮食风俗习惯进行充分的调研与论证,使膳食调查内容更接近于其饮食实际,以减少回忆偏倚。(2)调查过程中,考虑到样本个体每日膳食结构可能在一周中工作日和双休日上的差异,故3 d调查尽可能涵盖工作日和双休日,以减少信息偏倚;采集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日常饮食餐具和常吃食物作为食物模型,利用不同规格的食物模型帮助被调查者判断各自的食物类型及摄入量,以减少测量偏倚。
1.4 统计分析对审核无误的调查表进行统一整理和编码,借助食物营养计算器v2.65标准版(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编制)以及Epi Data 3.0软件建立膳食数据库,数据由双人分别录入,并由专人对2次录入的数据进行有效性审核,校对无误后,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提取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对所纳入的食物组进行公因子提取,并利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 VOR)对初始因子意义不明确的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以使其拉大距离便于更好地加以解释。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对人口学特征变量进行均衡性检验。对于能量及营养素等非正态资料,在将年龄、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其影响后,采用Spearman偏相关分析分析其与膳食模式之间的相关关系。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此次共调查1 193人,年龄18~91岁,平均年龄(45.2±15.0)岁;男性485人(40.7%),平均年龄(47.7±15.7)岁;女性708人(59.3%),平均年龄(43.5±14.3)岁;婚姻状况已婚(含初婚/再婚)1 113人(94.3%),未婚56人(4.7%),离异/丧偶24人(2%);农民671人(56.2%),无业或待业335人(35.3%),有工作161人(13.5%),离退休26人(2.2%);文化程度高中以下1 027人(86.1%),高中及以上166人(13.9%);居住地为城市448人(37.6%),居住地为农村745人(62.4%)。
2.2 维吾尔族成年居民膳食模式因子载荷分布情况(表 1)| 表 1 维吾尔族成年居民膳食模式在不同食物组因子载荷分布情况 |
因子分析显示Bartlett球形检验χ2=5.042(P=0.000)、Kaiser-Meyer-Olkin(KMO)=0.674(0.5~0.7),提示本研究的膳食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其中,Bartlett球形检验P < 0.001,提示各食物组变量间具有一定相关性;KMO < 0.7,提示各食物组变量间信息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值得尝试进行因子分析的膳食模型探讨。共提取4个特征根>1的因子,累积贡献率为65.93%,提示所提取的公因子能够对各食物组变量加以描述。4种模式分别为传统型膳食模式(Ⅰ类)、西方型膳食模式(Ⅱ类)、肉食型膳食模式(Ⅲ类)和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Ⅳ类)。其中,在Ⅰ类模式中粮谷类和蔬菜类以及盐油的因子载荷值较高,水果、豆类、肉类、奶类等食物组的因子载荷值较低,呈现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特点,符合维吾尔族传统膳食习惯,故将其命名为的传统型膳食模式;在Ⅱ类模式中粮谷类和蔬菜类因子载荷偏低,水果类、奶类及其制品的因子载荷较高,同时肉类、蛋类和坚果及干果类的因子载荷也偏高,符合西方膳食习惯,故将其命名为西方型膳食模式;Ⅲ类模式中肉类、蛋类等动物型食物的因子载荷值偏高,这与维吾尔族习食牛羊肉有关,故将其命名为肉食型膳食模式;Ⅳ类模式中坚果及干果类因子载荷较高,符合维吾尔族喜吃干果的特点,故将其命名为维吾尔族特有膳食模式。
2.3 维吾尔族成年居民人口学特征在膳食模式中分布情况(表 2)| 表 2 维吾尔族成年居民人口学特征在膳食模式中的分布情况 |
男性在高分位传统型膳食模式中最多,为104人(37.1%);在低分位肉食型膳食模式中最少,仅为19人(10.4%)。女性在低分位传统型膳食模式中最多,121(43.2%);在高分位传统型膳食模式中最少,30人(10.7%)。女性在传统型和肉食型膳食模式中的人数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0.475,P=0.000;χ2=42.881,P=0.000),在其他2种膳食模式中的分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组在传统型膳食模式中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295,P=0.001),而在其他3种膳食模式中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传统型膳食模式中,以低分位的≥60岁老年人最多,54人(19.3%);以低分位的18~30岁青年人最少,15人(5.4%)。在西方型膳食模式中,以低分位的≥60岁老年人最多,39人(18.3%);以低分位的18~30岁青年人最少,13人(6.1%)。在肉食型膳食模式中,主要以低分位的40岁~中年人最多,25人(13.7%);以低分位的18~30岁青年人最少,11人(6.0%)。在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中,以高分位的18~30岁青年人最多,26人(19.4%);以高分位的40岁~和50岁~中老年人最少,均仅为8人(6.0%)。文化程度在4种膳食模式中均呈现受教育程度低组多于受教育程度高组,且文化程度在西方型和肉食型两种膳食模式中的分布有统计学意义(χ2=13.696,P=0.000;χ2=7.351,P=0.007),在其他两种膳食模式中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已婚居民在4种膳食模式中均多于未婚和离异或丧偶,但差异未见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在西方型和肉食型两种膳食模式中的分布有统计学意义(χ2=20.178,P=0.000;χ2=16.110,P=0.001),其中农民是主体群体,其次为无业或待业。居住地在西方型和肉食型两种膳食模式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63,P=0.001;χ2=15.493,P=0.001),低收入群体在其中占多数。
2.4 不同性别成年维族居民膳食模式分布情况(表 3)| 表 3 不同性别成年维族居民膳食模式分布情况 |
按性别分层后对男性和女性人群进行因子分析,结果KMO男=0.572,KMO女=0.678;男性和女性Bartlett球形检验均P < 0.001,提示男性和女性的膳食模式存在差异。男性主要有4种模式,其中Ⅰ类模式主要以粮谷类、蔬菜类、油盐为主,符合传统膳食模式;Ⅱ类模式主要以肉类、饮料类为主;Ⅲ类模式主要以奶类及其制品、蛋类为主;Ⅳ类模式主要以水果类以及其他食物为主。女性主要有4种模式,其中Ⅰ类模式与男性一致,基本以粮谷类、蔬菜类、油盐为主要食物的传统型膳食模式;Ⅱ类模式主要以水果类、坚果及干果类和饮料类为主;Ⅲ类模式主要以奶类及其制品和肉类为主;Ⅳ类模式主要以豆类及其制品以及其他食物为主。
2.5 不同居住地成年维族居民膳食模式分布情况(表 4)| 表 4 不同居住地成年维族居民膳食模式分布情况 |
按居住地分层后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群进行因子分析,结果KMO城镇=0.622,KMO农村=0.661;城镇和农村Bartlett球形检验均P < 0.001,提示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膳食模式亦有不同。城镇居民有4种模式,其中Ⅰ类模式主要以水果类、奶类及其制品为主要食物;Ⅱ类模式主要以肉类和饮料类为主;Ⅲ类模式主要以蛋类为主;Ⅳ类模式主要以豆类及其制品为主。农村居民也有4种模式,其中Ⅰ类模式主要以粮谷类、蔬菜类、油类和盐类为主要食物;Ⅱ类模式主要以肉类、坚果及干果类和饮料类为主;Ⅲ类模式主要蛋类、水果类、豆类及其制品为主;Ⅳ类模式主要奶类及其制品为主。
2.6 不同能量及营养素与四种膳食模式关系(表 5)| 表 5 维吾尔族成年居民不同能量及营养素与4种膳食模式关系 |
将4种膳食模式的综合因子得分与不同能量及营养素进行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传统型膳食模式与多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呈正相关(P < 0.05),其中传统型膳食模式与膳食纤维的相关性在4种膳食模式中居最高。进一步根据年龄、性别对其调整后显示,传统型膳食模式与维生素C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三者相关性仍存在(r多不饱和脂肪酸=0.632;r碳水化合物=0.619;r膳食纤维=0.487)。西方型膳食模式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钙、维生素C摄入量呈正相关。经年龄及性别校正后,西方型膳食模式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仍存在正相关(r多不饱和脂肪酸=0.640;r碳水化合物=0.854;r膳食纤维=0.187),而与钙和维生素C相关性未见有统计学意义(P>0.05)。肉食型膳食模式与总脂肪、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和胆固醇呈正相关(r总脂肪=0.579;r饱和脂肪酸=0.218;r蛋白质=0.907;r胆固醇=0.229),其相关性在变量调整前后保持一致。与其他三类膳食模式相比,肉食型膳食模式与蛋白质摄入量相关性最高,且校正年龄及性别的影响后相关性仍显著(P < 0.01)。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经年龄、性别校正前后,其均与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胆固醇呈正相关(r单不饱和脂肪酸=0.862;r多不饱和脂肪酸=0.916;r碳水化合物=0.885;;r胆固醇=0.336)。
3 讨论本次研究采用半定量的3 d 24 h回顾膳食调查法,并应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对喀什地区维吾尔族成年居民膳食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初步确定了该地区人群的4种主要膳食模式,即传统型膳食模式、西方型膳食模式、肉食型膳食模式和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4种膳食模式累积贡献率为65.93%,其中传统膳食模式的方差百分比为21.16%,远高于其他3种膳食模式,提示该模式是维吾尔族的主要膳食模式,但该模式有别于一些研究报道的我国居民传统膳食模式[6]。较其他民族饮食来说,维吾尔族喜食面食,且日常多以拉面、汤面、馕等面食为主,其传统粮谷类中谷类的摄入量较低(主要以抓饭为主),这类膳食模式也与维吾尔族膳食习惯相吻合,此类膳食能够摄入较多的蛋白质,但脂肪供能比较低。在本研究中将食用牛羊肉称之为肉食型膳食模式,该模式符合维吾尔族习食肉食,且多食牛羊等“红肉”,但较少摄入鱼、禽、海鲜等“白肉”。该膳食模式中牛羊肉所含较多的全价蛋白质和胆固醇,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引发肥胖及高血脂等慢性疾病[7]。本研究还发现,因子载荷值较高的坚果及干果类进入了本次膳食模式矩阵中,结合维吾尔族喜吃干果的实际特点,我们将其命名为维吾尔族特有膳食模式,此模式为本次研究首次提出,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报道。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的膳食模式均以传统型为主,但有所区别的是男性主要集中在高分位组,而女性则主要集中在低分位组。这可能与男性和女性食物摄入量差异有关。各年龄组在4种膳食模式中的分布不尽相同,传统型和西方型膳食模式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而肉食型和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则主要以中青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低、已婚、农民、低收入群体在四种膳食模式中占多数。本次研究同时也发现,不同居住地维吾尔族人群的膳食亦不相同,其中城市居民主要倾向于选择西方型和肉食型膳食模式,而农村居民则倾向于选择传统型膳食模式。总体来看,维吾尔族女性膳食模式较男性合理,农村居民膳食模式较城市居民合理。但该人群在食物选择和膳食安排上不尽均衡与合理,且部分人群尚存在一定程度的面类、肉类、油盐摄入过高和谷类、鱼禽豆蛋奶类摄入不足以及膳食模式和烹饪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传统型膳食模式与膳食纤维的相关性在4种膳食模式中居最高,而肉食型膳食模式与蛋白质摄入量相关性在4种膳食模式中也最高。传统型膳食模式与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呈正相关(r多不饱和脂肪酸=0.632;r膳食纤维=0.487)。西方型膳食模式中碳水化合物摄入较高(r碳水化合物=0.854)。肉食型膳食模式与总脂肪和蛋白质呈正相关(r总脂肪=0.600;r蛋白质=0.907)。维吾尔族特有型膳食模式与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呈正相关(r单不饱和脂肪酸=0.862;r多不饱和脂肪酸=0.916)。
目前有关维吾尔族膳食模式的研究较少见,本次维吾尔族膳食模式调查,样本量大,且样本基本来自社区或乡村的自然人群,较多数来自医疗机构患病人群来说,所受到混杂因素较少。本次调查初步明确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成年居民的膳食模式特点,并掌握了该地区膳食营养方面的基线资料,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基础数据以及为营养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研究尚存一些局限性,一是本研究主要是在春夏季开展的膳食调查,膳食摄入可能会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单一某个季节连续3 d的24 h膳食回归法不能较好反映其长期膳食习惯,且未能较好地反映被调查者膳食摄入的季节性变化特点[8]。故本次研究可能限制了膳食模式结论的适用范围,尚不能推断该人群全年的膳食摄入状况。二是本次膳食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由被调查者自我报告其膳食摄入情况,故调查无法避免回忆偏倚,但相关研究认为此类调查对数据的准确性影响不大[9]。三是本次所调查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居住地人数不均衡,女性多于男性、文化程度低者多于文化程度高者,农村居住者多于城市。造成四种膳食模式中农村文化程度越低的女性,越易选择较为健康膳食模式的假象。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多为自愿接受健康体检的社区或乡村自然人群,其中来自农村女性比例较高。这可能与女性对体检的重视程度高于男性、女性敏感性较高和耐受性较低以及与男性“主动就医”的健康意识较为单薄、农村医疗技术相对薄弱等有关[10]。一项关于对我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调查发现,居民的性别、文化程度低、城乡等都会对就医的主动性有明显影响[11]。本研究中的膳食模式研究结果与有关研究不完全一致,可能与不同的膳食调查方法、不同的膳食评价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人群有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膳食模式的重现性和有效性,探讨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构建的膳食模式并在同一人群中研究结果加以比较,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民族中膳食模式与相关疾病之间的关系,为营养健康教育和慢性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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