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研究所 ;
3. 浙江大学社会医学与全科医学研究所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进而促进了老年人口随子女向城市的流动。对大多数流动老年人来说,因为对子女的牵挂或者对孙辈的照顾,他们从农村迁入城市,或者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流动老年人迁入新的环境后,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政策限制、生活环境、文化差异、社会网络等)[1-2],他们已成为亟需家人和社会关注的群体。《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3]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为2.45亿,即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可以预见,随着人口流动及老龄化的加速,未来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群体,学术界对该群体的研究甚少,目前主要集中在流动老年人总体特征、迁移模式和社会融入上,很少有人研究该人群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为此,本研究于2014年7—9月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和滨江区1 021名流动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流动老年人的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本研究以流动老年人为调查对象。流动老人纳入标准:年龄≥60岁,杭州市以外户籍,且在杭州居住时间≥6个月。为了抽样的方便,在杭州市抽取流动老人聚集较多的西湖区和滨江区作为调查样本点。通过现有资料以及摸底调查获取流动老人聚集较多的街道,分别三墩镇和浦沿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社区,分别为兰里社区、厚诚桥社区(三墩);之江社区和滨盛社区(浦沿街道)。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摸底并产生城市随迁老人花名册,每个社区随机抽取375个流动老人,共计调查1 521人,有效应答1 316人,应答率为86.5%。本研究对其中1 021人进行分析。
1.2 方法由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以一对一的访谈形式进行调查,首先由调查人员向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和目的,获得对方的知情同意后开始问卷的填写。问卷内容包括(1)基本信息:一般人口学特征、居住安排、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生活满意度等。(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4]: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分别代表家庭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和重要他人的支持,共12个条目。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加总所有条目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3)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30,GDS-30)[5-7]:量表由30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都要求研究对象回答“是”或“否”。每份问卷大概需要15分钟完成。根据研究对象的回答,计算30个条目的总分。GDS评分在0~30之间,其中,0~10分为正常,11~20分显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中文修订版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局指标为抑郁是否发生,为二分类变量。数据分析主要计算相关指标的频数和百分比,描述流动老年人抑郁的发生情况。用检验和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
2 结果 2.1 社会人口学特征1 021名老年人中男性468人,占45.8%,女性553人,占51.2%;年龄范围60~89岁,60~69岁829人,占81.2%;已婚840人,占82.3%,丧偶140人,占13.7%;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569人,占55.7%;年收入25 000~74 999元578人,占56.6%;农民481人,占47.1%,在当前社区居住时间>5年432人,占42.3%。
2.2 迁移特征86.0%(878/1 021)的流动老人迁移是为了帮助子女带孩子,48.3%(493/1 021)的老人是为了帮助子女照料家务,只有13.8%(141/1 021)的老人迁移是为了依靠子女,需要被子女照顾;在居住安排方面,81.9%(836/1 021)的流动老人住自己的房子,87.9%(897/1 021)拥有独立的房间;除了6.0%(61/1 021)的老人独居,其余老人都是和自己的配偶、子女或孙子(女)居住的,53.9%(550/1 021)的人三代同堂,与配偶、子女和孙子(女)居住在一起。
2.3 流动老年人的抑郁状况 2.3.1 流动老人抑郁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表 1)![]() |
表 1 流动老年人的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
流动老人抑郁发生率达到35.9%(367/1 021), 其中轻度、中重度抑郁发生率为29.0%(296/1 021)、7.0%(71/1 021)。将流动老人分为抑郁得分≤10分组和抑郁得分>10分组2组进行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家庭年收入、户口类型、当前社区居住时间、居住安排、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沟通问题、生活满意度、睡眠质量、体育锻炼时间和社会支持有关;其中抑郁得分(≤10分)和抑郁得分(>10分)的流动老人体育锻炼时间(h)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分别为1 h(1.00,2.00)和1 h(1.00,2.00),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48分(41.00,54.00)和37分(32.00,46.00),具体表现为60~69岁、高中及以上学历、退休已婚有配偶、家庭年收入>50 000元、城镇户籍在当前社区居住时间≥5年、与家人居住在一起、自评健康较好及以上、睡眠质量好日常交流无问题、生活满意度好的流动老年人抑郁发生率低(P < 0.05)。
2.3.2 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表 2)![]() |
表 2 流动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以流动老年人是否抑郁为因变量(抑郁=1,不抑郁=0),以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当前社区居住时间、居住安排、自评健康、睡眠质量、体育锻炼时间、社会支持等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入选标准为P < 0.050, 剔除标准为P>0.051)进行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龄、离婚、低收入、社区居住时间短、独居、自评健康状况差、睡眠质量差、体育锻炼时间少、社会支持少的老年人更有容易发生抑郁症状;在控制以上变量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户口类型、生活满意度和日常交流问题等变量无统计学意义,与抑郁症状的发生无关。
3 讨论流动老年人从原本熟悉的生活、工作环境迁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容易出现诸多问题,如语言障碍、地域文化差异、远离熟悉的亲戚朋友、缺乏适当的娱乐活动等。这致使流动老年人容易面临更多的心理压力。本研究显示抑郁在流动老年人群中是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调查人群中,35.9%的流动老年人显示有抑郁倾向,明显高于普通的老年人。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为19.2%[8]。另有相关学者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的发生进行系统综述,结果显示抑郁的发生率为22.7%[9]。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其他群体而言,流动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更弱势的群体,因为流动老年人在新环境中,面临迁移和社会融入等产生的压力,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很容易引发各种精神上的状况[10]。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安排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独居老人更容易引发抑郁的症状。西方学者很早就有对中国移民的抑郁状况进行研究,发现与子女居住的老人抑郁率仍然很高[5, 1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解释是流动老人虽然家庭关系和谐,但因子女工作繁忙,老人与子女之间缺乏沟通[1, 12],很多时候并不能满足其情感上的需要。本研究中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本研究中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的支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缓和生活中重大负性事件对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13-15]。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一点在中西方的研究中都已经得到证实[16-17]。
综上所述,流动老年人抑郁现象问题严重,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当前社区居住时间、居住安排、健康状况、睡眠质量、体育锻炼时间和社会支持是流动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应该为这部分老人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应该倡导子女与老人的互动;另一方面应该加强与流动老人的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及感情需求,大力开展社区活动,促进流动老人的社区融入,提高老人的社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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