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32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自杀问题十分突出，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厂12名员工连续性坠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通过对12名员工丛集性自杀原因回顾性分析显示，可能与精神症状、应激性事件、心理压力过大、理想破灭绝望等原因有关[1]。深圳富士康外来务工人员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中度以上抑郁和焦虑是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2]。国内关于富士康等制造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卫生研究较多，但鲜有研究关注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卫生，事实上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以女性为主、年龄偏大、文盲比例高等特征更为明显，其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具备了更多危险因素。为此，本研究于2014年6—8月以深圳南山白石洲地铁站附近沙河医院和罗湖水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RDS)[3]招募1 982名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了解深圳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焦虑、抑郁情绪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调查对象为调查时户籍在农村但在深圳地区从事有偿非农活动，暂住深圳年龄≥16岁的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排除因其他目的(如旅游、探亲等)来深圳但不工作的人群。采用RDS技术，选择深圳南山白石洲地铁站附近沙河医院和罗湖水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作为RDS抽样的调查点。RDS抽样种子设定为12人，年龄40岁左右男女各6人，职业涵盖保安1人、家政服务2人、售货员1人、餐馆酒店服务员2人、清洁工1人、建筑工1人、小贩2人、杂工1人和摩的司机1人。每个种子在参加完第1轮调查后，研究者给予其3个招募卡，让其介绍新的外来务工人员参加调查。每个完成研究者又被给予3个招募卡，以协助招募新的对象。每人最多能介绍3人参加调查，研究对每个参与调查对象采取双向激励机制，即其本人参加完调查将给予一定金额的误工费补助，其每协助成功招募1人完成调查又将获得相应数额的招募费用。经过5到6轮招募，最终招募1 982人。RDS样本的平衡性评价显示，样本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比已趋于稳定，相邻招募波之间的构成比差异＜1%。本研究经深圳市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批号2013005)，参与调查的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次共调查1 982人，有效调查1 979人，有效率99.8%。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1)社会人口学资料及务工情况：自行设计。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平均月收入等；务工情况包括首次外出务工年龄、在外务工时间、回家频率、务工模式及目前工作的时间强度等。(2)自杀行为：自杀意念询问问题为“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有过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回答为“是”，则视为有终生自杀意念；然后再进一步询问，“最近什么时候您有过该想法？”来判定自杀意念的发生时间。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询问问题为“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有过为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作准备计划？”和“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有过自杀未遂的行为？”，两者发生时间的询问方式则同自杀意念。(3)心理健康状况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4-5]：共12个条目，采用1(完全没有)、2(和平时差不多)、3(比平时多一些)、4(比平时多很多)，选择1或2记0分，选择3或4记1分，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4)Connor-Davidson 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6-7]：共25个条目，采用0～4分评分，总分范围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5)焦虑状况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8-9]：共7个项目，每个条目分值设置为0～3分，总分范围0～21分，0～4分为无焦虑，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分为重度焦虑。(6)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共20个条目，总分范围0～60分，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率越高。一般中国人群得分≥16分视为可能有抑郁。(7)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10]：共12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1(极不同意)～7(极同意)7级评分，包括家庭内支持(条目3、4、8、11)和家庭外支持(其他8个条目)2个分量表，所有条目得分之和为总的社会支持，分值越高，代表对象获得的支持程度越高。
1.2.2 调查方法招募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作为本次的调查员，对其进行研究工具一般信息收集、访谈技巧和问卷填写质控培训。调查之前进行预调查，设定3个种子，发放50个推荐卡片，获取了50个样本，对RDS抽样操作和现场访谈进行了实地演练，完成1次调查约30 min左右，根据预调查情况修订调查方案和问卷。2014年6—8月正式调查，调查员在现场负责调查对象的现场登记、组织和协调工作，并负责解答问题，现场回收核对问卷；现场访谈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充分保护受访者隐私；完成调查后对调查对象给予一定报酬。
1.3 统计分析采用 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单因素分析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Amos 1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并对自杀意念影响因素拟合分析，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定义为双侧P≤0.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1 979名外来务工人员，男性691人(34.9%)，女性1 288人(65.1%)；年龄16～76岁，平均年龄(39.9±12.0)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419人(21.2%)，初中856人(43.3%)，高中460人(23.2%)，大专及以上244人(12.3%)；婚姻状况未婚292人(14.8%)，已婚1 658人(83.8%)，其他29人(1.5%)；居住条件自评 “很差和差”479人(24.2%)，“一般”1 319人(66.6%)，“好和很好”181人(9.1%)；平均月收入＜2 000元427人(21.6%)，2 000～2 999元801人(40.5%)、3 000～3 999元392人(19.8%)、≥4 000元359人(18.1%)。
2.2 自杀行为总体报告率1 979名外来务工人员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报告例数分别为62例、8例和6例，3种自杀行为的总体报告率分别为3.1%、0.4%和0.3%。
2.3 深圳市不同特征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意念情况比较(表 1)有无自杀意念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婚姻状况、首次务工年龄、回家频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自杀意念的外来务工人员离异或丧偶、首次务工年龄≤17岁、回家频率＜1次/年的比例均高于无自杀意念者(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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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市不同特征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意念情况比较 |
2.4 深圳市有无自杀意念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量表得分比较(表 2)
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2.6±3.0)分，心理弹性量表平均得分为(56.0±17.6)分，焦虑状况平均得分为(6.0±4.7)分，抑郁状况平均得分为(18.6±8.9)分，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56.0±17.6)分。有自杀意念的外来务工人员GHQ-12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焦虑状况得分、抑郁状况得分均高于无自杀意念的外来务工人员(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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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深圳市有无自杀意念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量表得分比较(分，x±s) |
2.5 自杀意念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图 1)
本研究针对深圳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其中观察变量包括心理状况、心理弹性、焦虑、抑郁和社会支持，分析变量自杀意念。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的主要指标(χ2/df=17.828，NFI=0.959，CFI=0.961，IFI=0.961，RMSEA=0.092，AIC=164.793，BCC=164.935，EVCI=0.083)，显示方程模拟较好。 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抑郁对自杀意念直接作用大小为0.16，心理状况、心理弹性、焦虑、社会支持通过抑郁对自杀意念起间接作用。其中，焦虑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为“焦虑抑郁自杀意念”，间接作用大小为0.10；心理状况对自杀意念的2条影响路径分别为“心理状况抑郁自杀意念”、“心理状况焦虑抑郁自杀意念”，间接作用大小为0.084；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2条影响路径分别为“心理弹性抑郁自杀意念”、“心理弹性焦虑抑郁自杀意念”，间接作用大小为-0.002；社会支持对自杀意念的3条影响路径分别为“社会支持抑郁自杀意念”、“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抑郁自杀意念”、“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焦虑抑郁自杀意念”，间接作用大小为0.000 5，见图 1。根据各变量对自杀意念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小之和绝对值进行排序，计算自杀尝试的影响因素的构成比大小。自杀意念的“负向”影响因素排序为抑郁(直接作用大小0.16，构成比46.2%)>焦虑(作用大小0.10，构成比28.9%)>心理状况(作用大小0.084，构成比24.2%)>社会支持(作用大小0.000 5，构成比0.1%)；“正向”影响因素为心理弹性(作用大小-0.002，构成比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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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为路径系数。 图 1 深圳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
3 讨 论
RDS一般用于艾滋病、吸毒人群等难接近人群流行病学调查[3, 11-12]，国内一些调查已将该方法用于外来务工人员或流动人群，有的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13-15]。本研究目标人群针对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如家政人员、保安、清洁工等，相对于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聚集性较小，采用RDS更为合适。调查中本研究安排2名调查人员专门负责联系卡发放，被招募调查对象身份识别，以及报酬发放，保障调查的质量。
本次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及自杀尝试报告率分别为3.1%、0.4%和0.3%，低于四川、贵阳等地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结果[16-17]，同样低于深圳制造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风险的调查结果[2]，可能由于抽样方法或调查目标人群不同所造成。自杀意念的单因素分析中，离异或丧偶者、回家频率较低者、首次外出务工年龄较低者、心理状况较差者以及焦虑抑郁情绪较高者自杀意念较高，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来到城市，多数远离家庭，远离熟悉的生活，而在城市中通常没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和生活处于城市的边缘，工作压力大、工作条件较差，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面临着诸多困难，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伴发较多的孤独、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如果社会支持减少，久而久之增加自杀风险。
一般分析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但无法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解决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弥补不足[18]。国内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学生群体[19-21]，本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有直接作用，焦虑情绪、心理状况、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起间接作用，与青少年学生群体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结论基本一致。国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生命质量等研究[22-23]，而本研究侧重于分析自杀意念，发现心理健康状况不直接对自杀意念起作用。模型评价指标χ2/df值为17.828，大于参考标准(要求＜3.0)，杨廷忠等[18]认为对于该指标的评价要求不必很严格，其余指标拟合较好。结构方程模型很重要的是能否得到合理的解释，调查发现抑郁和焦虑情绪作用最大，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与深圳制造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调查相一致[2]，从定量的角度来看，抑郁和焦虑情绪对自杀意念构成比例分别占到46.2%和28.9%，说明抑郁焦虑情绪是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自杀意念产生的主要“负向”影响因素。因此，开展对外来务工人员抑郁、焦虑人群的筛查并及时进行干预，是预防和控制这一高危人群自杀的工作重点。心理状况对自杀意念的负性作用仅次于焦虑情绪，提示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弹性作为“正向”影响因素，尽管其作用较小，但说明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重要意义，让其学会通过自我减压，通过寻求帮助等手段宣泄焦虑抑郁情绪，同时，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企业等应该提供心理咨询、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等服务，有效的预防或减少自杀的发生。
本调查不足之处在于仅选取服务业外来务工人员，未能代表整个深圳外来务工人员自杀行为的现状。本次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主要考虑了心理状况、焦虑抑郁情绪以及社会支持与自杀意念的之间的关系，未纳入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务工情况等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与自杀行为相关，未来研究考虑将其纳入模型分析。
| [1] | 杨曦, 刘铁榜, 杨洪, 等. 富士康深圳工厂12名员工丛集性自杀原因的回顾性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2012, 26 (2) : 120–123. |
| [2] | 丁军, 周志坚, 刘铁榜, 等. 深圳某企业外来务工人员抑郁焦虑情绪及自杀风险调查[J]. 中华精神科杂志 , 2013, 46 (2) : 85–89. |
| [3] | 孙修福, 胡浩, 高琦, 等. 同伴推动抽样法的简介[J]. 中国卫生统计 , 2007, 24 (6) : 662–664. |
| [4] | 张杨, 崔利军, 栗克清, 等. 增补后的一般健康问卷在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2003, 22 (3) : 189–192. |
| [5] | 杨廷忠, 黄丽, 吴贞一. 中文健康问卷在中国大陆人群心理障碍筛选的适宜性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2005, 24 (9) : 769–773. |
| [6] | Connor KM, Davidson JRT.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J]. Depression and Anxiety , 2003, 18 : 76–82. DOI:10.1002/(ISSN)1520-6394 |
| [7] | Yu XN, Zhang JX.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in Chinese people[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 2007, 35 (1) : 19–30. DOI:10.2224/sbp.2007.35.1.19 |
| [8] | Spitzer RL, Kroenke K, Williams JB, et al. A brief measure for assess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the GAD-7[J]. Arch Intern Med , 2006, 166 (10) : 1092–1097. DOI:10.1001/archinte.166.10.1092 |
| [9] | 何筱衍, 李春波, 钱洁, 等. 广泛性焦虑量表在综合性医院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 上海精神医学 , 2010, 22 (4) : 200–203. |
| [10]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
| [11] | 孙燕鸣, 李桂英, 贺淑芳, 等. 北京市男男性行为者入群原因及其相关特点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 2015, 31 (12) : 1530–1535. |
| [12] | 许意清, 李宜霏, 姜珍霞, 等. 青岛市大龄女性性工作者梅毒感染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 2015, 31 (12) : 1525–1529. |
| [13] | Qiu P, Caine E, Yang Y, et al. Depressi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intern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J Affect Disord , 2011, 134 (1-3) : 198–207. DOI:10.1016/j.jad.2011.05.043 |
| [14] | 张莎, 田晋, 刘巧兰, 等. 流动人口SF-12生命质量量表信度、效度评价[J]. 中国公共卫生 , 2011, 27 (2) : 226–227. |
| [15] | 张聪, 陈家言, 马骁.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健康促进[J]. 现代预防医学 , 2015, 42 (8) : 1519–1522. |
| [16] | Dai J, Zhong BL, Xiang YT, et al. Internal migrant,mental health,and suicidal behaviors in young rural Chinese[J]. Soc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 Epidemiol , 2015, 50 (4) : 621–631. DOI:10.1007/s00127-014-0985-y |
| [17] | 严征, 彭安辉, 张丽荣, 等. 贵阳市农民工自杀意念及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研究[J]. 卫生研究 , 2009, 38 (5) : 571–573. |
| [18] | 杨廷忠, 阮哈建, 李甫中.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2005, 26 (4) : 297–300. |
| [19] | 陈冲, 杨思, 陆静文. 应激、自我、抑郁与自杀意念形成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 2010, 36 (4) : 250–251. |
| [20] | 赵国香, 荆春霞, 王声湧, 等. 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 2011, 20 (4) : 357–359. |
| [21] | 陈洁, 刘金同, 王旸, 等. 高中生人格特征抑郁焦虑与自杀意念关系结构模型[J]. 中国学校卫生 , 2013, 34 (3) : 291–294. |
| [22] | 郑磊, 刘德坚, 许贤. 结构方程模型在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研究中的应用[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 2012, 16 (3) : 257–260. |
| [23] | 刘嵘, 高倩, 李净海, 等. 农民工群体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 2010, 27 (1) : 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