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32
2.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3.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
4. 广州市荔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全程接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IPV)与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ral polio vaccine，OPV)序贯免疫对婴儿均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中国现阶段可大力推进IPV与OPV序贯免疫程序。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是由脊灰病毒(poliovirus，PV)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侵犯人体脊髓前角的灰、白质，并对灰质造成部分永久性损害，从而引起肌肉的弛缓性麻痹；PV分为Ⅰ、Ⅱ、Ⅲ血清型，各型之间无交叉保护作用[1]。近年全球脊灰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2013年以来全球脊灰野病毒病例数较往年增加[2]，2014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发生病例，并出现了国际间传播[3]。中国部分毗邻国家目前仍存在脊灰野病毒病例本地流行，有发生输入性野病毒疫情的风险。监测是消灭脊灰的基本策略，其中包括病例监测、强化免疫和常规免疫监测等[4]。本研究选取2013年7月—2014年4月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及其婴儿作为对象，采用血清流行病学方法，对同一对产妇与婴儿、同一婴儿0(新生儿)、3、6月龄时脊灰中和抗体水平进行连续追踪，以评价脊灰抗体母婴传递及消长，并比较不同基础免疫程序下婴儿脊灰抗体水平变化，为调整脊灰免疫策略、最终消除脊灰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取2013年7月—2014年4月在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及其婴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应同时符合下列纳入标准：(1)产妇年龄为18~40岁；(2)足月出生(≥37周)；(3)正常出生体重(≥2.8 kg)；(4)在整个研究期间母亲和婴儿均未患过脊髓灰质炎。共采集179位产妇外周静脉血，产妇所生婴儿0、3、6月龄时分别采集血样176、149、62份。按基础免疫程序不同，将婴儿分为3组：全程OPV组即O-O-O组129人；全程脊灰灭活疫苗IPV组即I-I-I组44人 ；IPV-OPV序贯接种组6人，包括I-O-O组(1剂IPV+2剂OPV)以及I-I-O组(2剂IPV+1剂OPV)。本研究获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采样征得调查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由研究人员自行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产妇基本情况和婴儿出生信息调查2部分。问卷的第1部分由产妇自行填写，第2部分由医务人员协助填写，回收问卷时调查员需及时核对并补充可能漏填的项目。收集信息包括产妇年龄、婴儿月龄、居住地、孕产次、分娩方式、孕期、婴儿性别、出生体重，出生1、5 min Apgar评分，乙肝表面抗原携带情况、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糖、贫血、其他疾病、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成员数、文化程度等。
1.2.2 血液样本采集产妇分娩前采上肢静脉血2 mL；新生儿脐静脉血以分娩时的脐带血代替，于婴儿娩出后、断脐前采集静脉血2 mL；出生后分别于婴儿3、6月龄时各采集静脉血1 mL。所有血液样本采集后统一送至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
1.2.3 脊灰中和抗体检测采用微量中和试验(neutralization test，NT)检测血清中抗脊灰病毒Ⅰ、Ⅱ、Ⅲ型脊灰中和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y，NA)滴度。血清经56 ℃水浴灭活30 min后，以1∶4的比例开始进行4倍梯度稀释；将不同稀释度的血清分别与100 CCID50%inhibitory dose(ID50)/0.05 mL中和用病毒液等体积混匀后，置36.5 ℃、5%CO2培养箱中2 h。中和结束后，再加入浓度为1.5×105/mL的Hep-2细胞悬液，100 μL/孔，置CO2培养箱 36 ℃ 培养7 d，检测血清中和抗体效价。以NA滴度<1:4判为阴性，≥1∶4判为阳性。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0建立统一数据库，调查问卷采用双人双份录入，使用SPSS 13.0 软件进行资料整理和数据分析。研究对象均衡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产妇及其婴儿脊灰中和抗体变化情况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脊灰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倒数(geometric mean reciprocal titre，GMRT)经对数转换后进行检验；各组产妇及其婴儿脊灰中和抗体差异采用方差分析，对脊灰中和抗体GMRT经对数转换后进行检验。将本研究收集的可能影响新生儿脊灰母传抗体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纳入方程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两因素的相关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产妇年龄为18~40岁，平均(27.8±4.5)岁；广州市产妇占77.6%(139/179)，广州市以外产妇占22.3%(40/179)；初产妇占68.7%(123/179)，经产妇占31.3%(56/179)；分娩方式中顺产占62.0%(111/179)，剖宫产占38.0%(68/179)。婴儿出生体重为2.2~4.3 kg，平均(3.0±0.4)Kg；男女性别比为1.13：1；出生1和5 min的Apgar评分分别为(9.2±0.5)和(10.0±0.1)分。OPV组、IPV组、IPV+OPV组各有129(72.1%)、44(24.6%)和6例(3.4%)研究对象；3组研究对象基本信息(产妇分娩年龄、住址、孕产次、分娩方式、孕期、婴儿性别、出生体重、婴儿出生1和5 min Apgar评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产妇及婴儿血清脊灰抗体水平(表 1)共采集179位产妇外周静脉血，0月龄(新生儿)、3月龄、6月龄时分别采集血样176、149、62份。新生儿较其母亲血清Ⅰ、Ⅱ、Ⅲ型脊灰NA水平均有所下降，其中Ⅱ、Ⅲ型抗体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新生儿Ⅰ、Ⅱ、Ⅲ型脊灰抗体GMRT分别为23.3、16.4和7.6，3、6月龄接种脊灰疫苗后其脊灰NA均上升。完成脊灰疫苗3剂次基础免疫后，6月龄时脊灰Ⅰ、Ⅱ、Ⅲ型抗体GMRT分别高达607.0(95%CI=146.0~2 523.1)、239.6(95%CI=80.4~713.6)和235.9(95%CI=56.0~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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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产妇及其婴儿血清脊灰中和抗体水平 |
2.3 产妇及婴儿血清脊灰抗体阳性率(表 2)
新生儿较其母亲血清Ⅰ、Ⅱ、Ⅲ型脊灰NA阳性率均有所下降，其中Ⅱ、Ⅲ型抗体下降有统计学意义(χ2Ⅱ=7.440，P=0.006；χ2Ⅲ=23.822，P<0.001)。新生儿Ⅰ、Ⅱ、Ⅲ型脊灰抗体阳性率分别为86.9%、79.5%和56.3%，3月龄、6月龄接种脊灰疫苗后其脊灰NA阳性率均上升。完成脊灰疫苗3剂次基础免疫后，6月龄时脊灰Ⅰ、Ⅱ、Ⅲ型抗体阳性率分别高达100%、98.2%和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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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妇与婴儿血清脊灰中和抗体阳性率 |
2.4 不同组别婴儿不同月龄脊灰中和抗体阳性率比较(表 3)
除IPV+OPV组外，OPV组和IPV组脊灰Ⅰ、Ⅱ、Ⅲ型抗体阳性率均随着月龄的增加而增大。3组在婴儿各个年龄段(新生儿、3月龄、6月龄)脊灰Ⅰ、Ⅱ、Ⅲ型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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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PV组、IPV组、IPV+OPV组婴儿不同月龄脊灰中和抗体阳性率比较 |
2.5 不同组别婴儿不同型别脊灰抗体水平(表 4)
OPV组、IPV组、IPV+OPV组在婴儿各个时间段(0、3、6月龄)脊灰Ⅰ、Ⅱ、Ⅲ型抗体GMR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婴儿完成基础免疫后(6月龄)，IPV-OPV序贯接种组脊灰Ⅰ型抗体 GMRT为3组最高(768.0)，而OPV组与IPV组相近(分别为631.7、514.6，t=0.454，P=0.652)。婴儿完成基础免疫后(6月龄)，OPV组、IPV组、IPV-OPV组脊灰Ⅱ型抗体GMRT相近，而 OPV组与IPV组脊灰Ⅲ型抗体GMRT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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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组别婴儿不同月龄脊灰中和抗体水平比较 |
2.6 新生儿脊灰母传抗体影响因素分析 2.6.1 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产妇脊灰抗体水平、产妇年龄、婴儿月龄、居住地、孕产次、分娩方式、孕期、婴儿性别、出生体重，出生1、5 min Apgar评分，乙肝表面抗原携带情况、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糖、贫血、其他疾病、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成员数、文化程度等因素均对新生儿脊灰Ⅰ型母传抗体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产妇脊灰抗体水平、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糖这3个因素对新生儿脊灰Ⅱ型母传抗体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t=20.850，P<0.001；t=3.291，P<0.001；t=3.886，P<0.001)。产妇脊灰抗体水平对新生儿脊灰Ⅲ型母传抗体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t=29.821，P<0.001)。经Spearman相关分析，产妇脊灰抗体水平与新生儿脊灰Ⅱ、Ⅲ型母传抗体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 Ⅱ型=0.801，P<0.001；r Ⅲ型=0.614，P<0.001)。
2.6.2 多因素分析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将对新生儿脊灰Ⅱ型母传抗体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方程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全变量回归程度中模型R2=0.745，F=166.270，P<0.001，妊娠高血压(t=-20.462，P<0.001)与产妇脊灰抗体水平(t=3.867，P<0.001)这两个因素进入方程。
3 讨 论近几年，全球脊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广州与脊灰野病毒流行国家商贸频繁，流动人口众多，存在随时输入脊灰野病毒疫情的风险。本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产妇在分娩前脊灰Ⅰ、Ⅱ、Ⅲ型抗体水平均较低，提示成人抗体水平由于长时间缺乏免疫刺激，呈现随时间而降低的趋势。新生儿脊灰各型抗体GMRT分别为7.6～23.3，产妇脊灰抗体水平与新生儿脊灰Ⅱ、Ⅲ型母传抗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胡逢蛟等报道相同[5]。但新生儿较其母亲各型抗体均有所下降，其中Ⅱ、Ⅲ型抗体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新生儿血清脊灰中和抗体可通过母体而获得，但其浓度很低，特别是Ⅱ、Ⅲ型抗体阳性率仅为79.5%和56.3%，不足以保护新生儿免于脊灰侵袭，与尤科尔等报道不同[6]，考虑原因为尤科尔的报道为1994年，年代相距较远所致。
本研究对不同脊灰免疫程序(OPV组、IPV组、IPV-OPV组)的婴儿脊灰中和抗体水平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发现IPV组各型脊灰中和抗体水平均较高，说明IPV 疫苗在婴儿人群中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其效果不逊于OPV，与众多学者的结论一致[7-10]。本研究中IPV-OPV组虽然样本量较少，但该组与OPV组、IPV组脊灰抗体GMRT和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IPV-OPV序贯免疫程序也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与卢莉等[11]和张朱佳子等[12]的结论一致。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为我国适时调整传统脊灰免疫程序(全程OPV)、采用国际序贯程序(IPV-OPV序贯免疫)策略提供了支持依据。 国内少见有关脊灰母传抗体的纵向研究，对IPV与OPV不同序贯免疫程序评价的研究也较少，且观察时限较短，对同一人群进行IPV/OPV不同序贯免疫程序效果的报道亦较少。本研究采集同一婴儿0、3、6月龄时的血液标本，分别检测脊灰中和抗体，比较IPV与OPV不同免疫程序对婴儿的免疫原性，对调整脊灰免疫策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观察时间较长(>6个月)，观察对象年龄较小(0~6月龄)、同一婴儿难以连续采血3次以上、国家儿童免疫规划接种信息未实现资源共享等多种原因，本研究共收集了广州市179对母婴数据，而婴儿0、3、6月龄时分别只采集了176、149、62份样本，样本量少可能导致数据变化幅度大、不稳定，IPV+OPV组未能与OPV组、IPV组数据进行统计比较。但6月龄婴儿与新生儿的基本信息(产妇分娩年龄、住址、孕产次、分娩方式、孕期、婴儿性别、出生体重、婴儿出生1分钟和5分钟Apgar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6月龄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结果较为可信。本研究和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显示，IPV全程接种、IPV与OPV序贯免疫程序对婴儿人群均有较好的免疫原性[9, 11-13]；我国现在无论在政策方面、技术方面、疫苗供应方面等均具备了以Sabin-IPV替代OPV的条件，在我国以Sabin-IPV替代OPV是可行的[14]，但全程IPV缺乏肠道免疫，存在一定风险。因此，我国在现阶段可大力推进IPV-OPV序贯免疫或全程IPV程序。今后的研究应重点开展各免疫接种程序的免疫原性评价工作，加大研究的样本量并进行多地域的研究，采用各种措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减少样本的失访，真实地反映研究人群的抗体水平，从而外推至整个人群。
| [1] | Minor PD, Kew O, Schild GC. Poliomyelitis-epidemiology,molecular biology and immunology[J]. Nature , 1982, 299 (5879) : 109–110. DOI:10.1038/299109a0 |
| [2] | 谭秋. 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进展与广东省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策略[J]. 华南预防医学 , 2011, 37 (2) : 72–74. |
| [3]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脊髓灰质炎实况报道[EB/OL].(2014-10-30).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114/zh/. |
| [4] | 段亚彤, 袁伟, 任丽萍, 等. 辽宁省2006-2011年健康人群脊灰抗体水平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 2013, 29 (10) : 1545–1546. |
| [5] | 胡逢蛟, 张思敏. 婴儿胎传脊髓灰质炎抗体的检测与分析[J]. 中国计划免疫 , 2000, 6 (2) : 75–76. |
| [6] | 尤尔科, 杨全芝. 脊髓灰质炎中和抗体母婴垂直分布血清流行病学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1994, 15 (3) : 158–161. |
| [7] | Bonnet MC, Dutta A. World wide experience with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J]. Vaccine , 2008, 26 (39) : 4978–4983. DOI:10.1016/j.vaccine.2008.07.026 |
| [8] | Arya SC, Agarwal N. Re:world wide experience with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J]. Vaccine , 2009, 27 (1) : 1. DOI:10.1016/j.vaccine.2008.10.017 |
| [9] | 刘洪波, 林嘉鹏, 吴衍恒, 等. 不同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程序基础免疫后的血清学反应[J].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 2013, 26 (11) : 1641–1643. |
| [10] | 英志芳, 王剑锋, 李艳萍, 等. 中国婴儿中脊灰母传抗体水平对两种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J].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 2011, 39 (1) : 7–9. |
| [11] | 卢莉, 李晓梅, 刘东磊, 等.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不同序贯免疫程序的基础免疫效果研究[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2012, 46 (6) : 510–513. |
| [12] | 张朱佳子, 李娟, 王海红, 等.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不同序贯免疫程序基础免疫安全性观察[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2013, 47 (10) : 910–915. |
| [13] | 张丽文, 许颖, 邢海鹰, 等. 北京市昌平区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与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不同序贯免疫程序的基础及加强免疫效果的评价[J].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 2014 (10) : 1283–1287. |
| [14] | 李仁鹏.中国在消灭脊髓灰质炎后期使用Sabin-IPV替代OPV的策略分析及成本估算[D].济南: 山东大学,2007.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422-20070893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