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
3.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生命学院运动与营养系
2005年中国有关调查显示,城市早产儿发生率为8.1%,极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VLBWI)发生率为0.7%[1],且近年来早产发生率呈上升趋势[2]。由于极低出生体重儿出生后早期生长状况与其远期的认知能力发展、生长发育密切相关[3],因此对影响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体重增长状况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本研究于2013年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回顾性调查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期间住院的147例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资料,为改进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收集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的极低出生体重儿147例。纳入标准:(1)本院出生或出生当天转入本院;(2)出生体重< 1 500 g。排除标准:(1)严重的先天性异常(如先天性心脏病、脊柱裂等);(2)先天代谢性疾病(如苯丙酮尿症、半乳糖血症等);(3)住院期间死亡。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及观察指标查阅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住院临床资料。采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营养与运动学系和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合作的NEOMUNE项目中的病例报告表(case report form,CRF),回顾性调查符合条件的极低出生体重儿性别、出生胎龄、出生体重、出生身高、出生头围、阿普卡(APGAR)评分等出生概况信息,母亲情况,治疗情况以及体重增长情况等临床资料。
1.2.2 分组以宫内生长速度10~15 g/(kg·d)为参照标准[4],根据住院期间极低出生体重儿体重增长速率不同分为3组:低体重增长组:体重增长速率< 10 g/(kg·d);适宜体重增长组:体重增长速率10~15 g/(kg·d);高体重增长组:体重增长速率>15 g/(kg·d)。
1.2.3 体重参考标准:参照Fenton生长曲线2003—胎儿、婴儿生长曲线[5](供早产儿参考)(WHO生长标准版),以体重低于同胎龄儿P10记为宫内生长迟缓或宫外生长迟缓。
1.2.4 日均体重增长计算公式[4]:日均体重增长[g/(kg·d)]=1 000× 
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用均值和标准差描述变量,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描述变量,比较采用Mann-Whitney非参数秩和检验,定性资料用百分比描述变量,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以高体重增长组为参照,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符合条件的患儿有147例,其中男婴75例,占51.02%;按院内体重增长速度分组,低体重增长组占19.73%(29/147),适宜体重增长组占64.62%(95/147),高体重增长组占15.65%(23/147)。住院期间男婴和女婴的体重随胎龄增长趋势相近,并接近于总体趋势。与Fenton胎儿生长曲线相比,男、女婴在28周之前体重能达到P50以上,男婴33周之后体重低于P10,女婴则在34周之后体重低于P10。
2.2 体重增长情况(表 1)| 表 1 不同体重增长组体重增长状况比较 |
总体患儿体重增长速率中位数12.77 g/(kg·d),P25d为10.40 g/(kg·d),P75为14.19g/(kg·d);达到15g/(kg·d)的23例,占15.65%;体重恢复时间中位数8.00 d,宫内生长迟缓率为18.40%(27/147),宫外生长迟缓率为62.60%(92/147)。不同体重增长组体重恢复时间及宫内生长迟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宫外生长迟缓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低体重增长组的宫外生长迟缓率高于适宜体重增长组和高体重增长组高。各人群中,宫外生长迟缓率均高于出生时宫内生长迟缓率,且在各体重增长组中,高体重增长组的宫内生长迟缓率和宫外生长迟缓率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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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enton标准生长曲线(P50、P10)与样本住院期间体重变化曲线比较 |
2.3 体重增长速度单因素分析(表 2)
| 表 2 不同体重增长组单因素分析表 |
对不同体重增长组母亲情况及婴儿出生情况、临床治疗情况、营养支持情况进行单因素比较分析,母亲产前类固醇使用率、剖宫产率、婴儿性别及抗生素使用种类等因素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肠外营养中,葡萄糖均于出生第1天开始使用;脂肪乳开始使用时间各体重增长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体重、适宜体重和高体重增长组氨基酸开始使用时间分别为(1.38±0.49)、(1.22±0.42)、(1.04±0.21) d,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高体重增长组氨基酸使用时间早于低体重增长组。住院天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适宜体重和高体重增长组的住院天数比低体重增长组短;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各体重增长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高体重增长组达到全肠内营养早于适宜和低体重增长组。
2.4 体重增长速度影响因素分析(表 3)| 表 3 体重增长状况影响因素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以体重增长速率情况为因变量(高体重增长组为参照组),以母亲情况(母亲年龄、产前使用类固醇情况)、婴儿出生概况(出生体重、性别、胎数、生产方式、APGAR评分)、临床情况(体重恢复时间、机械通气天数、无创通气天数、供氧天数、抗生素使用种类数及使用天数)、营养支持情况(开奶时间、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氨基酸及脂肪乳开始使用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纳入变量标准为0.05,剔除变量标准为0.10。结果,低体重增长组的体重增长速度影响因素有出生体重、体重恢复时间和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适宜体重增长组的体重增长速度的影响因素有出生体重和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
3 讨 论体重是判别早产儿营养和生长状况的最重要指标,早产儿住院期间的体重增长对其近远期发展意义重大[6]。国外有研究显示,对早产儿体重增长因素的良好控制能促进其体格发育,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减少住院天数[7]。因此,找到影响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生长发育的因素成为关键。
本研究结果表明,出生体重、体重恢复时间和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是极低出生体重儿在住院期间体重增长速度的影响因素,且在一定范围内,体重增长速度越快,宫外生长迟缓率呈现越低趋势,住院时间越短。本研究中极低出生体重儿体重增长速度中位数为12.77 g/(kg·d),体重恢复时间中位数为出生8 d。以美国儿科学会建议[8]的胎儿宫内正常生长速率15 g/(kg·d)作为早产儿住院期间生长速率的参照界值,本研究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宫外生长速率达标率仅为15.65%,大体生长偏迟缓,未达到正常标准。马利亚等[9]研究了80例极低出生体重儿,体重恢复时间平均为出生10.99 d,Diekmann[10]研究的120例体重恢复平均时间是出生14.6 d,所以本研究早产儿体重恢复时间大体较早。本研究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宫内生长迟缓率为18.4%,宫外生长迟缓率为62.6%,提示极低出生体重儿在出生后生长迟缓更为严重。这是因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发育不成熟,而目前临床上又难以为每个早产儿提供与母体宫内一样的环境,所以极低出生体重儿出生后体重增长缓慢,宫外生长迟缓现象严重。本研究还发现体重增长速度影响住院时间,体重增长速度快的住院时间短,而以往一些研究尚未发现住院时间与体重增长速度有关[11-12]。
本研究中出生体重、体重恢复时间和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是极低出生体重儿体重增长速度的影响因素,并且,出生体重越轻、体重恢复时间越长、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越短的极低出生体重儿更倾向于体重增长速度快。关于出生体重与体重增长的关系,马利亚等[9]研究表明生长良好组的出生体重较低,孙秀静等[13]研究也表明出生体重低的生长速率快,与本文一致。考虑出生体重轻者生长速率更快的可能原因有:出生体重轻者接受的营养支持更积极;出生体重轻者多为宫内营养不足,对宫外营养要求更低,追赶生长更明显等。本研究中体重增长速度越快的体重恢复时间越长,与吴繁等[4]研究不一致,而王丹华[14]研究提示体质量越低,体质量下降幅度越大,恢复至出生体质量的时间就越长。结合本研究结果,考虑患儿可能生理性体重下降幅度较大,恢复时间较长,恢复后有一段追赶生长。本研究还提示缩短极低出生体重儿达到全肠内营养时间可以加快其体重增长速率,这与以往研究一致[4]。
本研究在方法上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相结合,对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体重增长速度影响因素分析较全面,但作为回顾性调查,由于临床对于身长头围的测量数据不多,故缺少相应数据的具体分析,若能结合身长头围发育情况,对于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体格生长发育研究将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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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Vol.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