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在整个病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良好的自我管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预防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以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2]。国外研究显示，不同种族/民族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不同^[3]。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均有较大不同，其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可能也存在差别。为了解云南省纳西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4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现状及其社会经济差异，为今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13年8月—2014年8月在云南省玉龙县、永胜县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抽取5532名≥35岁的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4个独有少数民族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血糖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从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4个独有少数民族的河谷地区、坝区、半山区和高山区的每个典型居住地区抽取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分别是玉龙县、永胜县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次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抽取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的所有乡分为好、中、差3个等级，从每个等级中分别随机抽取1个乡，共抽取12个乡；然后对每个乡采用按比例概率抽样方法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在选取的行政村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年龄≥35岁且在该地区居住≥5年的常驻少数民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血糖检测。本次应调查5600人，实际调查5532人，应答率为98.8%。

(1)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获得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进行面访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住房类型、家中是否有自来水和厕所、步行到最近的卫生院所需时间、糖尿病患病史以及自我监测血糖、遵医嘱用药、控制饮食、增加体育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戒烟等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将家庭年平均收入≤5000元、住房类型为土坯或石头房、家中无自来水和厕所定义为家庭财产差；将家庭年平均收入>5000元、住房类型为砖木或砖混房、家中有自来水和厕所定义为家庭财产好。将从家步行到最近的卫生院所需时间>30 min定义为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将从家步行到最近的卫生院所需时间≤30 min定义为医疗服务可及性好。采取了控制饮食、增加体育锻炼、控制体重或减肥和戒烟中≥1项者定义为采取降糖措施。本研究中糖尿病患者为自我报告在乡级及以上医院确诊患有糖尿病者。

采用Epi Data 3.0建立数据库后，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组别率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以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值≥0.7、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为球形假设被拒绝(P < 0.05)作为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标准，将特征根>1作为提取主成分的标准；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社会经济差异。

云南省5532名4个独有少数民族居民中，男性2677人(48.4%)，女性2855人(51.6%)；年龄35~44岁1753人(31.7%)，45~54岁1511人(27.3%)，55~64岁1238人(22.4%)，≥65岁1030人(18.6%)；纳西族1402人(25.3%)，傈僳族1366人(24.7%)，傣族1397人(25.3%)，景颇族1367人(24.7%)；文化程度文盲1708人(30.9%)，非文盲3824人(69.1%)；家庭财产差者3910人(70.7%), 家庭财产好者1622人(29.3%)；医疗服务可及性差者1834人(33.2%)，医疗服务可及性好者3698人(66.8%)。

表 1

表 1 云南省不同特征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情况比较 特征 患病数 自我监测血糖 遵医嘱用药 控制饮食 增加体育锻炼 控制体重或减肥 戒烟 例数 率(%) 例数 率(%) 例数 率(%) 例数 率(%) 例数 率(%) 例数 率(%) 性别 男性 74 26 35.1 50 67.6 57 77.0 12 16.2 32 43.2 10 13.5a 女性 93 35 37.6 65 69.9 81 87.1 18 19.4 30 32.3 3 3.2 年龄(岁) 35~44 9 4 44.4 4 44.4 6 66.7 0 0.0 1 11.1 0 0.0 45~54 38 19 50.0 30 78.9 35 92.1 9 23.7 13 34.2 3 7.9 55~64 57 19 33.3 34 59.6 47 82.5 14 24.6 22 38.6 6 10.5 ≥65 63 19 30.2 47 74.6 50 79.4 7 11.1 26 41.3 4 6.3 民族 纳西族 40 22 55.0b 24 60.0 31 77.5 12 30.0a 12 30.0 5 12.5 傈僳族 24 3 12.5 10 41.7 21 87.5 3 12.5 13 54.2 1 4.2 傣族 78 31 39.7 64 82.1b 67 85.9 15 19.2 32 41.0 7 9.0 景颇族 25 5 20.0 17 68.0 19 76.0 0 0.0 5 20.0 0 0.0 文化程度 文盲 56 6 10.7 26 46.4 46 82.1 4 7.1 23 41.1 2 3.6 非文盲 111 55 49.5b 89 80.2b 92 82.9 26 23.4a 39 35.1 11 9.9 家庭财产 差 99 26 26.3 62 62.6 83 83.8 14 14.1 40 40.4 8 8.1 好 68 35 51.5b 53 77.9a 55 80.9 16 23.5 22 32.4 5 7.4 医疗服务可及性 差 38 8 21.1 17 44.7 31 81.6 5 13.2 12 31.6 0 0.0 好 129 53 41.1a 98 76.0b 107 82.9 25 19.4 50 38.8 13 10.1 注：各组内比较，a P < 0.05，b P < 0.01。

表 1 云南省不同特征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情况比较

云南省5 532名4个独有少数民族居民中，自我报告糖尿病患病167例，糖尿病自我报告患病率为3.02%。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监测血糖率、遵医嘱用药率、控制饮食率、增加体育锻炼率、控制体重或减肥率和戒烟率分别为36.5%(61/167)、68.9%(115/167)、82.6%(138/167)、18.0%(30/167)、37.1%(62/167)和7.8%(13/167)。不同特征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情况比较，不同民族、文化程度、家庭财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的糖尿病患者自我监测血糖率和遵医嘱用药率均不同，不同民族和文化程度糖尿病患者增加体育锻炼率均不同，不同性别和医疗服务可吸性的戒烟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本研究选用文化程度、家庭财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作为糖尿病患者的社会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并按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的四分位数将167例糖尿病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为低、中等偏下、中等偏上和高4个等级，每个等级依次为26例(15.6%)、31例(18.6%)、54例(32.3%)及56例(33.5%)。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Bartlett's球形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082.54，P < 0.001)，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糖尿病患者是否自我监测血糖、是否遵医嘱用药和是否采取降糖措施为因变量，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糖尿病患者在自我管理方面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中等偏上社会经济地位者和高社会经济地位者自我监测血糖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1.91倍(OR=1.91，95% CI=1.03~3.50和2.02倍(OR=2.02，95%CI=1.32~3.11)；遵医嘱用药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2.13倍(OR=2.13，95%CI=1.29~3.52)和1.97倍(OR=1.97，95%CI=1.37~2.83)。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和景颇族4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总体较低，其中，遵医嘱用药和控制饮食相对较好，遵医嘱用药率和控制饮食率分别为68.9%和82.6%，而自我监测血糖率、增加体育锻炼率、控制体重或减肥率和戒烟率则较低, 均 < 40%，与国内研究结果相似^[4]。国外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中，自我监测血糖率相对较高，而饮食和运动的自我管理较差^[5]，与本次调查结果不同。提示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比较重视饮食管理和药物治疗，但忽视了血糖的自我监测和对运动的管理，是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薄弱环节，应引起关注。因此，建议今后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干预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自我管理整体水平的同时，重点干预血糖的自我监测和运动的自我管理。

有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是影响其自我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6-7]。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对4个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监测血糖、遵医嘱用药和增加体育锻炼方面有明显影响，文化程度越高者的自我监测血糖率、遵医嘱用药率和增加体育锻炼率较高。Zhou等^[8]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较低的糖尿病患者，其自我管理水平较低。提示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糖尿病患者，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以帮助和督促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自我管理。美国一项研究表明，低收入是进行有效糖尿病自我管理的障碍^[9]。本次调查中，家庭财产差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其自我监测血糖率和遵医嘱用药率均低于家庭财产好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好的独有少数民族糖尿病患者。这可能与独有少数民族主要居住于偏远的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当地医疗卫生资源匮乏，而医疗机构可及性是影响居民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10]。提示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文化水平，改善其经济状况，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率有助于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偏上社会经济地位者和高社会经济地位者自我监测血糖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1.91倍(OR=1.91，95% CI=1.03~3.50)和2.02倍(OR=2.02，95% CI=1.32~3.11)；遵医嘱用药的可能性分别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2.13倍(OR=2.13，95% CI=1.29~3.52)和1.97倍(OR=1.97，95% CI=1.37~2.83)。提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糖尿病患者能更好地依从自我监测血糖和药物治疗。印度的研究也证实，自我监测血糖的情况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糖尿病患者中更为常见^[11]。有研究表明，对于疾病管理，只有激发患者的自我意识，才能取得成功^[12]。因此，今后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低社会经济地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除了教会其糖尿病相关知识和技能外，还应注重培养其对疾病自我管理的意识；同时，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改善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当地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降低糖尿病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