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3. 宁波市鄞州区爱卫办
随着社会发展,大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要求越来越高,给其带来更多的压力。于此同时,公务员群体具有的诸如脑力劳动、静坐工作为主、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大等特点,使其成为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的高危人群。有研究表明,CFS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体力活动、运动能力[1],从而降低生活和工作质量[2, 3]。为了解公务员群体中CFS流行现状,于2013年5—6月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1 022名公务员进行调查,并对CFS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为预防和控制公务员CFS的发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为鄞州区政府部门所有在编在岗的公务员。其中,区级单位包括区政府和直属的所有委办局,基层单位包括街道政府、乡政府和镇政府公务员。发放问卷1 250份,回收问卷1 022份,问卷回收率为81.8%。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到各单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从该单位人事部门拉出当天在编在岗的所有公务员名单,分科室进行调查,由调查对象自填问卷,调查员检查后收回。问卷回收后,进行初筛,凡是符合初筛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结合职工体检,由宁波市心身医学分会的专家进行复核诊断。调查问卷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会议,邀请心身科专家筛选CFS的相关因素,针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设计,内容包括:(1)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文化、月收入、家庭结构、工作职务性质等)。(2)自身及家庭健康状况(与上一年健康状况比较、近期出现的症状、定期复查、职工体检家庭健康状况、目前确诊疾病)。(3)健康相关行为状况(体型、饮食习惯、膳食结构、吸烟、饮酒、睡眠、心理、社交、运动锻炼等)。(4)CFS初筛自评表。
1.2.2 CFS诊断及复核标准(1)初筛标准:使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订的CFS诊断标准[4],制定自评表进行初筛。包括:①不能解释的持续性疲劳;②短期记忆力减退或者注意力不能集中;③咽痛;④淋巴结痛;⑤肌肉酸痛;⑥不伴有红肿的关节疼痛;⑦新发头痛;⑧睡眠后精力不能恢复;⑨体力或脑力劳动后连续24 h身体不适。另外设计了目前确诊疾病统计,将常见的会引起CFS相关症状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18种疾病进行分类统计。初筛纳入标准:第1条持续≥6个月者且2~9条中有≥4条符合者。初筛排除标准:不符合纳入标准;或有选择“目前确诊疾病”中的任意一项的。(2)CFS复核标准:纳入标准[4]:初筛9条标准。排除标准[5]中永久性的医学排除:①器官衰竭(如肺气肿、心脏衰竭、慢性肾衰等);②慢性感染(如艾滋病、乙肝等);③风湿和慢性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风湿性关节炎等);④主要的神经性疾病(如多样硬化、神经性肌肉性疾病、癫痫病、中风、头部外伤致神经损伤);⑤主要的内分泌疾病(如垂体机能减退、肾上腺素分泌不足等);⑥主要的睡眠紊乱(如睡眠呼吸暂停等)。短期的医学排除:①在疾病发作初期发现 有以下情况的(如药物治疗的结果、缺乏睡眠、不曾治疗过的甲状腺机能减退、不曾治疗或不稳定的糖尿病、活动性感染);②以下情况需要排除(如怀孕至产后3个月、哺乳期、重大的外科手术至术后6个月、小的外科手术至术后3个月、严重的感染至预后3个月);③治疗后5年内疗效不确定的疾病(如心肌梗死、心衰等);④病态性的肥胖(体质指数>40 kg/m2)。排除永久性的精神疾病:双向障碍、精神分裂症、痴呆、器质性脑紊乱、酒精滥用或其他物质滥用。
1.3 统计分析用Epi Data 3.0进行数据双录入;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多组独立样本率比较采用χ2检验。以是否诊断为CFS为因变量,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出有关的因素,并进一步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共调查1 022人,男性520人(50.9%),女性502人(49.1%);年龄22~60岁,平均(36.5±0.4)岁,其中22~29岁258人(25.2%),30~39岁422人(41.3%),≥40岁342岁(33.5%);未婚164人(16.0%),已婚850人(83.2%),离异或丧偶8人(0.8%);工作压力没有546人(53.4%),一般232人(22.7%),有244人(23.9%)。职位满意度满意230人(22.5%),一般604人(59.1%),不满意188人(18.4%)。
2.2 不同年龄与性别公务员CFS检出情况(表 1)| 表 1 各年龄组不同性别公务员CFS检出率(%) |
总体女性CFS检出率高于男性(χ2=3.91,P=0.048)。<30岁年龄组女性CFS检出率高于男性(Fisher确切概率法,P=0.004),其他年龄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样本检出率随年龄降低有增加趋势(χ2=40.676,P=0.000)。
2.3 公务员CFS影响因素分析 2.3.1 单因素分析以是否诊断为CFS为因变量,对CFS的 42个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最后筛选出年龄、婚姻状况、与往年相比健康状况、体质指数、每周早餐次数、是否吸烟、自我感觉睡眠充足程度、每日睡眠时间、工作压力、情绪低落或忧郁、职位满意度、每天电脑时间、参加体育活动频率13个因素。
2.3.2 多因素分析(表 2)| 表 2 公务员群体CFS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对筛选出的13个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是否诊断为CFS为因变量(1=是,2=否),分别采用向前和向后逐步法进行变量筛选并拟合方程,引入的检验和排除水准均为α=0.05。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工作压力、职位满意度为CFS的影响因素。年龄<40岁(尤其是≤30,odds ratio[OR]=29.372)、有工作压力(OR=2.719)、职位满意度低(OR=3.995)是CFS的危险因素。
3 讨 论本研究结果显示,公务员群体CFS检出率为6.07%,与全人群(3.28%~8.4%)[3, 6]和其他职业人群如教师相比(10.0%~12.9%)[7, 8]处于一般水平。女性CFS检出率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压力大,且心理更为敏感、脆弱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有工作压力、职位满意度低是CFS的危险因素。公务员群体的CFS随着年龄降低有增加趋势,可能是因为公务员群体等级分明,由于年轻公务员资历较低,同时处于结婚生子阶段,工作、生活综合压力较大。压力大已经成为影响公务员群体健康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压力越大,心理健康状况越差[9]。工作压力大不仅会严重影响个体对自我的健康状况评价[10, 11],同时客观上确实对个体的健康产生了危害。这可能与工作压力大会引起血压波动,摄氧量峰值(VO2 peak)降低[1],或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有关。工作需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的研究显示[12],通常压力最大的人群发生在对自己要求很高,整体控制感(对未来、压力、外部等的控制)却很差的人群。而年轻的公务员恰恰是这一类要求很高,却无法掌控全局的人,当无法实现自己预期目标时,心理落差和压力可想而知。公务员对自我的职位不满意,可能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受教育经历与职业地位不符。新入职的公务员大多学历高,多数是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又经历了严格的入职选拔,在工作后发现工作上升空间不大,地位和经济均不如他人,同时生儿育女等大量的生活琐事,导致工作积极性差继而引起职业倦怠[13],影响身心健康。国内一些公务员健康调查显示,工作满意度提高对健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14]。国外关于“社会阶梯”与健康的研究也显示,职位越高,相关疾病发生率越低,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反映了社会地位提升带来的经济收入、心理认同、价值实现等全方位的提升[15]。工作成就感的降低,会严重影响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10],目前国内拟推行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可能有望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
认知行为疗法经常用来治疗CFS,规范的心理治疗能有效纠正不正确的认知,年轻的患者治疗效果较好[16]。从这个角度来看,关注新入职的公务员群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让他们对职业发展有正确的认识、期待和规划,将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预防CFS的发生。
由于CFS病因的复杂性,本研究筛选出来的影响因素并不全面,但可以发现,心理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针对年轻公务员CFS高发的原因,提示,可能会有一些本次调查未涉及到的其他影响因素,如二胎抚养压力、职场歧视等,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同时在调查中,部分高职位的的公务员配合程度不高,也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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