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行为是指清醒时坐着或依靠着低体力活动负荷的行为，如电脑桌前办公、坐着看电视、坐着闲聊、乘坐车出行等。各类人群每天除睡眠外，>50%的时间处于静态行为状态^[1]。近年来，国际上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国内对于静态行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鲜有发表。本文基于PubMed、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等权威综合性数据库，通过关键词sedentary behavior/television viewing/screen behavior/computer using/静态行为/久坐等检索出相关重要文献，在系统研读基础上分类梳理与概括论述，为辨清相关概念、关系及开展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静态行为(sedentary behavior，简称SB)是指清醒时坐或倚靠着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s,METs)≤1.5 kcal/kg·h(即≤6.276 kJ/kg·h)的行为^[1]。从国内已报道的研究文献来看，除了把SB翻译为静态行为之外也有学者把它译为久坐行为、静坐生活方式等。学术名称的翻译应忠于原意，“久坐”含有预设时间维度之意，“静坐”一词又容易与一些宗教的静坐概念相混淆，同时SB的概念本身又不仅仅局限于坐，所以笔者认为翻译为“静态行为”更为妥当。为更深入地研究静态行为，学者们还往往按照某种属性对其进行分类。按照行为的表现形式，静态行为可分为：屏前静态行为(看电视、上网、打游戏以及玩手机等)、社交性静态行为(聊天、打电话、上课等)、交通性静态行为(乘坐公交车、地铁、自驾车等)以及其他(家庭作业、阅读、写作、画画等)4类。目前，屏前静态行为是本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其中有关电视观看行为的研究文献最多。按照行为所处的环境可分为居家静态行为、职场静态行为以及交通静态行为等。按照行为目的还可以分为学习型静态行为、工作型静态行为以及休闲娱乐型静态行为等。

研究显示，静态行为作为一种体力活动的特殊类型，并不是体育锻炼的简单反面，它独立于体育锻炼对健康产生影响^[2]。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个体仍然有可能存在过长的静态行为，比如一个人每周中、高强度体育锻炼已经达到150 min，但其仍然有可能每天在电脑前办公5 h及看电视3 h；而且，这种长时间的静态行为并没有因为体育锻炼的达标而消除其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长时间静态行为与较低的全天体力活动有关，但是相关性并不高或存在模棱两可的结果^[3]。它提示静态行为与健康的关系除了经由体力活动途径影响外，还可能存在其他路径。有研究表明，某些静态行为如看电视还与某些饮食行为有密切关联，看电视往往增加了热量的摄入。看电视时常伴随着吃零食、喝饮料等行为，正餐之外的吃零食将明显增加全天卡路里的摄入^[4]。同时，电视热点时段的商业广告也能增加高能量垃圾食品的食用或形成不良的饮食习惯。因此，静态行为不同于体育锻炼的缺乏，同时又与体育锻炼、体力活动及饮食行为等密切相关。

静态行为的测量可分为客观性和主观性2大类。客观性测量如加速器法、荧屏监控器、观察法、行为摄像法等，这种方法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对行为的数量与强度做出较为准确的度量，但不能对行为的类型做出划分。主观性测量主要是指问卷调查法、日志法以及代理报告法等，这种方法的可靠性不如客观性测量方法，但便于实施及适合大样本研究，也能较好地对不同类型的静态行为做出刻画。ActiGraph仪器作为一种体力活动的客观性测量法被广泛应用于静态行为的测量，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静态行为的问卷法是最为常用的测量方法，一般静态行为的问卷均有其适用的特定人群，如青少年/儿童问卷、成人问卷以及工作时静态行为问卷等，常用的静态行为问卷有青少年静态活动问卷、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的静态行为部分等。目前，关于静态行为问卷的汉化研究还较为缺乏。

静态行为已成为国内外各类人群清醒时段特别是闲暇期间主要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不同的年龄、性别、行为类型等特征。基于20个国家的18~65岁成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平均静态行为时间为5 h/d，但不同国家间差距较大^[5]。据全球多个国家50余万人调查统计显示，大约有60%的老年人报告他们的静态行为时间>4 h/d，当采用客观性方法测量时这一数值更是剧增到8.5 h/d^[6]。在美国，16~19岁青少年和>60岁老年人静态行为时间为最长^[7]。在中国，有大型调查报告显示在闲暇时间花在静态活动的时间平均为2.5 h/d^[8]；上海市超过50%的居民平均每天花>5 h的时间在静态行为方面^[9]。在静态行为各类型中，电视观看占据着最为主要的位置。据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当地居民平均每天花近2 h的时间看电视，占闲暇静态行为总时间的近50%^[10]，与中国居民看电视时间相近^[8]。据统计，中国居民平均花2.1 h/d的时间观看电视，其中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11]。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静态性媒介(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的普及与增多，人们花在静态行为的时间/类型比例很可能将进一步增长/变化。据统计，近15年来中国电脑、智能手机等的屏前静态行为呈较快增长趋势^[12]。因此，今后需要进一步对中国人群静态行为特别是屏前静态行为的流行特征、趋势及相关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在有关静态行为的各类研究中，探讨静态行为与肥胖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后，静态行为与肥胖、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或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仍然有统计学意义^{[13, 14, 15]}。但也有研究认为，静态行为(看电视)与BMI的关系在黑人、西班牙裔年轻女性人群中无统计学意义^[16]。因此，它们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存在于所有人群中，还可能存在种族、性别等的差异。另有研究也提示，比起看电视持续时间，长时间上网可能与超重/肥胖的关联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明显^[17]。另有研究还提示，静态行为或看电视行为虽独立于体力活动与肥胖有关系，但是体力活动对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8]。

有关静态行为与肥胖等关系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研究认为静态行为与随访期的肥胖或体重增长相关^[19]。另一方面，当控制了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社会经济文化水平、饮食习惯以及体力活动等因素后，静态行为/看电视时间与体重增加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20]。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些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静态行为的测量方法或包含的内容(仅包含主观测量的看电视时间)、统计的样本量、调整的混杂变量以及人群本身等的差异所造成。

Thorp等^[14]人认为无论是横断面还是前瞻性的研究，静态行为与全死因、疾病别死亡率均存在密切联系，并且这一关联已经控制了BMI、体力活动、人口社会学等因素的影响。新近的大样本研究和meta分析结果进一步提示，过长的静态行为、中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均独立与全死因死亡率存在关联。Qi等^[21]人研究认为，静态行为与全死因、心脑血管死亡率统计学关联的机制可能是由于：静态行为降低了个体全天的身体活动水平；通过电视广告等增加了个体高能食物或零食的摄入；过长的静态行为时间有可能增强了肥胖基因的易感性。

已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在青少年、儿童群体中静态行为时间过长与骨质含量的减少、较低骨密度峰值或前臂骨折有关^[22]。同时，研究提示额外的体力活动或轻体力活动能调节/减少静态行为对骨骼健康的负面影响^[23]。但在调整了年龄、体重的情况下，中国老年女性的静态行为并未显著增加患骨质疏松的危险度。这说明静态行为与骨骼健康的关系是否独立于体重、体力活动等还存有争议。此外，还有研究显示(屏前)静态行为也与恐惧症/惊恐症障碍、精神抑郁、生活满意度、体像等有关。综上所述，静态行为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骨密度下降及其他健康问题存在一定的关联。

从静态行为研究领域来看，其健康危害虽还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但也已形成了部分共识；相较之下，静态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及有效干预性策略方面的研究显得更为不足。而深入研究静态行为的决定/相关因素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具体干预措施。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静态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可分为个体、社会、组织/社区、物理性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24]，而这些因素、类别在不同年龄段、人群、行为场景下的作用存在差异。

目前，关于青少年/儿童静态行为决定性因素的研究还并不足以形成统一结论，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支持^[25]。在以往有限的研究中，个体的生物性或人口统计学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如种族、性别、BMI、父母受教育情况等。男性、年龄/年级、BMI及抑郁等与静态行为呈正相关，单亲家庭、父母教育程度或收入较低、父母观看/健康行为、较低社会地位以及房间里有电视机等与静态行为/看电视存在正向关联，儿童时期与其成年后的电视观看时间也有关^{[26, 27, 28]}。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如可步行性、邻里密度等)与儿童的看电视时间是否有关还无统计学数据支持^[29]。一项关于中国青少年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任何形式的父母支持如口头鼓励、照看等能预测较低的静态行为时间^[30]。在有关青少年、儿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中，大部分把观看电视作为静态行为的替代性指标，而对其他类型的探讨较少。同时，常把与体力活动有关的指标作为静态行为决定性因素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研究，这对于与体力活动有着不同含义及机制的静态行为研究并不妥当。

新近有关成年人静态行为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物理性环境因素如邻里或社区可步行性：街道链接、居住密度、有限土地多样性及大型停车场通道等^[31]。但是，有关这部分的研究却出现模棱两可的结果，既有认为居住区的可步行性与客观测量/自我报告的静态行为存在正向关联，也有认为可步行性与看电视时间呈负向关系^{[31, 32]}。这些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可步行性指标、静态行为的测量方法(客观仪器测量与主观问卷测量的区别)及行为类型(看电视、上网、聊天、打电话、交通工具等)、国家、人群的不同造成。一般而言，住在郊区的人比起市中心的人可能会较多地花费时间在驾车或乘坐汽车等交通工具上，有较多的交通性静态行为；而家周边没有公园之类的设施将会有更多的人待在家里看电视等。同时，研究显示性别、年龄、职业、有无子女及受教育程度也与成人静态行为有关^{[8, 31]}。这些社会经济水平或人口学因素在其他决定性因素与静态行为的关系中可能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中介性作用。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直接针对静态行为而不是体力活动有更大的效应量，并且儿童人群及长期干预要分别好于青少年、短期干预的效果。这些干预实验大多数是从家庭、学校(含学前、幼儿园等)和社区等3个方面施加干预。也有2项基于家庭环境采用电视时间闭锁装置等对看电视进行干预的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33, 34]}。已发表的文献显示，多数较为有效的青少年、儿童屏前静态行为干预均是基于学校的策略，而针对其他非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目前还较少涉及。

一项关于老年人静态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面对面目标设定的咨询、“为你的健康而站立”计划以及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行为选择理论而设计的特定干预内容，能有效降低静态行为总时间的3.2%^[35]。采用电子闭锁装置的干预实验中，干预组也成功降低了62%的电视观看时间和3.2%的静态行为总时间，而控制组的静态行为总时间却增加了1.1%^[36]。最近一项meta研究结果显示，与青少年、儿童人群相一致的是直接针对减少静态行为而不是增加体育锻炼的干预更能有效降低静态行为时间^[37]。也有多项关于在工作场所开展的干预性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比起对照组并没有降低更多自我报告的静态行为时间^[38]。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工作场所的干预存在诸多障碍如担心生产效率、不符合实际、站着尴尬以及习惯于坐等原因所导致^[39]。

在静态行为的人群测量工具方面，国内还缺乏对国际常用量表的汉化研究。今后需要加强对国际常用静态行为问卷的汉化研究及编制适用于中国人口特征、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静态行为标准量表。同时，需进一步探索静态行为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剂量-效应关联，并进行路径、中介因素的分析，为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社区的可步行性能有效降低人群的静态行为时间，也应该成为群众体育与城市规划研究、实践的重要课题和优先领域。此外，需要进一步探索各年龄段人群静态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基于流行病学证据研究物理性环境因素对静态行为的影响，开展基于多种场合下(学校/工作场所、社区、家庭等)的干预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