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  2016, Vol. 32 Issue (3): 375-379   PDF    
大学新生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吴世珍1, 汪求真2, 米振宏1, 窦梅2 , 孟祥军3, 马爱国2    
1. 青岛大学学生处, 山东 青岛 266071;
2. 青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3.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及时发现并预防和控制大学生抑郁发生发展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于2014年10-11月在山东省青岛某高校2014级本科新生中抽取4789人进行问卷调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大学新生抑郁检出率为9.8%;艺术类学生抑郁检出率为18.2%,明显高于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和医学专业(P<0.001);农村生源学生抑郁检出率为10.8%,明显高于城市学生的8.2%(P<0.001);与常模比较,大学新生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拒绝、否认偏高、偏爱被试和过度保护得分偏低(P<0.001);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偏爱被试得分偏低(P<0.001),而拒绝、否认得分偏高(P<0.05);青少年生活事件中的健康适应得分偏高(P<0.001),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得分偏低(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城市学生患中重度抑郁风险增加,约为农村学生的2倍(OR=1.97,95% CI=1.16~3.35,P=0.012),父亲过度保护使中重度抑郁的风险增加21%(OR=1.21,95% CI=1.00~1.45,P=0.046),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可能降低中重度抑郁风险(OR=0.87,95% CI=0.75~1.00,P=0.056)。结论 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检出率不同,艺术类学生最高;大学新生抑郁的发生与父母过度否认、拒绝、对子女缺乏关爱和保护有关;生活环境等的明显变化、长期远离家人的苦恼等也是新生出现抑郁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大学新生     学科     抑郁     流行病学     父母教养方式     生活事件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freshmen
WU Shi-zhen, WANG Qiu-zhen, MI Zhen-hong, et al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266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depression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majoring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o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pression in the students.Method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was administered to 4789 freshmen selected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from a university in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betwee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4.Then,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 of Chinese Version and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 were completed by 463 freshmen with the SDS scores of ≥53.T test, chi-square test,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in analyses.Results The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was 9.8% among the freshmen; the detection rate(18.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freshmen majoring in art than those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conomics, science, and medicine(χ2=26.743, P=0.001) and the freshmen from rural area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detection rate than those from urban areas(10.8% vs.8.2%, P<0.001).Compared with the norms of Chinese, the freshmen with depression symptom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for EMBU domains of maternal rejection and denial(both P<0.05), fatherly rejection, denial, emotional warmth, and comprehension(all P<0.001)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for favoritism and overprotection of father and mother and maternal excessive interference(all P<0.001); additionally, the freshmen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of life event for health adaptation(P<0.001) and lower scores for study stress, perceived punishment, and incapacitation(all P<0.001).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the freshmen from urban areas had an increased risk of moderate-severe depression compared to those from rural areas(odds ratio [OR]=1.9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1.16-3.35; P=0.012); fatherly overprotection increased the risk of moderate-severe depression by 21%(OR=1.21, 95% CI:1.00-1.45; P=0.046), while maternal 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overprotection could decrease the risk of moderate-severe depression(OR=0.87, 95% CI:0.75-1.00; P=0.056).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is different among the college freshmen majoring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 freshmen majoring in art may have a higher rate and those in other disciplines.Parental rejection and denial, the lack of parental concern and care, and changes in living environment ar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onset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freshmen.
Key words: college freshmen     discipline     depression     epidemiology     parental rearing style     life event    

由于生活环境、学习方式和社会角色等的转变,大学新生能否顺利适应大学生活,对其成长和成才至关重要。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或认知错误,会导致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如抑郁、焦虑等。抑郁可导致大学生学习、交往、生活障碍,因抑郁引发的自伤、他伤事件时有发生。尚玉秀等[1]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1 510名医学生进行测评后发现抑郁检出率为39.3%。刘爱敏[2]调查发现,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5%。为了解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于2014年10—11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山东省青岛市某高校在校全日制2014级本科新生4 789人进行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青岛某高校2014级新生数据库中的法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理学、医学、艺术学、教育学共9个学科门类(含本科一批和提前批)中,以班为单位,每学科不低于3个班,按随机数字表抽取125个班,被抽到班级的所有学生均作为调查对象,共计4 789人。本次调查共发放抑郁自评问卷4 789份,收回有效问卷4 789份,有效率为100%。对抑郁自评量表得分≥53分的学生进行《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调查,共调查463人,有7人不愿参与,回收问卷456份,删除信息不全、有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最后收回有效问卷440份,有效率95.0%。

1.2 方法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集体自填式问卷调查,所有问卷填写后当场收回。调查工具包括:(1)抑郁自评量表(SDS):SDS问卷由Zung[3]于1965年编制,共计20条,通过对过去1周的感觉进行评分,反映抑郁状态的4组特异性症状,包括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采用4个等级评分,分别计1~4分,1为没有或很少时间、2为小部分时间、3为相当多时间、4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将各题得分相加得总粗分,粗分再换算成标准分。标准分<53分无抑郁、53~62分轻度抑郁、63~72分中度抑郁、>72分重度抑郁。本研究中≥53分者由调查员在SDS调查结束后1月内组织集中填写《父母教养评价量表》[4]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5]。(2)父母教养评价量表[4]:采用岳冬梅1993年修订版本。除姓名等基本情况外,该量表由66个条目组成,由受试者根据记忆填写。每个题目的评分用4个等级,分别计1~4分,1为从不、2为偶尔、3为经常、4为总是。66个量表题目分为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2个部分,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含6个因子,即F1(情感温暖、理解)、F2(惩罚、严厉)、F3(过分干涉)、F4(偏爱被试)、F5(拒绝、否认)、F6(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含5个因子,即M1(情感温暖、理解)、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3(拒绝、否认)、M4(惩罚、严厉)、M5(偏爱被试)。(3)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5]:采用辛秀红等改良后版本。该量表由26个条目组成,包含5个因子,即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用于评定青少年在过去1年中负性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影响的强度。每个事件分为未发生过和发生过两类,未发生计0分,发生过根据影响程度分5个等级,分别为1没有、2轻度、3中度、4重度、5极重。得分越高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影响越大。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9.0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用x±s标准差表示,两两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两两比较用χ2检验;中重度抑郁与轻度抑郁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大学新生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情况 2.1.1 SDS基本得分情况

无抑郁4 319人(90.2%),轻度抑郁379人(7.9%),中重度抑郁91人(1.9%);全体学生SDS平均分为(40.00±8.50)分,抑郁学生SDS平均分为(57.77±4.11)分。

2.1.2 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检出率比较(表 1)

艺术类学生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和医学专业学生(χ2=26.743,P<0.001);农村学生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城市生源学生(χ2=4789.0,P<0.001);不同性别学生抑郁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496,P=0.114)。

表 1 不同特征大学新生抑郁检出情况比较
2.2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新生抑郁影响 2.2.1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新生抑郁总体影响(表 2)

SDS得分≥53分的440名大学新生与中国父母教养评价量表常模[4]比较,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拒绝、否认得分较高(P<0.001),偏爱被试和过度保护得分较低(P<0.001);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偏爱被试得分较低(P<0.001),拒绝、否认得分较高(P<0.05)。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抑郁影响(x±s)
2.2.2 父母教养方式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影响(表 34)

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专业大学新生父亲的偏爱被试明显低于常模,法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文学大学新生父亲的拒绝、否认明显高于常模,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文学、医学、艺术学、教育学新生父亲的过度保护明显低于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国内常模相比,母亲教养方式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工学、管理学、理学、文学、医学、艺术学大学新生得分明显低于常模(P<0.05)。

表 3 父亲教养方式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影响

表 4 母亲教养方式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影响
2.3 青少年生活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影响 2.3.1 大学新生青少年生活事件得分与常模比较(表 5)

SDS得分≥53分的440名大学新生与辛秀红等[5]2015年新建的青少年生活事件常模比较,大学新生学习压力、受惩罚和丧失因子得分明显低于常模(P<0.001),而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常模(P<0.001)。

表 5 青少年生活事件对抑郁患病风险影响
2.3.2 青少年生活事件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影响(表 6)

负性生活事件对不同学科新生的影响差异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和健康适应因子;工学、管理学、理学学科大学新生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常模(P<0.05);工学、管理学、理学、艺术学学科大学新生人际关系因子得分明显低于常模(P<0.05);工学、管理学、文学、医学、艺术学学科大学新生学习压力因子得分明显低于常模(P<0.05);9个学科大学新生受惩罚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常模(P<0.05)。

表 6 青少年生活事件对不同学科大学新生抑郁患病风险的影响
2.4 大学新生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大学新生抑郁程度为因变量(中重度抑郁=1,轻度抑郁=0),以性别、生源地(城市、农村)、父母是否健在、父母是否离婚、父母教育程度、父亲教养方式(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青少年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生源学生患中重度抑郁风险增加(OR=1.970,95%CI=1.157~3.352,P=0.012),约为农村学生的2倍;父亲过度保护者,中重度抑郁的风险增加21%(OR=1.207,95%CI=1.003~1.453,P=0.046);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可能降低中重度抑郁风险(OR=0.868,95%CI=0.751~1.004,P=0.056)。将抑郁检出率<10%的学科合并(即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医学合并),与其他各学科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教育学专业中重度抑郁风险增加,为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医学等合并学科的4.158倍(OR=4.158,95% CI=1.571~11.005,P=0.004)。

3 讨 论

本次抑郁流行病学筛查采用SDS 抑郁自评量表[6]对青岛某高校多个学科新生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新生的抑郁检出率为9.8%,明显高于国内其他调查结果[7, 8, 9],提示大学新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本次调查抑郁发病以轻度抑郁为主,占抑郁新生总人数的80.6%,中度占19.2%,重度占0.2%。与尚玉秀等[10]调查结果比较,轻度抑郁比例明显升高,而中重度抑郁发病率明显降低。通过对筛查出的抑郁新生数据分析后发现,不同学科门类的大学新生抑郁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艺术类检出率最高,达18.2%,明显高于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医学;而医学类检出率最低,仅为6.8%,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11]

为了解大学新生抑郁发病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抑郁学生群体进行了《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调查,发现抑郁大学新生的父母亲对他们过多应用了拒绝、否认手段,同时缺乏对他们的偏爱和保护。提示有抑郁障碍的大学新生其父母亲对待子女均缺乏关爱,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2, 13, 14]。父母的这些行为直接导致子女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为将来的心理异常埋下隐患。对不同学科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后发现,与常模相比,不同学科抑郁发病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如工学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偏爱被试、拒绝和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偏爱被试;而艺术学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父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惩罚、严厉。

负性生活事件累积是全球公认抑郁发病的诱发因素,在抑郁发作过程中起到“扳机”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常模不同,人际关系、学习压力等对大学新生抑郁心理影响很小,不是导致新生抑郁发生的主要原因,而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的明显变化、以及长期远离家人的苦恼等是导致新生出现抑郁的主要原因。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亲过度保护可导致中重度抑郁患病风险增加。父亲的过度保护,削弱了子女的适应能力。当步入大学校园后,面对全新的环境,他们在遇到问题时难以自己解决,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又不被他人理解,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心理负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的引导,最终导致抑郁、尤其是中重度抑郁的发生。与王高华等[15]研究结果相似,母亲的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可能作为保护性因素降低中重度抑郁风险,提示“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这些在西方被普遍看作负性的教养方式,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或许发挥了保护性作用。

另外,从生源地来看,农村生源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城市生源学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反[16]。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农村来源的大学新生比城市抑郁检出率高,但与轻度抑郁相比,城市来源却是导致大学新生中重度抑郁患病的危险因素,约为农村学生的2倍。考虑可能与城市来源的新生生活条件较优越,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高,平时对孩子的拒绝、否认偏高有关。而农村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时,由于生长环境、家庭状况、父母身份等原因,容易因为自卑、焦虑等原因陷入抑郁情绪,但是在向严重抑郁情绪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生源学生却显示出了更好的适应、调节和抗压能力。

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大学生处于“抑郁”亚健康状态的群体正在不断扩大[1, 2, 16],作为抑郁障碍等心理精神相关疾病的重点关注人群,应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和关注。本研究的结果提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适当的理解和保护,增加鼓励等正面教育,减少惩罚和否定等负面影响,适当降低对子女的期望值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作为高校,对新生应该给予更多关注,针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因素不同,制定出针对性的心理指导方案,让他们尽快适应离开父母,独自学习生活的环境,帮助新生自我调节、自我减压,加强对大学生抑郁障碍等心理精神疾病的防治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从根本上降低大学生抑郁的发病率,提高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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