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三医院全军心理卫生指导中心
表演型人格障碍是过度情绪化和追求他人注意的心理行为模式,由于此类个体几乎不采取风险行为来获取他人注意[1],对自身和社会的危害有限,因此在人格障碍研究中得不到相应的研究关注。表演型人格倾向是使用临床量表(即人格障碍的统计学标准)界定的人格障碍,但量表通常被设计得过分灵敏,假阳性率高[2],其检出结果为阳性并不一定能诊断为人格障碍。文中虽会使用“人格障碍”作为量表检出结果为阳性的描述,则实为人格倾向。具有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个体必须时刻处于他人关注的中心,不懂把握人际关系的亲疏,处事方式幼稚,人际关系不能长久[3],与部队的环境格格不入。此类新兵易出现破坏纪律的表演行为,难以结成亲密的战友关系,最终危害部队的战斗力。且表演型人格障碍还会与抑郁障碍、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共病[4, 5],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共病率最高[6]。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行为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障碍的广泛关联,都有可能成为新兵服役的隐患。人格评估是军事人员选拔的有效手段,但具有表演型人格倾向的人群易受引导和暗示,在评估中会表现得更为“符合期待”[1],从而通过评估。目前应征公民人格评估主要关注精神分裂症、分裂样人格特征、反社会和反军队倾向、风险行为等[7],缺乏针对表演型人格倾向的评估。了解新兵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流行特征,掌握其基本情况和规律,是完善甄别工具的基础。为此,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于2013年10月在广西抽取新兵2 000人、2014年11月在广西、广东、湖南、海南4省抽取新兵8 000人进行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入伍未满3个月的新兵进行调查。由于女性新兵较少,且表演型人格障碍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检出率并无差异[8, 9],故仅抽取男性新兵。2013年于广西贵港抽取新兵2 000人,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问卷1 962份,剔除有未选和多选的问卷,得到有效样本1 726份,问卷有效率88.0%。2014年于广西、广东、湖南、海南4省抽取新兵8 000人,共发放问卷8 000份,回收问卷7 721份,剔除有未选和多选的问卷,得到有效样本6 566份,问卷有效率85.0%。
1.2 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自填式问卷调查,当场核对回收问卷。调查工具包括:(1)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包括姓名、年龄、民族等一般人口学资料。(2)人格诊断问卷中文版(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10]:问卷为自评问卷,共107个条目,分为12种人格障碍类型: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自恋型、回避型、依赖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和抑郁型。接受调查的新兵根据自身情况,对每一条目的描述选择“是”或“否”。表演型人格障碍维度得分≥5分表示表演型人格障碍检出为阳性。PDQ-4+适合作为大规模的筛查工具,也由于其结果具有较高的假阳性率,通常要使用配套的定式访谈,以进一步评估对象是否可诊断为人格障碍[9, 11]。但本研究并未对PDQ-4+检出为阳性的被试进行访谈,因此调查结果是由量表检出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反映具有表演型人格倾向的人群,并非临床上的表演型人格障碍诊断。由于人格障碍具有低检出率和高合并率的特点[12],调查结果须区分单纯型和合并的检出情况。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人口学资料等使用计数、百分数描述,平均数使用±s表示;使用χ2检验和χ2趋势检验对调查结果的差异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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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学数据 |
新兵年龄为15~24岁,2013年抽样的平均年龄为(18.60±1.40)岁,2014年抽样的平均年龄为(18.79±1.49)岁。
2.2 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情况2013年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阳性检出率为22.0%(379/1 726),单纯型检出率为2.7%(46/1 726),合并检出率为19.3%(333/1 726);2014年阳性检出率为18.9%(1 240/6 566),单纯型检出率为2.7%(177/6 566),合并检出率为16.2%(1 063/6 566)。
2.3 不同特征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比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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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特征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比较 |
鉴于人格倾向的合并情况较为复杂,故仅呈现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人口学分布情况。除2014年农村新兵与城市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在人口学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趋势检验显示,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无年龄趋势(2013年:χ2=0.007,P=0.934;2014年:χ2=2.194,P=0.139);2013年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无学历趋势(χ2=0.471,P=0.492);但2014年则显示随着学历的增高,表演型人格倾向的检出率也随之增高(χ2=5.564,P=0.018)。
2.4 表演型人格倾向与其他人格倾向合并情况(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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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演型人格倾向与其他人格倾向合并情况 |
新兵中合并人格倾向≥2个检出率:2013年为39.3%(679/1 726),2014年为33.0%(2 167/6 566);2013和2014年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与强迫型人格倾向、自恋型人格倾向与反社会型人格倾向合并人次较多;强迫型人格倾向2013和2014年的检出率均最高,单纯型检出率分别为9.7%(167/1 726)和10.7%(482/6 566),合并检出率为27.9%(700/1 726)和24.8%(1 628/6 566)。
3 讨 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2013年为22.0%,2014年为18.9%,与普通大学生接近(傅文青等[13]调查结果为18.2%,罗伏生等[14]调查结果为17.9%)。由于新兵与大学生处于相近的年龄段,均面临环境与角色转变带来的适应任务,容易表现出类似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本研究中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在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和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人格障碍检出率会呈下降趋势[15, 16],且人格障碍的诊断通常会因时间推移出现变化;但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却是稳定的[17],即表演型人格特质形成后会相对稳定,这可能是新兵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不存在年龄差异的原因。流行学调查显示,表演型人格障碍在不同种族及受教育程度之间检出率并无差异[8]。本研究中新兵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在民族及受教育程度上无差异;但使用χ2趋势检验后,2014年调查结果呈现学历越高则检出率越高,这与李江雪等[18]对研究生的调查结果不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新兵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2年的数据均无差异,与罗伏生等[14]研究结果一致。从来源地看,2014年的大样本调查中,城市新兵的表演型人格倾向单纯型检出率更高。既往研究中,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教养方式均为人格障碍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9, 20],社会地位较高则与表演型人格障碍相关[21];双生子研究显示,表演型人格障碍不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同环境的效应显著[22]。
从合并检出率来看,新兵表现出与其他人群不同的特点。在精神科门诊调查中,表演型人格障碍与B群人格障碍的共病率最高[5];本研究新兵中,与表演型人格倾向合并人数较多的人格倾向为强迫型、反社会型和自恋型。与边缘型人格倾向合并人数较少,这与部队中边缘型人格倾向个体数目较少有关。强迫型人格倾向在2013和2014年的检出率均最高,国内外研究中PDQ-4+的强迫型人格倾向检出率均较高[13, 23],可能是因为该分量表的条目不能让施测对象有效区分自身的习惯、性格与人格倾向表现之间的差别[9]。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2年均排在第二,使得与强迫型人格倾向合并的人数较多,这也表明新兵选拔中确实需要加入相关的项目。
结合新兵表演型人格障碍检出情况及其临床共病特点,甄别表演型人格障碍有助于其他类型心理障碍或人格障碍的识别。由于PDQ-4+灵敏度高、特异度低,本次调查检出阳性的新兵会包括假阳性个体,表演型人格倾向明显但不能诊断为人格障碍的个体,可诊断为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个体。因此,设计一种既保持灵敏度,又可有效识别表演特质的工具对新兵心理选拔具有重要意义。本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份新兵样本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有不同特点,想要更全面地了解表演型人格倾向,还有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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