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杭州市健康城市建设指导中心;
3.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草使用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可预防的死亡原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烟草消费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1]。为了遏制烟草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牵头制定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提出 1)Monitoring tobacco consump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ve measures;2)Protect people from tobacco smoke;3)Offer help to quit tobacco use;4)Warn about the dangers of tobacco;5)Enforce bans on tobacco advertising,promotion and sponsorship;and 6)Raise taxes on tobacco(MPOWER)系列政策。倡导通过100%无烟环境的创建来减少室内吸烟,并经证实是保护人群免受二手烟暴露危害的唯一有效措施[2]。《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于201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禁止在10类公共场所吸烟。为了解中国城市≥15岁成人的烟草使用和控制等相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14个城市开展了成人烟草调查(Tobacco Questionnaire Survey,TQS)。本研究于2014年3—6月调查杭州市≥15岁城市成人对室内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态度和知晓率,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杭州市5个主城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15岁的常住居民,即调查前12个月将上述5区作为主要居住地的常住居民,不论其户籍或国籍状况。不包括集体居住的人员,例如居住在医院、养老院、军事基地、大学宿舍和监狱的人员。 1.2 方法
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第1阶段,以居委会为初级抽样单元(primary sampling unit,PSU),从杭州市5个主城区的597个居委会中完全随机抽取25个PSU;其中1个因市政拆迁无法完成调查。第2阶段,首先采用绘图、列表的方式获得24个PSU中完整的家庭户信息;然后,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24个PSU中各随机选择100户家庭。第3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抽取的2 400个家庭户中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2 400个家庭户中,128户因地址非住户或无人居住而不符合调查条件。在符合条件的2 272户中,2 068户完成了家庭问卷调查,住户应答率为91.1%。2 029人完成了个人问卷调查,个人应答率为98.1%。加权调整后,完成调查的2 029人代表了杭州市主城区4 543 188个≥15岁的常住居民。
采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提供的中国城市TQS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背景特征、吸烟、无烟烟草、电子烟、戒烟、二手烟、烟草经济、媒体、知识态度认知8个部分。本研究主要分析调查对象对室内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态度和知晓率等信息。现场调查完成于2014年3—6月,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前均取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均要求至少4次入户访问都无法完成方可终止。调查员由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的在读研究生担任,数据收集采用惠普(HP)iPAQ 212 手持设备进行。督导员由杭州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工作人员担任。所有调查员和督导员均接受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项目组的一级培训。 1.3 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每周由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从iPAQs上导出并发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后者将清洗、加权处理后的SPSS数据库反馈至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样本的加权调整使用了2010年杭州市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按照性别、年龄组分层进行。所有分析过程在SPSS 19.0统计软件中进行;所用统计分析方法在复杂样本分析模块完成,主要包括统计描述和χ2检验。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及吸烟率(表 1)
2 029名调查对象中,男性948人,占46.7%,女性1 081人,占53.3%。年龄范围15~100岁,平均年龄(48.6±18.0)岁;以25~44岁所占比重最大,799人,占39.4%。≥25岁调查对象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所占比重最大,857人,占45.5%。职业以企业/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为最多,767人,占37.8%,其次为退休人员,659人,占32.5%。现在吸烟者356人,占17.5%,加权后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0.5%。
| 表 1 调查对象加权后的人口学特征和现在吸烟情况 |
公众对学校、医院、出租车、工作场所、大学、餐馆内禁烟的支持率较高,依次为98.3%、98.2%、95.9%、95.6%、92.4%、85.3%。但对酒吧/夜总会室内禁烟的支持率仅为47.4%。女性对除医院、学校外各类场所的室内禁烟支持率均高于男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组的调查对象只在对学校室内区域是否应该允许吸烟的态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对7类场所的禁烟支持率均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者,且除酒吧/夜总会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非吸烟者对7类场所禁烟支持率高于现在吸烟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知道吸烟危害者对7类场所禁烟支持率高于不知道吸烟危害者,且除大学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知道二手烟危害者对7类场所禁烟支持率高于不知道二手烟危害者,且出医院外差异均由统计学意义。
| 表 2 不同特征人群认为不应在各类室内公共场所和出租车中吸烟所占比例(加权后)比较 |
公众对7类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知晓率较低。72.2%的人知道出租车里禁止吸烟;分别仅有41.1%和40、9%知道政府已发布学校、医院全面禁烟规定;而酒吧/夜总会禁烟规定仅有7.3%。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对7类场所的禁烟规定知晓率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者,且除酒吧/夜总会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现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只在医院禁烟规定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现在吸烟者知道医院全面禁烟的比例高于非吸烟者。
| 表 3 不同特征人群知道本市各类室内公共场所有完全禁烟规定的所占比例(加权后)比较 |
本研究发现,杭州≥15岁城市成人对医院、学校、工作场所、大学室内以及出租车内禁烟的支持率均在90%以上;对餐馆、酒吧/夜总会室内禁烟的支持率相对较低,分别为85.3%、47.4%。Muilenburg等[3]、许兆瑞等[4]也在相关研究中发现,公众对餐馆、酒吧/夜总会室内禁烟的支持率相比其他公共场所要低。这可能与大部分公众将餐馆、酒吧/夜总会视为休闲娱乐、消费放松的场所有关。
女性对公共场所室内禁烟的支持率普遍高于男性,这与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女性多为二手烟的受害者有关。受教育水平高者更多地支持公共场所室内禁烟,可能因为受教育水平者高往往健康素养也高[5, 6]。知道吸烟危害、知道二手烟危害知识的人群对公共场所室内禁烟的支持率高于不具备相关知识的人群,提示加强烟草危害知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与较高的支持率相反,本研究发现公众对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知晓率低,尤其是餐馆(16.1%)和酒吧/夜总会(7.3%)。可能与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方面,《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本身并不完善。该条例并不全面禁止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某些公共场所可以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专用吸烟室,例如仅要求拥有≥50个餐位的经营性餐饮场所设置无烟包厢;餐馆、酒吧/夜总会内允许吸烟区的存在。同时,“条例”与“法”相比,执行力度[7]和效果都较差[8]。根据Yang等[9]的研究报告,因为缺少具体的执行指南和对违规行为严格的处罚措施,在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执行前后,二手烟暴露情况收效甚微。另一方面,餐馆、酒吧/夜总会是国人的主要休闲娱乐场所,15%的≥15岁成人至少每天在外就餐[10]。一些经营者担心禁止吸烟将导致生意减少、收入下降,而不会对顾客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上海一项研究报道,60.6%的餐馆经营者认为禁止吸烟将减少收入[7]。相关研究通过观察顾客吸烟行为[11, 12, 13]、测量烟雾浓度[12]和估计二手烟暴露率[5, 14]也证实公众在餐馆、酒吧/夜总会能收到的控制吸烟信息很少。
此外,公众对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知晓率低也说明对条例的宣传不够。通过健康教育措施使公众知晓法律法规、获得公众对法律法规的支持是有效执行法律法规的关键步骤。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尤其是针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的活动,使公众了解哪些场所可以吸烟及不能吸烟,提高条例的知晓率及吸烟者不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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