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以来,艾滋病报告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一般认为青壮年是受HIV影响的主体,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老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以下简称HIV/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感染率日益增加[1]。本研究收集2005年1月—2014年12月云南省昭通市HIV/AIDS相关信息,对540例≥50岁老年HIV/AIDS流行特征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05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报告的HIV/AIDS病例,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发现途径和传播途径等。中国对老年的定义是≥60 岁称为老年人,但国际上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一般把≥50岁人群列入老年人,故本研究所称老年HIV/AIDS定义为年龄≥50岁的HIV/AIDS病例[2]。 1.2 方法
对老年人HIV/AIDS病例进行流行病学的“三间分布”分析,主要包括人群特点(一般人口学特征、发现途径和传播途径等)、时间分布(各年度老年HIV/AIDS占当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的比例、占当年传播途径感染病例的比例)以及老年HIV/AIDS在各县(区)的地理分布。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
2005年昭通市首次报告≥50岁的HIV/AIDS,截止2014年12月底累计报告540例≥50岁的HIV/AIDS。男性366例(67.8%)、女性174例(32.2%),男女比例为2.1:1。平均年龄(62.1±8.9)岁,最小50岁,最大91岁,年龄在50岁~、60岁~、70岁~和>80岁分别占46.1%(249/540)、31.3%(169/540)、19.4%(105/540)和3.2%(17/540)。婚姻状况为已婚351例(65.0%)、离异或丧偶182例(33.7%)以及未婚7例(1.3%)。汉族492例(91.1%)、回族39例(7.2%)、彝族6例(1.1%)、苗族2例(0.4%)和藏族1例(0.2%)。文化程度为文盲228例(42.2%)、小学218例(40.4%)、初中61例(11.3%)、高中或中专25例(4.6%)、大专及以上8例(1.5%)。职业为农民414例(76.7%)、干部/工人(含离退休)76例(14.1%)、服务业35例(6.5%)、其他15例(2.7%)。 2.2 时间分布
报告的HIV/AIDS中艾滋病病人108例(20.0%),累计死亡42例(7.7%)。当年发现即为艾滋病病人和当年发现即死亡人数分别是84例和13例,分别占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人和累计死亡病例的77.8%和30.9%。 2.3 发现途径
医疗机构报告≥50岁的HIV/AIDS有359例(66.5%),其中术前检查报告125例(34.8%)、性病门诊就诊报告8例(2.2%)、其他就诊报告226例(63.0%);咨询检测(VCT)报告97例(18.0%),阳性配偶39例(7.2%),其他报告45例(8.3%)。医疗机构报告之间,以及发现途径间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14.0、540.0,P均<0.01)。 2.4 传播途径(表 1)
≥50岁的HIV/AIDS中异性接触传播504例(93.3%);注射吸毒传播5例(0.9%)、同性性传播1例(0.2%),输血/血制品传播1例(0.2%)和其他/不详传播29例(5.4%)。从报告病例的传播构成上看,2005—2014年异性接触传播占当年报告比例逐年上升,从2011年后均占当年报告≥50岁病例的90%以上,到2014年达到98.8%。
| 表 1 昭通市2005—2014年≥50岁HIV/AIDS不同传播途径构成比(%) |
昭通市的11县(区)均有≥50岁HIV/AIDS,报告病例数列前3的是昭阳区(236例)、鲁甸县(89例)和镇雄县(64例),分别占所报告≥50岁HIV/AIDS的43.7%、16.5%和11.9%。各县(区)≥50岁HIV/AIDS占当地报告HIV/AIDS比例最高的是绥江县(39%),其次昭阳区(21.0%)、鲁甸县(20.8%)、盐津县(19.6%)和水富县(17.1%)。11县(区)≥50岁HIV/AIDS占当地报告病例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6,P<0.01)。各县(区)≥50岁异性接触传播HIV/AIDS占当地异性接触传播的比例较高的是绥江县、昭阳区和鲁甸县,所占比例均超过20.0%,且各县(区)≥50岁异性性传播所占比例差异也有统计学差异(χ2=88.3,P<0.01)。
| 表 2 昭通市2005—2014年≥50岁HIV/AIDS 的地区分布及异性性传播途径比例 |
昭通市于2005年报告第1例≥50岁的HIV/AIDS起,此后各年报告≥50岁的HIV/AIDS占当年新报告病例的比例逐渐增加,从2005年的1.7%,上升到2014年的36.0%,同比上升2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197.9,P<0.01)。历年累计报告的疫情资料显示,≥50岁的HIV/AIDS中异性接触传播占当年报告HIV/AIDS的比例从2005年的10.0%增加到2014年的37.0%,同比上升2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119.5,P<0.01)。
![]() | 图 1 昭通市2005—2014年≥50岁HIV/AIDS占累计报告和异性性途径传播比例变化趋势图 |
昭通市≥50岁的HIV/AIDS年龄主要集中在50~69岁之间,文化程度偏低,职业以农民为主,其人口学特征与云南省玉溪市、云南省临沧市、安徽省黄石市和浙江省乐清市基本一致[3, 4, 5, 6],但是文化程度和职业上与广东省广州市和上海市普陀区略有不同,可能是由于广州市的HIV/AIDS以流动人口居多,上海则因为样本量少而且属于发达地区,整体素质比较高[7, 8]。从发现途径上看,昭通市≥50岁的HIV/AIDS主要通过医疗机构发现,术前检查和其他就诊是医疗机构发现的主要途径,可能由于老年人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基础病而掩盖了感染HIV,首诊时医生通常认为HIV主要是年轻人感染的多,而忽略老年人感染的可能性,导致首诊基本针对原有的基础病进行治疗而忽略其本身感染HIV。即使出现艾滋病的症状(如发热、咳嗽等)也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引起而不会主动进行HIV的咨询检测(VCT),往往在出现性病或因为其他疾病需住院或手术治疗时才被发现,导致疾病的延误或误诊。≥50岁HIV/AIDS的传播途径以异性接触传播为主,且从报告病例的传播构成上看,到2014年报告的≥50岁HIV/AIDS中异性接触传播占到98.8%。有研究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的寿命延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身体机能改善,老年人性交频率虽然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但因老年人使用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使其性活跃期延长,而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识,防病意识淡薄,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增加了老年人HIV感染的风险[9]。加之,在≥50岁后的女性基本已进入绝经期,性行为兴趣减少,同时社会文化对性观念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增加了家庭内男性为满足生理需求寻求商业性服务而感染HIV的可能,也有研究证实老年人主要是通过与暗娼尤其是低档暗娼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而感染HIV[10, 11, 12],提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应关注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有关艾滋病知识、安全套使用等相关知识和技能。从地区分布上看,≥50岁HIV/AIDS主要集中在昭通市经济较发达,HIV/AIDS比较多的昭阳区、鲁甸县和镇雄县,占当地所报告HIV/ADIS和占当地异性接触传播比例也比较高。因昭通市是劳务输出的大市,究竟≥50岁的感染是否与这些地区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商业性服务比较发达有关,还是劳务输出期间感染需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探讨。本研究还发现对于报告HIV/AIDS较少,疫情较轻的绥江县≥50岁HIV/AIDS占当地报告HIV/AIDS比例和当地异性传播比例分别达到39.0%和45.1%,主要是因为2014年绥江县在老年人健康体检中增加了HIV检测,导致2014年≥50岁HIV/AIDS的增加。2005—2014年昭通市各年报告≥50岁的HIV/AIDS占当年新报告病例的比例和通过异性接触传播占当年报告HIV/AIDS比例的趋势增加明显。提示≥50岁人群艾滋病疫情比较严峻,虽然昭通市从2011年起开展扩大咨询检测服务(provider initiated testing and counseling,PITC)),即在医疗机构开展咨询与检测服务,同年起发现的≥50岁HIV/AIDS增加,但目前的防治工作尚未建立老年人群的监测体系,无法从现有的监测体系中计算老年人HIV的感染率和评估流行趋势。
综上所述,昭通市老年人艾滋病流行趋势比较严峻,为控制HIV在老年人中的流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在疫情较高县(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老年人体检中增加HIV检测。(2)设立以医疗机构为主的老年人艾滋病检测网络;在老年人群中招募同伴教育者开展外展服务,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的HIV检测点开展老年人群的HIV检测服务。(3)在老年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工作,一方面结合暗娼干预工作,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安全套使用等;另一方面结合慢性病防治工作,在老年人聚集社区开展健康教育,避免标签化。(4)充分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涉老机构等资源,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日常工作,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干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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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Vol.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