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  2016, Vol. 32 Issue (1): 76-80   PDF    
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谢娟1, 罗红彬1, 朱红1, 常文娟1, 许军2    
1.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天津 300070;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卫生经济管理科
摘要: 目的 了解天津市城镇居民的亚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干预亚健康向健康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2010年10月-2013年10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在天津市6个区县抽取的3866名城镇居民进行亚健康问卷调查。 结果 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评定量表(SHMS V1.0)总分转化分为(65.55±12.13)分,生理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和社会亚健康3个子量表得分转化分分别为(70.13±13.12)、(62.92±14.90)和(61.94±16.96)分;天津市城镇居民共检出亚健康者2566人,亚健康总检出率为66.37%,其中,重度、中度和轻度亚健康检出率分别为11.23%、33.26%和21.88%;女性亚健康检出率为68.31%显著性高于男性63.94%的检出率。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婚姻状况为已婚和离异/丧偶、肥胖、饮酒≥1次/周、睡眠质量中和差、有负性事件经历是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的危险因素;男性、正常体重、吃早餐≥1次/周是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的保护因素。 结论 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率较高,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体质指数、饮酒情况、吃早餐情况、睡眠质量和负性事件经历是该地区居民亚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亚健康     影响因素     城镇居民    
Preval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sub-health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Tianjin
XIE Juan, LUO Hong-bin, ZHU Hong, et al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sub-health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Tianjin,and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ub-health. Methods 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HMS V1.0) was adopted and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urban residents aged ≥14 years was recruited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from 6 districts of Tianjin.A total of 45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866 with eligible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data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SPSS 15.0.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SHMS V1.0 was 65.55±12.13,with the scores of 70.13±13.12,62.92±14.90,and 61.94±16.96 for physical,psychological,and social sub-scales among the participants,respectively.The detection rate of sub-health was 66.37%(n=2566) and the rates of severe,moderate and mild sub-health were 11.23%,33.26%,and 21.88%,respectively,among the participants.The male participant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sub-health detection rate than the female(63.94% vs.68.31%).The results of unconditional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demonstrated that aged ≥20 years,with the education of junior college,being married/divorced/widowed,having poor or general sleep quality,and experiencing negative events were potential risk factors,while male gender,with normal body weight,and having breakfast regularly were potential protective factors for sub-health among the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sub-health is relatively high and mainly influenced by gender,age,education level,marital status,body mass index,alcohol drinking,breakfast behavior,sleeping quality,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among adult urban residents in Tianjin.
Key words: sub-health     influence factor     urban resident    


健康是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方面的一种动态的圆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1],而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表现为一定时间(3个月)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虽然其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2],但是如不及时调整和干预将会进一步发展为疾病状态。天津市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健康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对疾病的防治,而是积极地要求对健康进行管理。但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亚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居民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的瓶颈。为了解天津市城镇居民的亚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干预亚健康向健康转化提供科学依据,于2011年10月—2013年10月对在天津市6个区县抽取的3866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亚健康问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将天津市16个区县按照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分为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万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万元)2层,每层各随机抽取3个区县;然后在抽中的6个区县中以街道为单位,每个区县随机抽取2个街道;最后在抽中的12个街道中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将在抽中的居委会辖区内居住≥5年,且能够配合调查并独立地完成问卷的所有年龄≥14岁的城镇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 86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91%。

1.2 方法

(1)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职情况、家庭月均人收入、日均工作/学习时间等一般人口学特征,吸烟、饮酒、吃早餐、体育锻炼、久坐或长时间操作电脑(每次≥3 h)等生活习惯以及对居住地的满意度、睡眠质量和经历的主要负性事件等。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4]进行评价。该量表共包括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其中参与计分的18个自评条目组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7个成分,每个成分按0~3分分别记为好、较差、差、很差,累积各成分得分为PSQI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其中,PSQI量表总分≤4分为睡眠质量好,5~7分为睡眠质量中等,≥8分为睡眠质量差。经历的主要负性事件指近半年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退休、降职或受处分、下岗、迁居、失恋、离婚、家人不和、亲人病重或离世、丢失贵重财物、家庭经济出现问题、工作/学习压力大、住房紧张、好友病重或离世、陷入法律纠纷、对现职工作不满意、与上下级关系紧张、与同事邻居不和、子女升学、子女管教难、发生意外事故等。现场测量身高和体重,并计算体质指数=体重(kg)/身高2(m2)。其中,体质指数<18.5 kg/m2为体重过轻,18.5~24.9 kg/m2为正常体重,25.0~29.9 kg/m2为超重,≥30.0 kg/m2为肥胖[5]。(2)亚健康评定量表(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HMS V1.0)[6]:该量表包括生理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和社会亚健康3个子量表共9个维度3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包含5个选项,要求调查对象选出最接近其真实感受的选项。正向评分条目20个,其评分与原始分相同,为1~5分,反向评分条目19个,其评分为6减去原始分。各维度总分为其所包含条目的得分之和,各子量表总分为其所含维度的得分之和,量表总分为3个子量表的得分之和;各维度、子量表及总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健康状况越好。为了方便理解和比较,本研究将维度、子量表及总量表的原始分转换为百分制得分,转化分=(原始分-理论最低分)/(理论最高分-理论最低分)×100。根据许军等[6]建立的SHMS V1.0量表划界常模将天津市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按总分从低到高依次划为疾病、重度亚健康、中度亚健康、轻度亚健康和健康5种状态。本次调查在被调查城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配合组织下,以户为单位入户发放调查问卷并测量身高和体重。所有调查问卷均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填写完成后由调查员现场核查后统一回收。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5.0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天津市3 866名城镇居民中,男性1 714人(44.34%),女性2 152人(55.66%);年龄14~84岁,平均年龄(43.83±16.55)岁,其中,14~19岁363人(9.39%),20~39岁1 176人(30.42%),40~59岁1 486人(38.44%),≥60岁841人(21.75%);汉族3 673人(95.01%),少数民族193人(4.99%);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 342人(34.71%),大专1 327人(34.33%),本科及以上1 197人(30.96%);未婚804人(20.80%),已婚2 630人(68.03%),离异/丧偶432人(11.17%);在职2 451人(63.40%),非在职1 415人(36.60%);家庭月均人收入<2 500元1 047人(27.08%),2 500~4 999元1 083人(28.02%),5 000~7 499元1 040人(26.90%),≥7 500元696人(18.00%);日均工作/学习时间<6 h 449人(11.61%),6~7.9 h 610人(15.78%),8~9.9 h 1 743人(45.09%),10~11.9 h 677人(17.51%),≥12 h 387人(10.01%)。

2.2 天津市城镇居民健康现状

天津市城镇居民SHMS V1.0量表总分转化分为(65.55±12.13)分,生理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和社会亚健康3个子量表得分转化分分别为(70.13±13.12)、(62.92±14.90)和(61.94±16.96)分。生理亚健康子量表中,身体症状、器官功能、身体运动功能和精力维度得分转化分分别为(62.25±19.13)、(66.10±16.00)、(86.33±19.70)分和(69.70±24.48)分;心理亚健康子量表中,正向情绪、心理症状和认知功能维度得分转化分分别为(64.66±21.67)、(63.40±18.82)和(58.03±19.30)分;社会亚健康子量表中,社会适应和社会资源与社会支持维度得分转化分分别为(64.44±18.70)和(59.95±18.91)分。根据SHMS V1.0量表划界常模,对天津市3 866名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划分,结果显示,疾病、重度亚健康、中度亚健康、轻度亚健康和健康者分别为759、434、1 286、846和541人;共检出亚健康居民2 566人,亚健康总检出率为66.37%,重度、中度和轻度亚健康检出率分别为11.23%、33.26%和21.88%。

2.3 天津市不同特征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情况比较(表 1)

排除759名疾病者后,对剩余的3 107名城镇居民(2 566名亚健康者和541名健康者)的亚健康检出情况进行分析。天津市不同特征城镇居民比较,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职情况、家庭月均人收入、日均工作/学习时间、体质指数、吸烟情况、饮酒情况、吃早餐情况、体育锻炼情况、对居住地满意度、久坐/长时间用电脑情况、睡眠质量、负性事件居民亚健康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

表 1 天津市不同特征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情况比较
2.3 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 2)

以天津市城镇居民是否为亚健康为因变量(0=否,1=是),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共17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婚姻状况为已婚和离异/丧偶、肥胖、饮酒≥1次/周、睡眠质量中和差、有负性事件经历是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的危险因素;男性、正常体重、吃早餐≥1次/周是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的保护因素。

表 2 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 论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城镇居民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现象普遍存在。2002年“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目前有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人数>9亿[7]。亚健康状态可造成对人们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的危害,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如不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亚健康状态会对身体造成长期的、潜隐的损害,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8]。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城镇居民亚健康状态的调查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应用信度效度较好的SHMS V1.0量表对天津市城镇居民的亚健康现状进行了现况调查,为干预亚健康向健康转化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总检出率为66.37%,均高于北京市崇文区社区居民的22.48%[9]、苏州市居民的23.58%[10]和广东省城镇居民的65.5%[11],提示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率在国内处于较高水平。

多数研究认为,女性亚健康检出率高于男性[10, 12],与本次调查中天津市城镇居民女性亚健康检出率高于男性的结果一致,这可能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和承担着复杂多变的社会角色,由此承受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以及经历更多的负性事件,使得女性健康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健康水平降低。因此,应加大对女性健康的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年人的亚健康检出率较高[9, 13, 14]。中年人往往正处在工作事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人际关系最复杂的阶段,老人赡养、子女教育、个人升职以及经济压力等问题造成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可能导致产生不良的心身问题[15, 16]。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40~59岁年龄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率高达92.64%,提示应积极地对中老年人群进行健康状况的动态监测,并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争取在最大程度上阻止亚健康人群向疾病状态转归。文化程度能够通过影响居民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社会地位和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对亚健康产生影响。文化程度较高者,往往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因此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服务,掌握更多的卫生保健和健康知识,采取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亚健康检出率较高,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亚健康检出率较低。还有研究显示,婚姻生活不幸福、离异/丧偶等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17]。本次调查究中,与未婚居民比较,已婚和离异/丧偶居民亚健康检出率较高,且以离异/丧偶对亚健康的影响最大(OR=5.355)。不良的生活方式会打破机体的健康平衡,导致其进入亚健康的状态。本次调查发现,肥胖和饮酒是亚健康的危险因素,正常体重和规律吃早餐是亚健康的保护因素,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11, 12, 18]。睡眠除可以消除疲劳,使人体产生新的活力外,还与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睡眠质量差会严重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还会使身体在到达某种明确疾病之前造成亚健康状态[19, 20]。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睡眠质量较差的居民亚健康检出率高达94.00%,提示睡眠质量是居民亚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负性事件经历使个体产生不安、消沉、焦虑等情绪情感体验,增加心理压力、危害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长期受负面情绪的不良影响,进而导致焦虑、抑郁和肿瘤等多种疾病[21, 22]。本次调查显示,天津市城镇居民中有负性事件经历者亚健康检出率为88.69%,高于无负性事件经历居民的66.93%,提示有负性事件经历者应作为亚健康干预的重点人群。

综上所述,天津市城镇居民亚健康检出率较高,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体质指数、饮酒情况、吃早餐情况、睡眠质量和负性事件经历是该地区居民亚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应该从个体、家庭、社会等多角度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加强健康管理,主动地促进亚健康状态向健康状态的积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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