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涵义广泛的概念，现有研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较为典型的有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聚内型和联外型社会资本，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社会资本^{[1, 2]}。虽然，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尚未达成一致，但近十几年，其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卫生学领域^{[3, 4, 5]}。本研究通过系统评价中国开展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关系的定量研究，旨在了解中国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测量及不同层面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关系，为中国后期的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3个中文数据库和Pubmed、ELSEVIER Science Direct 2个外文电子数据库获取已发表的文献。中文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艾滋病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HIV/AIDS”和“社会资本”；英文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social capital ”、“HIV/AIDS” 。末次检索时间为2015年2月1日。 纳入标准：(1)明确提出“社会资本”这一定义，并描述社会资本各构成要素。(2)采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描述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定量关系。排除标准：(1)文章测量社会支持、信任等社会资本某些要素与艾滋病的关系，但并未提及用构成要素代替社会资本。(2)非中国地区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研究。

对所得文献数据进行筛选和管理并提取主要信息，包括文献的基本情况，如发表文献量，研究的层次、对象和内容；社会资本的定义、测量及与艾滋病的关系等。

采用Note Express 2.8.1和Excel 2007对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共检索到文献149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分析文献11篇，其中期刊文献2篇，学位论文9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8篇)。中国第一篇有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关系的定量研究发表于2009年，2011年文献发表量最多达5篇，此后不同年份发表文献量波动较大。纳入的11篇文献，从研究层次和内容来看，10篇为个体研究，其中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知信行的研究6篇，与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people living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and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s,PLWHAS)生存质量的研究4篇；1篇为个体和群体的综合研究，其中对个体的研究为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知信行的关系，对群体的研究为社会资本与组织艾防能力/效果、经费的关系。从研究对象看，11篇文献中，包括流动人群2篇、暗娼人群(female sex workers,FSW)1篇、男男同性恋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2篇、大学生人群1篇、吸毒人群(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1篇、PLWHAS人群4篇和艾办成员单位关键知情人1篇。从分析方法看，11篇文献均为横断面研究，研究者使用最多的分析方法是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图 1

图 1 纳入文献筛选流程图

11篇文献中，研究者多采用林南(7篇)和杨廷忠(2篇)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6]。杨廷忠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或镶嵌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同时也是个人和组织从社会网络中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机会，并针对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指出，社会资本可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来进行评估^[7]”。此外，也有采用世界银行等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由于社会资本内涵丰富，研究者可从不同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1篇文献中，有2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1篇将社会资本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来进行评估。由于研究者使用的社会资本定义不同，其所采用的社会资本测量维度和测量量表(Social Capital Questionnaire,SCQ)亦不相同。11篇文献中，测量维度居于前4位的分别是信任(11篇)、社会参与(10篇)、社会支持(9篇)和关系网络(8篇)；SCQ均是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对成熟的社会资本量表并结合研究对象特点自行研制，其中个体层面SCQ主要借鉴世界银行、孙晓杰和杨廷忠对社会资本的测量；组织层面SCQ借鉴的是柯江林等人开发的团队社会资本量表。11篇文献均测量了SCQ的信效度，且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6以上，效度的测量均使用的是因子分析法。

表 1

表 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调查对象 样本量 SC定义 SC核心测量维度 分析 方法 艾滋病 结局变量 关系 网络 社会 参与 社会 支持 信 任 SC综合 指数 李军[1] 2009D 流动人群 355 Grootaert C - NA X X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高危性行为 孙雪慧[10] 2011D 流动人群 758 林南 + -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张翔[9] 2011D MMT 508 林南 +/- X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钟礼琴[11] 2011D FSW 583 林南 + +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李念念[13] 2011D PLWHAS 315 林南 + X + X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生活质量 李峰[8] 2011D MSM 404 林南 - -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马颖[12] 2012J PLWHAS 283 世界银行 + X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生存质量 个体：MSM 369 林南 X X +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马颖[2] 2012D 群体：艾办成 员单位 79 林南 X X X + NA 相关分析 艾防能力/效 果、经费 韦晓岑[17] 2013D 大学生 3 151 林南 + X X + NA 多元logistic回归 艾滋病知信行 原玲玲[15] 2013D PLWHAS 371 杨廷忠 NA X NA + + 多元线性回归 生存质量 蓝桂莲[14] 2014J PLWHAS 371 杨廷忠 NA + NA + + 相关分析 生存质量  注：J期刊论文，D博硕士论文；SC社会资本；+表示社会资本内容促进艾滋病防治，-表示社会资本内容阻碍艾滋病防治，X表示社会资本内容对艾滋病防治没有影响，NA表示不适用，即研究中未涉及此要素。

表 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按纳入文献的研究层次可分为个体水平和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关系，其中，对个体水平研究包括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知信行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对组织水平的研究为社会资本与组织自评艾防能力/效果、经费的关系。

(1)关系网络和PLWHAS关系:关系网络属于结构型社会资本，李军等^{[1, 8]}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增加了流动人群和吸毒人群发生性行为和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张翔等^[9]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对MMT人群艾滋病知信行有正负两方面影响；孙雪慧等^{[10, 11]}研究表明关系网络与流动人群和FSW人群艾滋病知信行呈正相关；马颖等^{[12, 13]}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PLWHA生活质量的积极因素。(2)社会参与和PLWHAS的关系：社会参与指参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李峰等^{[8, 10]}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增加了MSM人群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对艾滋病防治具有反作用。钟礼琴等^[11]研究表明社会参与与FSW人群艾滋病知信行呈正相关。蓝桂莲等^[14]研究表明社会参与与PLWHAS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原玲玲等^[15]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对PLWHAS的生理健康无影响。 (3)社会支持和PLWHAS的关系：社会支持是指从其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张翔^{[9, 10, 11]}等人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流动人群、MMT人群和FSW人群艾滋病知信行呈正相关；李峰等^[8]研究发现，社会支持降低了MSM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马颖等^[12]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PLWHAS心理健康呈正相关；李念念等^[13]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PLWHA生活质量的积极因素，并且相对于其他因子社会支持的作用最大。 (4)信任和PLWHAS的关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6]，11篇文献中，张翔等^[9]研究发现信任的人群不同，对MMT人群艾滋病知信行的影响亦不同。钟礼琴等^[11]研究发现信任与FSW人群艾滋病知信行呈正相关；孙雪慧等^[10]研究发现信任对艾滋病防治具有反作用；李峰等^[8]研究发现社会信任降低了MSM人群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韦晓岑等^[17]研究发现信任程度强是大学生对艾滋病不歧视的保护因素。蓝桂莲等^{[12, 14]}研究发现信任与PLWHAS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原玲玲等^[15]研究发现信任度是PLWHAS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对生理健康无影响。 (5)社会资本总分和PLWHAS的关系：纳入文献除了分析社会资本各构成要素与艾滋病的关系外，还探讨了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与艾滋病的关系。蓝桂莲等^[14]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综合指标与PLWHAS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原玲玲等^[15]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分是PLWHAS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11篇文献中，仅有1篇研究了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关系。2013年马颖等^[2]研究表明，信任与各部门艾防能力、效果和经费满意度均相关，开发信任型社会资本可减少工作成本；惩罚制度的缺失不利于艾滋病防制工作的推进。

从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看，中国对社会资本与艾滋病定量关系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文献总量不足，仍处于起步阶段^{[18, 19]}；研究对象以个体为主，且仅被应用于艾滋病知信行和生存质量问题的探讨。在国外，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HIV感染率、社会歧视、治疗依从性等个体水平以及社区和社会组织等群体水平艾滋病关系研究^{[20, 21, 22, 23, 24, 25]}。纳入文献均为横断面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由此可见，中国艾防领域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数量和质量与国外水平仍有一定差距，这可能和社会资本是个外来概念及测量方法尚未达成一致有关。

从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看，社会资本主要被定义为一种嵌入于社会结构网络中的资源，集中于从关系网络、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和信任四个维度来测量社会资本。有别于西方国家主要从“集体性资产”的角度来诠释社会资本的概念^[26]。一方面，中国是个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很难在中国被广泛应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本土化是中国学者今后开展研究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关系看，社会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艾滋病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同一构成要素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影响，相同人群与不同构成要素之间亦有不同的关系。同时，缺乏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与艾滋病结局变量的关系研究。

综上所述，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艾防工作中的功能，首先应探索适合中国艾滋病特点的社会资本定义和测量工具。其次，拓展研究层次，增加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发挥社会组织在艾防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扩大研究范围，探索社会资本与HIV感染率、社会歧视、治疗依从性和自我效能等方面的研究，多角度分析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相关问题。最后，探索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便更好地探讨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结局变量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