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乳腺癌早期,采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进行治疗是现阶段较为成熟的手段[1]。但是手术切除了腋窝及其周围淋巴系统和正常组织,因此容易造成患侧上肢水肿和肩关节运动障碍,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加上患者对手术治疗有效率不够了解,对病情恶化的担心和恐惧,均会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2, 3]。为了解乳腺癌患者术后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及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的关系,为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采用乳腺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测评问卷、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和乳腺癌生存质量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Breast,FACT B)对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随机抽取的100例2012年1月—2015年5月首次实施乳腺癌根治术后女性患者进行调查,并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乳腺癌患者术后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及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的关系。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抽取100例2012年1月—2015年5月首次实施乳腺癌根治术后女性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未中途退出。纳入标准:(1)术前经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癌,且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2)首次实施乳腺癌根治术,且术前未实施放化疗;(3)具有沟通读写能力,能够有效参与问卷调查;(4)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1)存在精神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史者;(2)伴有其他严重器质性病变或者身体状态较差者;(3)存在严重并发症者;(4)存在全身感染性系统疾病者;(5)不愿意配合本研究实验者。其中,年龄29~40岁13例(13.0%),41~50岁32例(32.0%),51~60岁40例(40.0%),61~70岁15例(15.0%),受教育年限<6年9例(9.0%),6~9年52例(52.0%),10~12年22例(22.0%),>12年17例(17.0%)。
1.2 方法(1)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测评问卷[4]:包括焦虑/抑郁(14个条目)、自尊/自我接纳(10个条目)、态度(12个条目)、归属感(13个条目)、自我控制(15个条目)、自我效能(13个条目)6个维度共77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除2、4、8、9、16~21、27、28、31~34、37、40~43、45~49、62~65条目需要反向计分,其余均正向计分;各维度包含条目总分即为对应维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心理社会适应能力越强;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总分即各维度得分之和,分值越高,表示心理社会适应能力越高。(2)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QM)[5]:包括面对(8个条目)、回避(7个条目)、屈服(5个条目)3个维度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除条目1、4、9、10、12、13、18、19需要反向计分外,其他各条目均为正向计分;各维度包含条目总分即为对应维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该应对方式能力越强。(3)乳腺癌患者生存质量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Breast,FACT B)[6]:包括生理状况(7个条目)、社会-家庭状况(7个条目)、情感状况(6个条目)、功能状况(7个条目)、附加关注(9个条目)5个维度共36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4级评分,除条目GE1、GE3~6、GP1~7、B1~3、B5~8 需要反向计分外,其他各条目均为正向计分;各维度包含条目总分即为对应维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生存质量越好。所有调查问卷均由统一培训的健康保健人员进行面访调查,调查后和录入前均对调查表进行整理和核查。
1.3 统计分析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乳腺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应对方式、生存质量得分情况乳腺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测评问卷焦虑/抑郁、自尊/自我接纳、态度、归属感、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各维度得分分别为(25.21±4.26)、(30.28±6.15)、(29.64±4.81)、(31.58±4.12)、(32.13±4.14)和(33.16±4.25)分;MCMQ面对、回避和屈服维度得分分别为(21.32±2.18)、(17.68±2.65)和(8.26±1.92)分;FACT B生理状况、社会-家庭状况、情感状况、功能状况和附加关注维度得分分别为(21.33±4.03)、(13.28±1.69)、(17.56±3.27)、(7.58±1.62)和(25.26±3.15)分。
2.2 乳腺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及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相关性分析(表 1)乳腺癌患者自尊/自我接纳、态度、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面对的应对方式均与生理状况的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均与生理状况的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自尊/自我接纳、态度、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面对的应对方式均与社会-家庭状况的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屈服的应对方式与社会-家庭状况的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态度、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面对的应对方式均与情感状况的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屈服的应对方式与情感状况的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焦虑/抑郁、态度、归属感、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面对的应对方式均与功能状况的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屈服的应对方式与功能状况的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自尊/自我接纳、态度、归属感、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面对的应对方式均与附加关注的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均与附加关注的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均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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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乳腺癌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及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相关性分析(r) |
乳腺癌不仅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还会导致其心理功能和精神状态等发生巨大变化,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乳房往往和女性特质联系在一起,从诊断到手术治疗,乳腺癌患者不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担心自我形象,导致其对自身丧失信心,还会对社会、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和负面影响。有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中生存质量在躯体、心理以及社会功能方面的得分均较健康对照组降低[7, 8]。这可能与面对一系列的压力,乳腺癌术后患者不但会对恶性肿瘤产生不适应和抵制情绪,还要承受乳房缺失的心理冲击,因此容易表现出焦虑、抑郁、绝望等不良情绪,严重者甚至还会采取厌世轻生的行为等有关;还可能与乳腺癌切除术后患者极易产生失眠、疲劳、情绪低落以及食欲降低等不良反应,在影响其躯体功能、家庭-社会功能的同时,还严重影响其感情状况,最终降低生存质量有关。Heidi等[9]通过对186例乳腺癌切除术后患者术前、术后和化疗过程中各阶段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质量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质量评分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且各阶段生存质量得分均较上一阶段显著降低,二者呈正相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自尊/自我接纳、态度、归属感、自我控制、自我效能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均与生存质量呈正相关,而焦虑/抑郁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与生存质量呈负相关性,提示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强患者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是改善其生存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多数情况下积极面对现实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乳腺癌术后患者采用面对方式表现出其积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10]。而患者是否能够主动、合理、高效地利用社会和家庭支持系统,对其预后及生存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和家庭支持能够帮助患者使用更多积极应对策略[11, 12]。回避是对不如意事件的存在和严重性的淡化和漠视,虽然能够暂时减轻其心理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而且时间越久,对患者的身体影响越严重。屈服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但对病情和心理压力毫无积极帮助,反倒会影响生存质量,此类患者往往有一种无望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加重不良情绪,甚至会加重病情。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面对的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均与生存质量呈负相关,与任海玲等[13]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面对能够帮助患者尽快接受自身病情,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因手术引发的各种不适,而回避和屈服会让乳腺癌切除术后患者心理压力更大,是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低下的表现,因而对其生存质量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贾辛婕等[14]对152例乳腺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和生存质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却显示,面对和回避均与生存质量呈正相关,屈服与生存质量呈负相关,这可能与回避可以适当延长患者自我接受时间,帮助其缓解负面情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生存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有关,此结果与何晓玲等[15]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加强应对方式教育,帮助患者积极面对手术和病情,是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又一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乳腺癌术后患者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及应对方式与生存质量相关,应对此类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保健措施,以增强其心理社会适应能力,鼓励积极面对病情和乳房缺失,从而显著改善其生存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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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ol.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