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Vol. 31
2.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行为态度是行为主体对某种行为所存在的一般而稳定的倾向或立场。近年来，国内外对职业安全事故预防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安全氛围(企业安全文化的“快照”)，而安全态度是劳动者感知企业安全氛围后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信念态度。根据“知-信-行”理论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工作场所劳动者对安全的不同态度决定着他们的安全行为，进而影响安全事故的发生[1]。近年来，国外研究学者在化工、建筑、医疗卫生及交通安全领域发展了相关的安全态度测量问卷[2, 3, 4, 5]。中国职业安全事故高发，特别是金属制造业[6]，但目前缺乏对工作场所劳动者安全态度定量测量的有效工具。为探讨应用于劳动者的普适性量表，本研究拟在国外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的基础上发展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并于2013年10—12月对在广东省中山市某镇区抽取的8家五金制造企业902名一线生产员工的安全态度进行调查，并评价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方法，在中山市某镇区随机抽取8家五金制造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号)[7] 进行分类，其中大型企业2家(≥1 000人)，中型企业2家(300~999人)，小型企业4家(20~299人)；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每家企业20%的暴露于各种职业危害因素一线生产员工，排除仓管、行政管理、保安、质检等其他员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有效回收问卷90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2%。其中，男性561人(62.2%)，女性341人(37.8%)；年龄18~59岁，平均年龄(35.47±7.99)岁；工龄0~33年，平均工龄(9.67±5.82)年。
1.2 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编制 1.2.1 国外安全感知和安全态度问卷中文翻译首先由职业流行病学专家分别对国外安全感知和安全态度问卷[8]中安全实践和管理者的积极态度(8个条目)、对安全行为的态度(8个条目)、危险度感知(4个条目)、消极态度(8个条目)和乐观态度(4个条目)5个因子共32个条目进行翻译，通过小组会议针对每个条目确定1个无异议版本；然后请翻译公司独立进行回译；最后根据回译的结果再次对量表进行讨论修改，使之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形成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的初始量表。
1.2.2 初始量表试测和修改在中山市某五金制造企业随机抽取15名一线生产员工作为初测样本，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的方法对初测样本进行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试测本的预测。量表采用 Likert 5点评分法，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依次记为1~5分，分值越低说明感知的状态越正向。问卷回收后对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删除5个语义晦涩、难以理解的条目，形成对安全政策的态度(8个条目)、消极态度(8个条目)、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5个条目)、对安全实践的态度(3个条目)和乐观态度(3个条目)5个因子共27个条目的再测量表。
1.2.3 再测量表试测和修改采用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再测量表对中山市某镇区抽取的8家五金制造企业902名一线生产员工进行试测。量表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分发并宣读指导语后由被试自行填写，30 min后当场回收。量表的评分方法与初始量表同。问卷回收后对再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5个因子中负荷＜0.4的3个条目后，最终形成形成对安全政策的态度(7个条目)、消极态度(8个条目)、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5个条目)、对安全实践的态度(2个条目)和乐观态度(2个条目)5个因子共24个条目的正式量表。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和AMOS 17.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判别效度检验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的计算。
2 结 果 2.1 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结构(表 1) | 表 1 主成分斜交旋转法旋转因子矩阵 |
Kaiser-Meyer-Olkin(KMO)抽样适度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88，Bartlett’s球形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近似=7 174.778,P＜0.001)，适宜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对安全政策的态度、消极态度、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对安全实践的态度和乐观态度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6.44%；对5个因子进行斜交旋转法旋转因子矩阵，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清晰合理。
2.2 因子命名及解释因子1为对安全政策的态度，即企业的哪些政策能促进员工安全工作，包括7个条目；因子2为消极态度，即宿命论，认为不管我怎么做，事故总会发生，包括8个条目；因子3为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即管理者应该提供哪些支持或培训促进安全工作，包括5个条目；因子4为对安全实践的态度，即便赶工也要按照安全程序操作，包括2个条目；因子5为乐观态度，即只要很小心就不会发生事故，包括2个条目。
2.3 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信度分别为0.836和0.718；对安全政策的态度、消极态度、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对安全实践的态度和乐观态度5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0.807、0.822、0.625和0.653，分半信度分别为0.805、0.777、0.751、0.629和0.653，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2.4 量表的效度检验 2.4.1 结构效度(表 2) | 表 2 安全态度问卷各因子态度与总体态度及各因子态度间相关分析(r) |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χ2/df为2.86(P＜0.01)，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of-fit index，GFI)为0.940，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square-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为0.045，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为0.939，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的模型拟合度较好。对量表各因子态度与总体态度、各因子态度间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各因子态度与总体态度的相关系数为0.310~0.755，各因子态度间的相关系数为-0.040~0.630，除乐观态度与对安全政策的态度和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因子态度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4.2 判别效度(表 3) | 表 3 不同安全态度员工中文版职业安全态度量表各因子态度及总体态度得分比较 |
将调查的一线生产员工按职业安全行为的正确性与否分为正确组和错误组2组，对2组员工5个因子态度及量表总体态度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除乐观态度因子外，其他4个因子态度及量表总体态度正确者得分均低于错误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3 讨 论安全态度是人们对安全生产所持的稳定的、概括的反应倾向，这种倾向可以是认知方面、情感方面及行为方面的[5]，例如对事故预防的看法等。安全态度是企业劳动者对企业的生产安全状态较为稳定的评估和情感倾向。本研究发展的职业安全态度的测量工具是在Williamson等[8]编制的安全感知和安全态度问卷发展而来，由于之前问卷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用于评价企业的安全文化及安全氛围，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与之有所不同，是发展安全态度的客观测量工具，因此对量表在汉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量表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重新提取公因子，并重新构建量表的测量维度，得出24个条目累积方差贡献率达56.44%。其中占比例最高的公因子是安全认知方面的态度因子“对安全政策的态度”，贡献率为25.62%；其次是情感方面的态度因子“消极态度”，贡献率为14.74%，与Shoji等[9]对日本建筑工人的研究中消极态度是安全态度重要因子的结论一致，符合心理学方面关于态度构成的理论模型的基础。
信度是问卷测量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是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是表明测量工具能否稳定地测量到它要测量的事项。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信度作为评价指标，各因子和量表总体Cronbach’s α系数大多＞0.7[10]，提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而安全实践的态度和乐观态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60~0.70，主要由于此2个因子测量条目的数量较少所致。在问卷的结构效度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安全政策的态度、消极态度、对管理者的安全态度、对安全实践的态度和乐观态度5个因子的理论模型呈现较好的拟合效果，GFI和CFI均＞0.90，RMSEA＜0.05，χ2/df=2.86，尽管P＜0.01，未满足P＞0.05的要求，但是由于χ2受样本量的影响较大，故需要使用其他的指标综合评价问卷模型的结果，本研究其他结果指标显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拟合。Rundmo等[2]和Shin等[5]指出良好的安全态度有利于形成好的安全行为，从而进一步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本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假设，即具有不同安全态度的一线生产员工安全态度得分不同，除乐观态度因子外，其他4个因子态度及量表总体态度正确者得分均低于错误者，提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中国关于安全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在病人安全态度及医院安全文化的领域[11],对于安全事故高发的工业企业领域，开展的研究较少。虽然林嗣豪等[12]建立工作场所安全氛围的量表评价方法,但安全态度是有别于安全氛围的理论范畴。安全态度是在个人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安全氛围，有利于工人正向安全态度的形成及巩固，进一步影响劳动者的安全行为和安全事故的发生。本研究建立的安全态度量表评价虽是主观的评价,但仍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为国内企业开展职业伤害的综合防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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