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突发事件增多，属未成年人的在校中小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有限^[1]，因而容易受到创伤。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生发展的差异往往是由于家长对其早期教育方式不同而造成^[2]。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于2013年6—12月对辽宁省6市筛查出创伤事件的1 793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在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1, 3, 4, 5]}，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家庭因素)、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个体因素)对创伤症状影响，为儿童少年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2013年6—12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按城市规模分层后抽取沈阳、大连、锦州、丹东、营口、辽阳6市，每市抽取中小学各1所，每个学校按班级分层后整群抽取约500名学生，对抽取的6 152名中小学生进行筛查。纳入标准：符合埃森创伤症状调查问卷设定的创伤事件^[6]，年龄12～17周岁； 有语言表达能力或阅读能力，与调查员沟通无障碍；知情同意，愿意配合，依从性好。排除标准：不合作者。回收问卷6 054份，回收率为98.41%;其中有效问卷5 918份，有效率为97.75%；筛选出符合设定创伤事件的学生为1 793人。

由项目负责人按项目流程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对象在安静环境下填写问卷。(1)家庭教养方式量表^[7]：主要针对儿童少年专门设计，有12个项目，分别为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教养方式3个维度，采用1～4分Litter 4 级评分，各维度满分16分，分数越高表明该维度越接近父母的教养方式，前期基础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汉化^[8]。本研究该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65，分半信度系数为0.63,重测信度为0.72，内容效度为0.83，结构效度为0.54。(2)埃森创伤症状量表(Essen Trauma Inventory,ETI)^[6]：用于评价12～17岁的创伤后症状。本问卷共分5部分，由开放性问题和症状量表构成，其中主体第三部分23个条目用以评定创伤症状主量表，采用0～3分litter 4 级评分，分数累加得出创伤后症状分数，满分69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症状越严重；当被试23 个症状条目分数总和≥16分，即考虑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其中 16~26 分为疑似 PTSD^[9]。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分半信度系数为0.71,重测信度为0.85，结构效度为0.50。(3)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10]：由27个条目构成，分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5个维度，采用1～5分litter 5 级评分，满分135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目前已在儿童少年中应用^{[11, 12, 13, 1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68，分半信度系数为0.64,重测信度为0.72，内容效度为0.87，结构效度为0.52。

运用SPSS 18.0软件，对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

5 918人中，筛选出符合设定创伤事件的1 793人，创伤事件在中小学生中发生频率为30.30%；其中男生903人，占50.36%，年龄12～16岁，平均(13.22±0.95)岁；女生890人，占49.64%，年龄12～16岁，平均(13.11±0.90)岁。疑似PTSD者660人，占所有筛检者的11.15%，考虑PTSD者606人，占所有筛检者的10.24%。12岁～364人，占20.30%；13岁～340人，占18.96%；14岁～425人，占25.21%；15岁～356人，占19.85%；16～17岁308人，占17.18%。家庭年收入<2万元421人，占23.48%；2万元～708人，占39.49%；5万元～482人，占26.88%；10万元～133人，占7.42%；≥20万元49人，占2.73%。

表 1

表 1 不同特征儿童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比较(分，x±s，n=1 793) 特征 权威型 F/t值 P值 专制型 F/t值 P值 放任型 F/t值 P值 年龄(岁) 12～ 12.03±2.93 -0.086 0.987 8.01±3.11 0.847 0.495 9.53±2.58 3.556 0.007 13～ 12.09±3.20 7.91±2.74 9.91±2.79 14～ 12.04±2.79 8.08±2.89 10.09±2.36 15～ 12.00±2.92 7.64±3.02 10.25±3.63 16～17 11.63±2.20 8.63±1.30 8.88±2.47 性别 男生 11.99±2.87 -0.825 0.410 8.21±2.98 3.863 0.000 8.21±2.98 -0.508 0.612 女生 12.11±3.13 7.69±2.78 7.69±2.78 经济条件(万元/年) <2 11.87±2.83 0.696 0.595 7.96±2.86 1.320 0.260 9.90±2.48 0.142 0.966 2～ 12.04±2.97 7.78±2.86 9.82±3.13 5～ 12.17±2.76 8.06±2.93 9.92±2.31 10～ 11.98±2.72 8.34±2.97 9.96±2.54 ≥20 11.75±2.94 8.04±3.39 9.96±2.59

表 1 不同特征儿童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比较(分，x±s，n=1 793)

不同年龄儿童少年放任型家庭教养方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556，P=0.007)，不同性别儿童少年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63，P=0.000)。

表 2

表 2 不同特征儿童少年心理韧性与创伤症状得分比较(分，x±s，n=1 793) 特征 心理韧性 F/t值 P值 创伤症状 F/t值 P值 年龄(岁) 12～ 96.40±16.61 4.802 0.001 19.77±13.54 1.874 0.113 13～ 97.04±17.97 21.76±14.11 14～ 93.17±14.34 22.27±14.50 15～ 93.61±16.26 20.56±13.47 16～17 86.75±5.80 19.72±14.63 性别 男生 94.06±16.32 -3.834 0.000 21.08±14.20 0.043 0.837 女生 97.15±16.95 21.45±13.83 经济条件(万元/年) <2 95.18±18.25 1.605 0.171 21.79±14.85 0.489 0.744 2～ 95.48±16.80 20.78±13.73 5～ 96.88±15.31 21.14±14.03 10～ 93.01±16.16 22.43±13.93 ≥20 97.96±14.38 21.46±11.89

表 2 不同特征儿童少年心理韧性与创伤症状得分比较(分，x±s，n=1 793)

不同年龄、性别经历创伤事件的儿童少年心理韧性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3

表 3 各变量与创伤症状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t值 P值 t值 P值 t值 P值 一般资料 学生年龄 1.300 0.194 0.851 0.395 -0.517 0.605 学生性别 0.943 0.346 1.777 0.076 2.067 0.039 是否学生干部 -3.550 0.000 -2.555 0.011 -0.970 0.332 家庭教养方式 权威型 -4.587 0.000 -1.385 0.166 专制型 8.660 0.000 5.949 0.000 放任型 3.823 0.000 4.583 0.000 心理韧性 目标专注 -3.371 0.001 人际协助 -8.406 0.000 家庭支持 -0.005 0.996 情绪控制 -1.959 0.050 积极认知 -2.106 0.035 F值 5.094 26.888 30.857 P值 0.020 0.000 0.000 Adjusted R 2 0.008 0.098 0.193

表 3 各变量与创伤症状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强迫进入”分析法，以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得分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心理韧性各维度为自变量，建立模型1；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加入自变量得到回归模型2；在回归模型2的基础上，将心理韧性各维度加入自变量得到回归模型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区儿童少年性别、家庭教养方式及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对创伤症状有预测作用，可以解释创伤症状19.3%的变异量(P＜0.05)。

图 1

注：箭头上数字为相关系数。 图 1 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得分与心理韧性、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前期研究基础上，参照教育学理论，提出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创伤症状的方式及其之间的效应关系，得到了以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创伤症状为内因潜在变量(以所测得的相关维度得分为观察变量)，以家庭教养方式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所测得的各自维度得分为观察变量)的结构方程假设模型，运用AMOS 17.0软件，验证假设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GLS)法，将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根据模型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MI)进行模型拟合修正，最终输出标准化路径图，如图 1。经多种指标综合显示，绝对适配度指数(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69、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0.949、调整优度指数(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0.922,均适配良好;增值适配度指数(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PGFI)=0.621,适配良好，认为此模型可以接受。

(1)直接效应 ：家庭教养方式对心理韧性的路径系数为0.87(P=0.000)，家庭教养方式可以解释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的75.2%的变异量；心理韧性对创伤症状的路径系数为-0.31(P=0.000)；家庭教养方式对创伤症状的路径系数为-0.20(P=0.000)。心理韧性、家庭教养方式共解释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24.2%的变异量。(2)间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通过心理韧性对创伤症状的间接效应为-0.27(-0.31×0.87)，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在家庭教养方式对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分析家庭教养方式、学生心理韧性对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的各路径系数：家庭教养方式→心理韧性(λ=0.87，P=0.000)；家庭教养方式→创伤症状(λ=-0.20，P=0.000)；心理韧性→创伤症状(λ=-0.31，P=0.000)。

中国只有针对于部分地区儿童伤害的零散研究^{[15, 16, 17]}，缺乏普通人群的总体流行病学研究，针对中小学生这个容易被伤害的人群研究更少。欧美各国早在20 世纪80年代初，就非常重视儿童少年伤害的研究，开展了各种类型伤害的监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测系统，如美国的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英国的儿童医院伤害报告与预防计划、加拿大的儿童安全伤害监测系统等^[18]。

本研究中创伤事件在中小学生中发生频率为30.30%，创伤事件发生率较高，发生的类别各异。采用创伤症状量表筛检出疑似PTSD者660人(占所有筛检者11.15%)，考虑PTSD者606人(占所有筛检者10.24%)，略低于羊林^[19]研究的PTSD阳性者16%的结果基本一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对降低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有正向作用，而专制型、放任型家庭教养方式对降低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有负向作用；目标专注、人际协助与积极认知对降低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有正向作用。创伤症状受到家庭教养方式和学生心理韧性的共同影响。所以家长应选择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子女更容易形成自信、乐观、独立自主等性格特征^[20]，有较强的心理韧性，在遭遇创伤事件时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降低创伤事件对儿童少年的伤害。

本研究采用结构分析法，假设家庭教养方式通过心理韧性影响学生创伤症状的方式，构建了儿童少年心理韧性、创伤症状为内因潜在变量的结构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方程模型显示，家庭教养方式、学生心理韧性、创伤症状3个测量模型中，家庭教养方式对心理韧性有直接效应，可以解释社区儿童少年心理韧性75.2%的变异量；心理韧性对创伤症状有直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对创伤症状有直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通过学生心理韧性对社区儿童少年创伤症状有间接效应。因此，要降低创伤症状严重程度，应提倡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直接降低创伤症状；另一方面，在学生身心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应采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培养学生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个体从消极经历中恢复过来，并且灵活地适应外界多变环境的能力^[21]，良好的心理韧性有利于学生应对创伤事件，适应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症状。

由于ETI 量表适用人群(12～17岁)条件的限制，多阶段抽样调查完成后，在总人群基础上，只截取了此年龄段的人群，以及多阶段抽样的过程中不确定偏倚的存在，都增加了本研究样本选取的偏倚。影响创伤症状的因素众多，本研究未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家庭因素、个人因素也只考虑了教养方式、心理韧性，所构建的模型只能部分解释变异来源。以上不足，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