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是来源于煤 、石油 、木材等不完全燃烧或热裂解产物，可以通过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进入人体，由于其较强的致突变和致癌性而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研究PAHs在人体的暴露水平和风险评价可为有效控制环境中的PAHs污染提供基础数据。由于个体差异，外暴露水平往往不能反映体内实际暴露水平，生物学检测就成为了重要的检测手段。尿液中PAHs的羟基代谢产物(hydroxy-PAH，OH PAHs)作为PAHs体内的代谢产物，一直被作为常用的接触生物标志物。秦晓蕾等^[1]对尿中OH PAHs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综述；范瑞芳等^[2]对检测方法进行了综述，本文着重对2000年后14年间非职业暴露的一般人群尿液中PAHs常见接触标志物的种类和暴露水平进行综述。 1 PAHs代谢产物

一直以来,芘(pyrene,Pyr)的羟基代谢产物1-OH Pyr由于其稳定性好、灵敏度高、与总PAHs的关联性强且易于检测等优点，常被用来衡量个体短期PAHs的实际暴露量，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PAHs代谢生物标志物，但近来的研究表明，1-OH Pyr与尿中其他OH PAHs的相关性不强，仅使用1-OH Pyr作为生物标志物来反应人体尿中总PAHs 暴露水平存在不足，其他OH PAHs如1-，2-OH-Nap、9-OH Phe、2-OH Flu、3-OH BaP和6-OH Chr 等作为生物标志物具有其不同的应用价值。为了便于不同文献间的比较，统一使用尿肌酐(creatinine,Cr)(单位：μmol/mol)对尿中PAHs代谢产物浓度进行重新计算，并假定每人尿液1.5 L/d^[3]，其尿中肌酐13 mmol/L^[4]。 1.1 Pyr羟基代谢产物

1-OH Pyr是报道最多、最为认可、最常用的生物标志物。在中国，反映集中趋势的参数浓度(例如中位数、算术均数、几何均数)大部分＜1.0 μmol/mol Cr，其中又主要集中在0.3 μmol/mol Cr^{[5, 6, 7, 8]}左右；但是，报道的孕妇则均＞0.7 μmol/mol Cr^{[9, 10, 11]}，2011年报道的中位数浓度水平甚至达到1.1 μmol/mol Cr^[12]。考虑到报道的高浓度对象均来自太原市，而太原市的大气中PAHs污染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可以解释这种异常高浓度现象。与中国相比，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也有高浓度报道，如美国重度成年吸烟者的算术均数浓度达1.16 μmol/mol Cr^[13]，但其他各国主要集中在0.05 μmol/mol Cr左右或更低^{[5, 14, 15, 16, 17, 18, 19, 20, 21]}，远低于中国。美国的研究表明，吸烟程度与1-OH Pyr水平呈线性关系，吸烟越多，1-OH Pyr浓度越高^[13]，提示吸烟是非职业人群 PAHs水平浮动的重要来源，与德国^[15]和日本^[22]的相关报道一致。美国非重度吸烟者(算术均数：0.20~0.46 μmol/mol Cr)^{[23, 24]}、德国的吸烟者(几何均数：0.10 μmol/mol Cr)^[25]以及印度(算术均数：0.25μmol/mol Cr)^[26]、越南(算术均数：0.23 μmol/mol Cr)^[26]、土耳其(算术均数：0.16 μmol/mol Cr)^[27]、朝鲜(算术均数：0.15)^[28]和中国^{[7, 8, 26, 29]}的轻污染区报道的浓度(中位数或算术均数：0.23~0.35μmol/mol Cr)相近，而阿富汗报道的则接近0.7 μmol/mol Cr^[30]，与中国重污染区太原市的浓度相近。 1.2 萘(naphthalene，Nap)羟基代谢产物

Nap是挥发性很高的2环PAHs，无论是职业暴露还是非职业暴露，环境Nap的浓度水平均高于其他 PAHs，而且在人体尿液中总 PAHs 羟基代谢物中也占很大比例 。自2002年国际癌症研究会重新将Nap列为潜在致癌物后，其尿中代表性的羟基代谢产物(hydroxy Nap，OH Nap)1-，2-OH Nap作为生物学标志物更受关注。在成年人中，已报道的1-OH Nap中位数浓度中最高的是德国报道的吸烟者，为12.87 μmol/mol Cr^[31]，其次是泰国农村^[32]和德国办公室人员^[33]的算术均数浓度，分别达7.58和5.87 μmol/mol Cr。中国汕头市污染严重村中位数浓度^[8]与南韩^[5]和德国非吸烟者^[31]的算术均数浓度大体相近，均在3 μmol/mol Cr左右。中国部分地区^[8]、越南^[26]、印度^[26]、科威特^[26]和美国^[20]的集中趋势参数浓度在1~2 μmol/mol Cr，而 中国部分地区^{[26, 29, 34]}、日本^{[26, 35]}和马来西亚^[26]报道的集中趋势参数浓度则＜1 μmol/mol Cr。2-OH Nap的报道浓度水平高于1-OH Nap，其集中趋势参数浓度(例如中位数、算术均数、几何均数)以＞1.0 μmol/mol Cr为主，最高的是王春华等^[36]报道的中度污染城市8~14岁未成年人中的算术均数浓度，为40 μmol/mol Cr。中国报道的大部分地区^{[8, 36, 37, 38]}、中国^[37]和泰国^[32]报道的农村地区以及越南^[26]、德国^[31]和美国^[39]的吸烟者中的集中趋势参数浓度均在10 μmol/mol Cr左右。未成年人中报道的浓度与成年人相当，甚至可能高于成年人，可能是因为Nap主要来自室内环境而非室外的大气，王春华等^[36]的报道也支持这种解释，他们比较了不同污染程度的城市居民2-OH Nap浓度，发现不同城市居民的浓度水平并无统计学差异。特殊群体中，中国报道的不孕症患者^[40]的浓度水平(几何均数：5.39 μmol/mol Cr)远高于癌症患者(浓度范围：0.50~1.18)^[41]，提示PAHs与不孕症间的可能关联。 1.3 菲(phenanthrene，Phe)羟基代谢产物

Phe羟基代谢产物1-OH Phe、2-OH Phe、3-OH Phe、4-OH Phe、9-OH Phe均有报道，其集中趋势参数浓度多数＜1.00 μmol/mol Cr，仅有岳强^[42]报道了中国某地区幼儿园4~6岁儿童的9-OH Phe算术均数浓度接近2.0 μmol/mol Cr。5种代谢产物中，以3-OH Phe浓度为最高，4-OH Phe为最低，但是亚洲一些国家如泰国、越南等地的2-OH Phe显示了相对高的浓度^{[20, 25, 26, 32, 43, 44, 45, 46]}。吸烟与否^{[25, 44, 45, 46]}和不同年龄段^[46]均不能明显影响5种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 1.4 芴(fluorene，Flu)的羟基代谢产物

Flu的生物学标志物2-OH Flu的报道相对较多。虽然国内报道的浓度有＜1.0 μmol/mol Cr^{[7, 26, 29, 34]}，与其他大部分国家报道的浓度相近^{[20, 26, 47, 48]}，但是大部分国内报道的集中趋势参数浓度均＞1.0 μmol/mol Cr^{[37, 40, 41, 42, 49, 50]}，浓度范围最高浓度达到29.26 μmol/mol Cr^[42]，靠近焦化厂的中学生更是高达55.86 μmol/mol Cr^[49]。显然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高浓度Flu暴露的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Guo等^[26]比较了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Flu的代谢产物后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虽然Flu的致癌性未被确认，但最近有报道2-OH Flu浓度与暴露者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呈负相关^[51]。因此，在研究PAHs暴露所致心血管等慢性疾病方面^[52]，2-OH Flu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 其他PAHs羟基代谢产物

屈(chrysene，Chr)常用的生物学标志物为6-OH Chr。中国曾在2011年报道了345名一般人群6-OH Chr的浓度范围为0.03~0.59 μmol/mol Cr，算术均数为0.04 μmol/mol Cr^[7]。美国有使用苯并(a)蒽(benzo^[a]anthracene，BaA)的1-OH BaA，3-OH BaA来描述一般人群暴露水平的报道，其中位数和浓度范围分别为0.10(0.007~0.72)和0.16(0.005~0.82)μmol/mol Cr^[53]。3-OH BaP作为苯并(a)芘(benzo^[a]pyrene，BaP)的羟基代谢产物，也有被用来评价PAHs的暴露。中国在2011和 2012年报道了一般人群的3-OH BaP暴露水平(算术均数：0.007~0.050 μmol/mol Cr；中位数：0.08~0.15 μmol/mol Cr)^{[7, 37, 54]}，法国也在2011年报道了一般人群中吸烟人群和非吸烟人群暴露水平(中位数浓度：吸烟者0.023为μmol/mol Cr，非吸烟者为0.009 μmol/mol Cr)^[55]。荧蒽(fluoranthene，Flo)的3-OH Flo和茚并芘(indeno^[1,2,3-cd]pyrene，IP)的6-OH IP也有报道，算术均数浓度分别达到了0.05和0.07 μmol/mol Cr^[53]。由于高环PAHs的羟基代谢产物量少，检出率偏低，对仪器设备的要求也高，从而影响了其作为生物学标志物的应用。 2 多环芳烃未代谢单体化合物

4-6环PAHs在体内一般经粪便排出体外，少数通过肾脏系统，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未代谢单体也经尿液排出。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有报道使用未代谢单体作为生物标志物进行PAHs暴露评价。早在2003年，Waidyanatha等^[56]和Campo等^[57]分别报道了中国和意大利一般成年人群尿中的PAHs原型化合物Nap、Phe和Pyr。除了上述3类物质，意大利的Campo等^[57]还报道了本国的苊(acenaphthylene,Acy)、二氢苊(acenaphthene,Ace)、Flu、蒽(anthracene,Ant)和Flo等8种PAHs原型的中位数浓度和其浓度范围。从报道的结果看，中国一般人群的Nap和Phe 暴露水平为0.859(0.107~3.170)和 0.062(0.008~0.690)μg/L^[56]，均高于意大利的0.155[JP4](0.099~0.191)和0.026(0.021~0.059)μg/L^[57]，但Pyr的暴露水平［0.001(0.000 3~0.005 0)μg/L］^[56]低于意大利［0.006(0.004~0.008)μg/L］^[57]，进一步说明多标志物检测的必要性。同时，Acy、Ant和Ace的检出率较低，浓度多在定量限以下，其可行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3 小结及展望

PAHs是最具特征的环境毒物之一，一些PAHs是致突变、致癌和生殖发育毒物。虽然1-OH Pyr仍是最常用的PAHs接触生物标志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多标志物联合使用，其中Nap和Phe羟基代谢产物的使用越来越多。高环PAHs的羟基代谢产物(尤其是单羟基BaP)也有使用，并在致癌性PAHs暴露评价中意义更大。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PAHs暴露羟基代谢产物，尤其是致癌性PAHs的羟基代谢产物的浓度普遍较高。虽然某些4~6环PAHs的羟基代谢产物或其未代谢单体也有使用，但是低的检出率限制了低浓度暴露定量的要求。即使在较高浓度PAHs暴露条件下，Nap的羟基代谢产物仍能够受到吸烟行为的明显影响；同时母婴体内均有大量PAHs存在，儿童也是高危人群，其潜在的健康影响需要引起关注。Nap、Flu等不同PAHs的代谢产物在不同研究目的的调查中可以根据需要有所选择。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未代谢PAHs的优势会增强，其使用也将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