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3. 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前,中国持证海员数量约为65万人,承担着93%的外贸运输任务[1]。海员工作出海时间长、远离家人、工作环境封闭、薪水待遇较低、劳动强度大对海员的心理健康会产生较大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国内远洋海员的躯体化、抑郁和焦虑等因子明显高于成年人常模,且与海龄呈正相关[2, 3, 4]。但目前缺乏较大样本的针对海员抑郁的流行病学研究,为此,本研究于2012年4—12月在江苏省南通和如皋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上及在南通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接受出入境体检和预防接种的719名中国籍海员的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取2012年4—12月在江苏南通及如皋口岸靠泊的国际航行船舶上及在南通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接受出入境体检和预防接种的中国籍海员750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过知情同意,愿意配合调查并有充足时间完成调查的海员。本次共发放问卷750份,收回有效问卷719份,有效率95.9%。
1.2 方法采取现场问卷调查方法,由经过系统培训的调查员进行一对一面访问卷调查,调查后对问卷进行严格审查保障问卷质量。调查内容包括:(1)海员一般情况、健康相关行为、健康状况、职业紧张情况。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海龄、职业分类等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相关行为包括吸烟、睡眠、体力劳动、业余活动等;健康状况包括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5],疾病史、外伤史、健康状况自评等;职业紧张包括对船舶安全的担忧、对港口国检查的紧张、对家庭成员状况的担忧等。(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采用Zung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由20个条目来反应抑郁症状,即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以及抑郁的心理障碍。评定采1~4制的记分,评分时间定为过去1周内。SDS的总分等于各条目得分的总和,总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得到标准分。SDS的评定结果以标准分来定:标准分<50分为无抑郁;标准分≥50分为抑郁,其中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标准分≥70分为重度抑郁。
1.3 统计分析应用Epi Data 3.02 软件双人双份录入数据,使用SPSS 17.0进行χ2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719人均为男性;年龄最小19岁,最大60岁,中位数31岁;海龄最短的3个月,最长的40年,中位数53个月;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下的325人(45.56%)、大专317人(45.42%)、本科及以上56人(8.02%);未婚250人(35.21%),已婚451人(63.52%)、离婚7人(0.99%)、其他2人(0.28%);在船上所任岗位为驾驶类296人(43.72%),轮机类304人(44.90%)、其他77人(11.37%);家庭年均收入<3万211人(33.28%)、3~5万199人(31.39%)、6~10万48人(7.57%)、>10万176人(27.76%);家庭所在地为城市463人占67.59%,农村222人(32.41%)。
2.2 健康相关行为及健康状况海员中平均每日吸烟数量≥2支的403人(43.48%);饮酒情况中近1年内未喝过酒的155人(21.77%),喝过557人(78.23%),其中喝酒频率中每天饮酒的15人(2.68%)、每周饮酒3~4次30人(5.37%)、每周饮酒1~2次96人(17.17%)、每月饮酒1~3次176人(31.48%),每月饮酒少于1次242人(43.29%);每天睡眠时间<8 h 174人(24.34%),8~9 h 453人(63.36%)、≥10 h 88人(12.31%);健康相关行为中的体力劳动分类参照Ainsworth等修订的代谢当量表[7, 8],从事轻体力劳动27人(4.21%),中度体力劳动58人(9.03%)、重度体力劳动557人(86.76%);668人(92.91%)参加业余活动,51人(7.09%)不参加;每周业余活动时间<8 h 278人(38.73%),8~14 h 104人(14.46%)、≥15 h 337人(46.82%);BMI<18.5kg/m2 11人(1.55%),18.5~23.9 kg/m2 391人(54.99%)、24~27.9 kg/m2 250人(35.16%)、≥28 kg/m2 59人(8.30%);近1个月有患病及外伤的42人(5.86%);1年内患有慢性病的66人(9.21%);过去1个月精神状态自评为非常愉快的70人(9.89%),比较愉快309人(43.64%)、一般269人(37.99%)、比较压抑50人(7.06%)、非常压抑10人(1.41%);健康状况自评情况非常好104人(14.73%)、好321人(44.19%)、一般254人(35.98%)、较差32人(4.53%)、非常差4人(0.57%)。
2.3 职业紧张状况国际航行船舶海员产生紧张因素为天气情况不好342人(49.00%)、船舶安全385人(55.40%)、工作压力334人(48.48%)、港口国检查288人(41.92%)、海盗或劫持事件263人(38.56%)、家庭成员的健康等358人(51.88%)
2.4 抑郁情况根据抑郁自评量表的评分标准,国际航行船舶海员例患者抑郁得分最低25分,最高88分,中位数50分。354人(49.24%)无抑郁症状,167人(23.23%)轻度抑郁症状,186人(25.87%)中度抑郁症状,12人(1.67%)重度抑郁症状。
2.5 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2.5.1 单因素分析(表 1)| 表 1 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
单因素结果显示,海员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海龄、职业、家庭所在地、喝酒频率、睡眠时间、业余活动及每周业余活动时间、慢性病史、健康状况自评、担忧天气变化、船舶安全、工作压力、港口国检查对海员的抑郁症状的发生有影响(P<0.05)。
2.5.2 多因素分析(表 2)| 表 2 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
以国际航行船员海员是否抑郁为因变量(抑郁=1,不抑郁=0),以年龄、文化程度、海龄、婚姻状况、职业类别、家庭所在地、喝酒频率、睡眠时间、业余活动参加时间等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入选标准为P<0.050,剔除标准为P>0.051)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睡眠时间、每周业余活动时间与健康状况自评4个因素为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
3 讨 论海员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会面临更多的心理压力,如远离亲人,缺少娱乐活动、与异性接触机会少,长期机器噪音影响,等级制度森严等,而国际航行船舶海员与一般船舶海员相比会有更多压力,如海盗劫持、机器故障、语言障碍等,同时海员吸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比较常见,对其健康也会产生较大危害[9]。本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情况为23.23%轻度抑郁,25.87%中度抑郁,1.67%重度抑郁,总体抑郁比例高于江苏省农村人群调查数据[10]。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睡眠时间、每周业余活动时间、健康状况自评状况是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的海员出现抑郁症状危险性的越小(大专OR=0.482,本科及以上OR=0.396)。船员受教育程度与其升职机会密切相关,而职位高与低不仅收入不同,在船上的生活待遇也有很大差别。同时文化程度较高的海员大多接受的是现代正规大专院校的教育,而在现代海员教育中心理学教育逐步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文化程度越高的海员心理承受能力及心理调节能力相对较强,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越低。谢特秀等[11]认为文化程度不同的海员抑郁水平无差异,但是文化程度高的海员幸福感水平也高,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已被许多流行病学调查或临床研究所证实[12, 13, 14],本次研究亦表明,海员的睡眠质量是抑郁的影响因素之一,睡眠时间越少的海员出现抑郁症状危险性越大(睡眠时间8~9 h OR=0.50,≥10 h OR=0.193)。海员长期在海上生活,住宿环境较差,饮食单调,营养摄入不均衡,时差、温差和地域等不断变化更容易引发睡眠不足,加重心理负担,引发身心疾病[15]。业余活动是很好身心的放松方式,对海员也是如此,本次研究中每周业余时间较长的海员更难抑郁(每周业余活动8~14 h OR=2.846,≤7 h OR=1.393),健全船上的体育锻炼器材,创造良好的娱乐条件等,有利于保障海员的身心健康发展[16]。健康自评是一项简便易得的主观指标与人们的幸福感及身心健康有着重要联系[17, 18]。国航行船舶海员在船舶上生活空间狭小,业余活动面窄,体育运动场所几乎没有,长达数月甚至整年的海上航行,医疗得不到保证,航行期间船员如有疾病一般得不到及时救治,常常导致海员感觉自身健康状况较差,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对自身健康评价差的海员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自评一般OR=2.642,自评差OR=3.477)。
综上所述,国际航行船舶海员抑郁现象问题严重,文化程度、睡眠时间、每周业余活动时间、健康状况自评是海员抑郁症状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海员心理健康的关注,提高海员文化素质,针对性开展海员心理健康培训,切实改善海员的工作环境,丰富海员的业余生活。
| [1] | 樊曦. 65万海员承担93%外贸运输[N]. 新华每日电讯,2013-07-08(2). |
| [2] | 郑荔峰,余鸿. 远航海员心理健康水平调查及干预[J]. 人民军医,2010,53(6):431-432. |
| [3] | 王燕,姜潮,刘启贵,等. 中国东北三省海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2010,26(9):1197-1198. |
| [4] | 卓锦雪,陆勤,高锦平,等. 海员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调查[J].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4,37(2):94-97. |
|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WS/T 428-2013,成人体重判定[S].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3. |
| [6] |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增订版.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4-196. |
| [7] | Ainsworth BE,Haskell WL,Leon AS,et al. Compendium of physician activities:classification by energy costs of human physical activities[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1993,25(1):71-80. |
| [8] | Ainsworth BE,Haskell WL,Whitt MC,et al. 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ties:an update of activity codes and MET intensities[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2000,32(supplement):498-504. |
| [9] | 胡学文,钱轶梅. 影响海员心理健康的因素及对策探析[J]. 交通医学,2010,24(5):495-497. |
| [10] | 贾坚,李勇. 江苏省农村人群心理卫生调查[J]. 江苏预防医学,2005,16(3):9-11. |
| [11] | 谢特秀,王才康. 海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J]. 中国科技信息,2008,24:166-167. |
| [12] | 冯佩,陈梅,梁辉,等. 苏州市居民睡眠质量影响因素聚集关联性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2012,28(9):1173-1175. |
| [13] | Stewart JC,Rand KL,Hawkins MAW,et al. Associations of the shared and unique asp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factors with sleep qualit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1,50(5):609-614. |
| [14] | Magee CA,Caputi P,Iverson D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rated health,quality of life and sleep duration in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Australians[J]. Sleep Medicine,2011(4):346-350. |
| [15] | 单桂秋,温颖,赵久波,等. 海训官兵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7,25(4):253-255. |
| [16] | 徐元,程志友. 对海员职业环境改善的思考[J].中国水运,2008,8(7):96-97. |
| [17] | 马兰,李惠萍,胡晔,等. 护士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2014,30(2):215-217. |
| [18] | 胡月,龚磊,陈福宽,等. 高邮市农村居民健康自评状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J].重庆医学,2013,42(1):54-56. |
2015, Vol.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