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3.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非综合征型唇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NSCL/P)是不伴发其他系统畸形的不属于任何综合征的唇裂、唇裂合并腭裂的总称,是由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复杂性疾病[1],发病率0.1%~0.2%,不同种族、地域差异较大[2],中国发病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新疆维吾尔族NSCL/P患病率明显高于汉族[4]。新疆是维吾尔族、汉族等多民族共同生活地区,环境复杂,各民族生活饮食习惯、宗教信仰、自然经济文化殊异,为研究NSCL/P提供了独特的样本资源。本研究于2012年3月—2014年6月在新疆南疆北疆两大地区收集各大医院NSCL/P病例及对照290例,拟研究同一生活地区、生活背景下不同民族发生NSCL/P的可能危险因素,为不同民族NSCL/P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获得新疆医科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后,于2012年3月—2014年6月,利用分层比例抽样方法抽取南疆维吾尔聚居区2所医院(和田地区的和田市人民医院、喀什地区人民医院)、北疆4所医院(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军区总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符合入选条件的现患病例。均获得研究对象和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采血知情同意书》。其中维吾尔族和汉族NSCL/P患者共185例。病例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为维吾尔族、汉族人群。(2)患者为先天性NSCL/P。(3)非综合症患者伴发的唇腭裂表型患者。病例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先天性疾病或先天畸形的唇腭裂,如神经管畸形或先天性心脏病伴发的唇腭裂、歌舞伎面谱综合征、范伍德综合征、Meckel综合征、腭心面综合征等。(2)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等重要脏器疾病的NSCL/P患者[5]。对照组从同一调查地区选择生活背景与上述患者相似,年龄、性别、族别等根据病例组的相互匹配、经严格检查确定无血缘关系的健康者,共105人。本次共发放问卷320份,收回有效问卷290份,有效回收率为90.6%。
1.2 方法根据调查目的及可能的NSCL/P影响因素制定调查表,调查表中每项内容有严格的填写说明和规范,对病例组和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运用同一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由参加本项目的研究生和问诊的医生担任,调查前接受统一的规范培训。调查内容包括性别、族别、职业等一般情况,家族史,母亲吸烟、饮酒、生育胎次、放射线接触情况,重点调查母亲孕早期是否感冒、是否服用叶酸、是否接触农药、使用药物、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孕期贫血等情况。
1.3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对资料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均衡性检验,方差齐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方差不齐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收集新疆NSCL/P病例185例,其中维吾尔族128例(69.2%),汉族57例(30.8%);男性患儿108例(58.4%),女性患儿77例(41.6%)。对照105人,其中维吾尔族55人(52.4%),汉族50人(47.6%);男性儿童41人(39.0%),女性儿童64人(61.0%)。病例组平均年龄(5.094±1.369)岁,对照组平均(4.286±1.450)岁。维吾尔族、汉族NSCL/P病例和对照性别、族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2.2 不同特征与不同民族对象病例对照分布(表 1)维吾尔族人群病例对照中,儿童性别、母亲平时健康状况、母亲孕期感冒、母亲孕期接触农药和母亲孕期药物服用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汉族人群病例对照中,父亲文化程度、母亲贫血、母亲孕早期焦虑郁闷受惊吓、母亲孕早期工作强度和父亲吸烟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表 1 不同特征与不同民族对象分布 |
以维吾尔族、汉族人群是否患NSCL/P为因变量(是=1,否=0),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维吾尔族NSCL/P患病的危险因素为:性别为男、母亲平时身体健康较差、孕期感冒;汉族NSCL/P患病的危险因素为:父亲文化程度低、母亲孕期工作强度大、父亲饮酒。
| 表 2 维吾尔族、汉族人群NSCL/P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2005—2007年辽宁1 811例唇腭裂统计显示,男性发病多于女性(2.16∶1)[6],本研究中男性在维吾尔族人群患儿中多于女性;母亲怀孕后的1~4个月即怀孕早期是胚胎期唇部合拢和唇中线生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胎儿母体患感冒会使病毒侵入人体影响该发育过程的停顿,研究已知包括风疹、疮疹等12种病毒可能与唇腭裂发生相关[7]。感冒期间身体抵抗力下降、食欲不振、睡眠和精神状态较差,并且有部分孕妇在感冒期间服用抗生素、感冒药等,也会通过胎盘输送给胎儿,对胚胎的正常发育产生间接不良作用。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维吾尔族患者母亲孕期接触农药的频率也很高,病例-对照组有差异。农药中有机磷、有机氯等能使生殖细胞DNA突变,也破坏核酸合成过程[8,9],间接或直接导致NSCL/P风险增加; 有研究发现多卤化杂环芳烃类药物干扰唇腭胚胎组织在母体内增殖、分化、融合而致NSCL/P[10]。文化程度较高的胎儿父亲和母亲接受优生优育理念、有更高的防范和保护意识、孕期也更容易享受到较好的医疗保健,一定程度上能减少NSCL/P风险; 2009—2011年绍兴93例唇腭裂围产儿回顾性分析显示,母亲文化程度越低NSCL/P发病率越高[11]。本研究证实汉族父亲文化程度低也是NSCL/ P的可疑危险因素。
男性、母亲健康较差、孕期感冒是维吾尔族NSCL/P可疑危险因素,而父亲文化程度低、母亲孕期工作强度大、父亲饮酒是汉族NSCL/P可疑危险因素。分析危险因素存在民族差异的可能原因是:(1)维吾尔族、汉族宗教信仰约束不同,父亲饮酒是汉族NSCL/P发生的危险因素却不是维吾尔族NSCL/P可疑危险因素,从宗教习俗方面分析,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该教禁止教徒饮酒,而汉族人受中国古代酒文化的深远影响包括酒场文化、饮酒文化和习俗礼仪等饮酒习惯,男性饮酒者多,而唇腭裂是胎儿酒精综合征表型之一,父亲饮酒明显增加子女NSCL/P风险(OR=2.650),酒精对于NSCL/P疾病的诱导作用已被很多临床研究证实[12,13]。(2)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而且民族风情和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维吾尔族人比汉族人更加注重丰富的民间舞蹈和文娱生活,这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和身心健康。汉族人受传统的孔孟和儒家文化影响,思想较安分保守,加之工作强度较大,文娱活动相对少,更可能产生焦虑、郁闷等情绪。本研究显示,汉族母亲孕期有焦虑、郁闷情绪的频率高于维吾尔族。
针对所有可疑危险因素,应加强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双向、全人群、高危人群策略结合告知维吾尔族育龄夫妻孕期感冒的危害,宣传孕期工作强度大、父亲饮酒的危害,加强优生优育,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二级预防:贯彻三早方针,加强新生儿体格检查,尤其是孕期接触各种危险因素的胎儿应该提早进行检查和产前诊断等,医疗方面应统一NSCL/P诊断标准,提供成熟治疗方案,对偏远落后地区提供基本治疗经费设备和人员。三级预防:提高NSCL/P患儿生存质量,延长寿命,降低病死率,加强对症、康复治疗,关爱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基本康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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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ol.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