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的竞争，出现职业紧张的劳动者人数逐渐增加。在美国，每年因职业紧张所导致的事故、缺勤、跳槽、生产率下降、医疗、法律、保险和赔偿而带来的损失达3 000亿美元^[1]。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生理疾病向生理-心理-行为-精神疾病模式转变，中国社会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据相关文献指出，职业紧张是引起人群疾病和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其精神心理健康不容乐观，但对二者的相关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3年3—5月在新疆克拉玛依地区抽取2 200名年龄≥18岁的职业人群进行调查，了解新疆地区职业人群的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紧张情况，为实施有效干预措施改善人群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群抽样的方法，在新疆克拉玛依地区所属的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地区、白碱滩区、乌尔禾4个行政区抽取2 200名年龄≥18岁以上的职业人群(主要包括工人、教师、军人、公务员及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收回有效问卷2 013份，有效率为91.5%。 1.2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医学人员向研究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要求研究对象认真、独立完成问卷，当场回收并剔除不合格问卷。调查员统一对问卷进行编号，录入数据时复查纠错。调查问卷包括：(1)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4]：可以评定一个特定的时间，通常是评定一周以来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共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各项目采用1~5级评分标准，1=从无，2=轻度，3=中度，4=相当重，5=严重。单项分≥2的项目数为阳性项目数，单项分=1的项目数为阴性项目数，阳性症状均分=(总分-阴性项目数)/阳性项目数。判别标准以总分>160分，或任一因子分>2分，或阳性项目(2分或>2分以上的项目)数超过43项进行判别。(2)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5]：本次调查采用的是GHQ-20量表，共20题，其中1~9题为自我肯定量表,10~15是忧郁量表,16~20是焦虑量表。各题采用4级评分，从“从不”计1分到“经常”计4分，分数越高，表示精神心理健康水平越差。根据GHQ-20的得分将被调查者分为高危(GHQ总分≥4分)、中危(GHQ总分为2~3分)、低危(GHQ总分为0~1分)三类人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调查者在补充条目中的任意一个问题上的选择为“差”，“经常”或“是”，那么，无论GHQ得分高低，一律视作为高危险因素者。该量表自我肯定、忧郁、焦虑3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1、0.820、0.753。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3.0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统计描述、 t检验、方差分析、χ²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研究对象男性1 460(72.5%)人，女性553(27.5%)人;年龄范围18～58岁,平均年龄(30±9.84)岁；汉族1 761(87.5%)人,少数民族252(12.5)人;工人688人(34.2%),教师323人(16.0%),军人573人(28.5%),公务员185人(9.2%),医务人员244人(12.1%)。 2.2 新疆职业人群SCL-90各因子得分与中国常模比较(表 1)

职业人群心理问题总检出率为25.0%(503/2 013)，强迫症状、恐怖2项因子分高于中国常模^[6](P<0.001),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精神病性4项因子得分低于中国常模(P<0.001)；心理健康总分、焦虑、敌对以及偏执4项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表 1 SCL-90各因子与中国常模比较 项目 职业人群 中国常模 t值 P值 心理健康总分 129.45±45.23 129.96±38.76 -0.378 0.705 躯体化 1.33±0.55 1.37±0.48 7.570 <0.001 强迫症状 1.69±0.58 1.62±0.58 -5.901 <0.001 人际关系敏感 1.44±0.46 1.65±0.61 -15.101 <0.001 抑郁 1.42±0.66 1.50±0.59 -5.177 <0.001 焦虑 1.41±0.44 1.39±0.43 1.244 0.214 敌对 1.47±0.58 1.48±0.56 -1.084 0.279 恐怖 1.36±0.64 1.23±0.41 9.545 <0.001 偏执 1.43±0.47 1.43±0.57 -0.828 0.408 精神病性 1.23±0.48 1.29±0.42 -5.351 <0.001

表 1 SCL-90各因子与中国常模比较

SCL-90阳性组不同职业的人群SCL-90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工人、教师、医务人员的各因子得分普遍高于公务员。

表 2

表 2 SCL-90阳性组在不同职业人群中的比较 项目 工人 教师 军人 公务员 医务人员 心理健康总分 145.22±41.50a 1.35±33.48a 134.81±42.18a 136.12±50.09 146.06±42.93a 躯体化症状 1.91±0.57a 1.99±0.28 1.87±0.17a 1.81±0.23 1.84±0.12 强迫症状 1.82±0.28a 1.91±0.46a 1.74±0.27 1.72±0.20 1.81±0.22a 人际关系敏感 1.65±0.28 1.76±0.16a 1.56±0.25 1.48±0.19 1.59±0.18a 抑郁 1.99±0.45 2.14±0.39a 1.91±0.27a 1.86±0.38 2.00±0.39a 焦虑 1.76±0.55a 1.85±0.24a 1.63±0.27 1.59±0.18 1.77±0.20a 敌对 1.24±0.25 1.35±0.27 1.20±0.27 1.13±0.21 1.16±0.23a 恐怖 1.25±0.24 1.39±0.27 1.23±0.16 1.19±0.21 1.25±0.28 偏执 1.12±0.24a 1.28±0.25a 1.16±0.32a 1.09±0.22 1.13±0.26 精神病性 1.67±0.22 1.78±0.32a 1.61±0.31a 1.53±0.24 1.65±0.23a 注：与公务员比较，a P<0.05。

表 2 SCL-90阳性组在不同职业人群中的比较

新疆地区职业人群GHQ-20阳性检出率为27.5%(553/2 013)，SCL-90的阳性检出率为25.0%；不同职业人群GHQ-20和SCL-90阳性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组和阴性组在性别、民族、工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各自阳性检出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提示2量表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 3

表 3 不同人口学特征下两量表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项目 GHQ-20 SCL-90 阳性组 阴性组 检出率(%) χ2值 P值 阳性组 阴性组 检出率(%) χ2值 P值 性别 男性 375 1 085 25.7 3.375 0.063 358 1 102 24.5 3.285 0.073 女性 178 375 32.1 143 410 25.9 民族 汉族 425 1 336 24.1 7.243 0.085 448 1 313 25.4 3.192 0.553 少数民族 65 187 25.7 72 180 28.5 职业 工人 178 510 25.8 18.155 0.002 207 481 30.1 39.907 <0.001 教师 111 212 34.3 114 209 35.3 军人 155 418 27.1 178 395 31.1 公务员 36 149 19.5 49 136 26.5 医务人员 73 171 29.9 79 165 32.3 工龄(年) ＞15 267 965 21.7 0.503 0.475 285 947 23.1 0.543 0.455 ≤15 168 613 21.5 179 602 22.9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335 1 121 23.1 3.395 0.061 373 1 083 25.6 0.015 0.926 大专以下 125 432 22.4 145 412 26.1 婚姻状况 未婚 372 755 49.3 1.385 0.696 365 762 47.9 5.985 0.197 已婚 253 633 40.0 294 592 49.7 月收入(元) <5 000 312 1 597 19.5 6.384 0.113 335 1 574 21.3 3.875 0.263 ≥5 000 15 89 14.4 28 76 26.9

表 3 不同人口学特征下两量表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职业紧张分为低度紧张、中度紧张和高度紧张，在GHQ-20阳性组中分别为78人(14.1%)、263人(47.6%)和212人(38.3%)，在阴性组分别为424人(29.0%)、736人(50.4%)和300人(2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27.132,P<0.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疆地区职业人群GHQ-20阳性检出率为27.5%(553/2 013)，SCL-90的阳性检出率为25.0%；强迫症状、恐怖2个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浙江、广州及上海等地区)^[7]。可能与新疆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卫生服务体系发展不完善，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对精神疾病的偏见，使得精神疾病患者常处于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的诊治。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职业人群GHQ-20和SCL-90的阳性检出率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职业人群所从事的职业工作特征不同和工作环境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由于工作种类的差异，所需知识、技巧和工作环境也有所不同，上述因素均有可能造成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异常。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医务人员的得分在各因子上普遍较高，与王丽等^[8]和艾素梅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一般健康问卷筛选出的阳性组和阴性组与职业紧张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表明阳性组和阴性组在紧张程度不同。提示，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职业人群的健康除了受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如相对落后的生产设备、管理方式及轮班制度的不合理)中一些不良因素影响外，还受一些负性的(如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婚姻家庭的破裂、人际关系敏感等)社会因素影响。当这些有害因素长期持久的作用于职业人群时，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紧张。高菲等^[10]研究表明，长期的职业紧张容易使人产生消极的情绪，随之引发出如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出现，而长期消极的情绪也能导致职业人群职业紧张的发生。也就是说，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是密不可分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发生职业紧张。

综上所述，新疆地区职业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紧张，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及时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提高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