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和妊娠期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1],而农村流动人口孕产妇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其心理问题更值得关注。有研究表明，孕产期的不良心理状态如焦虑和抑郁情绪，不仅仅会影响到女性，还会影响到胎婴儿和家庭^[2]。本研究于2012年11月—2013年2月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对243名农村流动人口孕妇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焦虑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选取在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的流动人口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同意参加本项研究，户籍为非无锡市的农村户籍孕妇，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年龄职业均无限制。剔除标准：经过解释也未能理解评估量表的内容者、既往有精神病史、脑损伤或脑病、语言或听力障碍以及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3份，有效率为97.2%。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由2名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员，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调查表由孕妇自行填写，独立作出自我评定。如果孕妇不能完全理解调查表的涵义和内容，可由医务人员逐条念给孕妇听，然后由孕妇自行填写完成。

(1)基本信息表：为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年龄、孕周、孕妇和丈夫的职业、孕妇和丈夫的文化程度。(2)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3]：包括20项的自我感觉条目。SAS量表经过大规模的测试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4]。SAS表中每个项目按出现的频度作4级评分：没有或很少时间为1分，小部分时间为2分，相当多时间为3分，几乎全部时间为4分。待评估结束后，把20个条目各项分数相加，即得到总粗分，然后将粗分转换成为标准分，即粗分×1.25，取其整数部分。测评结果判定：SAS标准总分≥50为异常，判定为具有焦虑情绪^[4]。

数据录入采用Epi Data 3.01软件，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χ² 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流动人口孕妇焦虑的影响因素。

243名调查对象年龄为19~37岁，平均年龄(26.70±4.45)岁，其中19~24岁107人，占44.03%；25~30岁83人，占34.15%；31~37岁53人，占21.81%。平均孕周(33.55±6.28)周，其中孕晚期(≥28周)208人，占85.59%；孕早中期(1~27周)35人，占14.40%。孕妇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07人，占44.03%；高中69人，占28.40%；中大专及以上67人，占27.57%。丈夫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89人，占36.63%；高中50人，占20.58%；中大专及以上104人，占42.79%。孕妇的职业为政府或事业单位12人，占4.94%；私有企业41人，占16.87%；个体职业37人，占15.23%；无业153人，占62.96%。丈夫的职业为政府或事业单位34人，占13.99%；私有企业105人，占43.21%；个体职业90人，占37.04%；无业14人，占5.76%。

SAS筛查阳性26例，流动人口孕妇孕期焦虑的发生率为10.70%(26/243)。不同年龄、孕周、孕妇职业、丈夫职业、孕妇文化程度、丈夫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孕期焦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以孕期焦虑与否为因变量(1=焦虑，0=非焦虑)，以年龄，孕周、孕妇和丈夫的文化程度，孕妇和丈夫的职业6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使用逐步向前回归法筛选变量,引入及剔除变量的水平均取0.05。最终没有变量进入模型。

妊娠是一种应激性生活事件，产褥期女性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3个维度的健康水平均低于一般育龄妇女，其中心理健康评分最低^[5]，可引起心理应激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作为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其孕期焦虑发生率为10.70%。张素云等^[6]对570名各孕周的孕妇采用SAS量表进行评估，孕期焦虑发生率为10.5%，陈焱等^[7]对307名孕16周以上的孕妇采用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情绪量表进行评估，孕期焦虑发生率为5.5%；由于评估工具和评估时期不同，孕期焦虑发生率不同，但提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存在焦虑情绪。王琼等^[8]对559名成都市流动人口女性，采用SAS量表进行评估，人群焦虑发生率为22.7%，提示相对于整个女性流动人口的焦虑状况而言，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在孕期的焦虑状况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她们只能在城里从事简单劳动，难以谋求高层次的职位^[9]，而在这个时期的女性出于怀孕的需要，多未工作，本研究结果中有62.96%的孕妇为无业。

表 1

表 1 流动人口孕期焦虑单因素分析(n=243) 相关因素 SAS≥50分 SAS＜50分 χ2值 P值 人数 % 人数 % 孕周 0.238 0.625 孕早中期 4 8.69 42 91.30 孕晚期 22 11.16 175 88.83 年龄(岁) 1.137 0.566 19～24 11 10.28 96 89.72 25～30 11 61.11 7 38.89 31～37 4 7.54 49 92.45 孕妇工作 4.622 0.202 政府/事业单位 3 25.00 9 75.00 私有企业 3 7.31 38 92.69 个体职业者 6 16.22 31 83.78 未工作 14 9.15 139 90.85 丈夫工作 6.066 0.108 政府/事业单位 3 8.82 31 91.18 私有企业 8 7.62 97 92.38 个体职业者 11 12.22 79 87.78 未工作 4 28.57 10 71.43 孕妇文化程度 2.263 0.323 初中及以下文化 14 13.08 93 86.92 高中文化 8 11.59 61 88.41 中大专及以上 4 5.97 63 94.03 丈夫文化程度 2.259 0.323 初中及以下文化 13 14.61 76 85.39 高中文化 4 8.00 46 92.00 中大专及以上 9 8.65 95 91.35

表 1 流动人口孕期焦虑单因素分析(n=243)

李爱敏等^[10]对2 523名孕妇调查表明，其心理健康状况与孕妇年龄、文化程度呈负相关。而本研究中年龄、孕周、孕妇和丈夫的学历、孕妇和丈夫的工作等变量未能成为影响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焦虑的因素。由于生育的原因，本研究部分农村女性在离开农村一段时期以后，又不得不返回农村^[11]。而对于继续在城市进行孕产期保健的农村女性，与城镇居民不同，其就业渠道、职业角色、生存身份、社会保障、社会支持等诸多方面处于边缘化生存^[12]，这些均可能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女性群体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女性在流入城市之后，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外来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们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13]。本研究对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焦虑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样本量和影响因素变量设计少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从设计上增加样本量，并从多维度继续探索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期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素，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孕产期管理的心理保健干预措施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