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和观念的快速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中学生的抑郁症状问题趋于严重,已逐渐成为心理、教育和其他社会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重要心理卫生问题之一。青少年时期发生的各种行为,如吸烟、饮酒、逃学等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1]。许多研究表明,吸烟、饮酒、离家出走、网吧上网等健康危险行为与抑郁症状之间关系密切[2, 3, 4, 5]。为了解南京市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抑郁症状现状及其关系,本研究于2010年9—10月对南京市2 118名中学生进行健康危险行为与抑郁症状现况调查,为有针对性地改善中学生抑郁症状和开展健康行为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南京市5所中学(初中3所、高中2所),初中学校抽取初二所有班级,高中学校抽取高二所有班级,被抽到班级的学生均参与调查。共抽取53个班级2 160名学生,实际调查2 118人,调查率为98.1%。其中男生1 057人(49.9%),女生1 061人(50.1%);初中生1 095人(51.7%),高中生1 023人(48.3%)。对象年龄为13~17岁,平均(15.09±1.61)岁 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南京市青少年心理状况调查表》,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学生集体填写问卷,匿名答卷,经检查无漏项后当场收回问卷。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情况调查:调查对象及其父母的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对象的学习情况(包括学习成绩和学习任务)、人际关系、生活事件、健康危险行为及身高、体重等。(2)抑郁症状调查: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进行中学生抑郁症状评估。SDS量表共包括2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被测量者最近1周的感受分4个等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其中10个条目正性词陈述,按反向评分;10个条目负性词陈述,按正向评分。累积20个条目得分为SDS总粗分(raw score,X),分值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总粗分×1.25取其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index score,Y)[7]。(3)分类标准:根据我国常模[8],SDS标准分<50分为无抑郁,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分为重度抑郁。对SDS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分半信度为0.73(1973年)和0.92(1986年)[9]。效度研究表明,SDS与贝氏抑郁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量表的抑郁分量表之间呈中等强度相关[9]。 1.3 相关概念定义
健康危险行为是指吸烟、饮酒、网吧上网、逃学与离家出走[10];抑郁症状是指SDS标准分值≥50分[8]。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0 双轨录入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行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F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应用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和调整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c%)评估健康危险行为对中学生抑郁症状人群归因危险度的大小。PAR%采用Bruzzi公式[11],暴露因素分为J层暴露水平(j=0,1,…,J-1),处在j=0为最低危险状态(即无健康危险行为),PAR%=[1-∑(Dj/D)/Rj] ×100%,其中D表示抑郁症状检出总数,Dj表示第j层抑郁症状检出数,Rj表示第j层相对危险度,Rj=Ij/I0。调整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c%)=[1-∑(Dj/D)/Rjc] ×100%。 2 结 果 2.1 健康危险行为分布情况(表 1)
南京市中学生至少存在5项健康危险行为中1项者678人(32.0%),其中具有1、2、3项及以上健康危险行为的中学生分别为457人(21.6%)、127人(6.0%)、94人 (4.4%)。南京市中学生吸烟、饮酒、网吧上网、逃学、离家出走的人数分别为86人(4.1%)、570人(26.9%)、120人(5.7%)、87人(4.1%)、185人(8.7%)。男生、高中生、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5种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均高于女生、初中生、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1 不同特征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分布 |
中学生SDS标准分为(49.20±10.46)分,男女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75,P=0.076);高中生SDS标准分[(49.97±10.22)分]明显高于初中生[(48.48±10.6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75,P=0.001)。有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SDS标准分高于无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P<0.05)。2 118 名中学生中检出有抑郁症状者974人,检出率为46.0%;其中有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症状的中学生分别为622人(29.4%)、283人(13.4%)、69人(3.3%)。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27,P=0.165)。高中生抑郁症状检出率[48.2%(493/1 023)]高于初中生[43.9%(481/1 0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73,P=0.049)。有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无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 表 2 有否健康危险行为中学生SDS标准分及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
合并5项健康危险行为后,以是否患有抑郁症状为因变量(1=有,0=无),分析健康危险行为发生数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a=0.05,β=0.1)。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健康危险行为,有1、2、3项及以上健康危险行为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健康危险行为的增加,抑郁症状检出率呈上升趋势(χ2趋势=58.915,P=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 性别、初高中、家庭收入、BMI分组、中等强度运动频率、学习成绩、对学习的看法、学习任务、与家人关系、与同学关系、健康危险行为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表明,有1、2、3项及以上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是无健康危险行为学生的1.451(95%CI=1.150~1.831)、1.862(95%CI=1.226~2.829)、2.051(95%CI=1.243~3.386)倍。 2.4 健康危险行为对中学生抑郁症状的PARc%
健康危险行为的PAR%为18.8%,经性别、初高中、家庭收入、体质指数分组、中等强度运动频率、学习成绩、对学习的看法、学习任务、与家人关系、与同学关系多因素调整后,健康危险行为的PARc%为14.8%,即中学生发生抑郁症状有14.8%可归因于健康危险行为。 3 讨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市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6.0%,高于全国中学生(42.3%)[12]。高中生SDS标准分、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初中生,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生活压力增加,使其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增加;有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SDS标准分、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无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这与相关研究一致[13, 14],可能是网吧上网会使中学生缺乏必要的锻炼和休息,影响正常的的发育和成长,导致不良的心理体验;吸烟、饮酒、逃学行为的发生又会影响中学生的社会正常交往和学业,使其与之相关的生活发生变化,从而促成心理问题出现。健康危险行为不受先天遗传影响,主要通过个人在后天生活中模仿和学习获得,青少年有良好可塑性,只要提供的教育、干预措施得当,就能引导他们及早转变态度,有效纠正这些健康危险行为[15],降低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合并5项健康危险行为后,不同健康危险行为项数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健康危险行为的增加,抑郁症状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健康危险行为是罹患抑郁症状的一个危险因素,健康危险行为项数越多,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越大,这与袁雁飞[4]研究一致。提示对于出现过多项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应更加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教师、家长及医务人员应关注中学生的行为特点,在尊重其特殊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及时更正不良行为,促进身心发展。经多因素调整,健康危险行为的PARc%为14.8%,即中学生发生抑郁症状有14.8%可归因于健康危险行为,若控制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对降低或者防止中学生抑郁症状风险有较大的社会效果。
本研究采用SDS量表进行中学生抑郁症状评估,虽然国内许多类似研究使用此量表,但未充分验证SDS量表在中国中学生中的适用性,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考虑其他抑郁自评工具。其次,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抑郁症状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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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ol.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