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使用障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酒人数及饮酒量均相应增加，饮酒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1]。其不仅影响自身的健康，而且对家庭、子女、职业等产生不良影响，其中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是最常见的酒精使用障碍的2种类型^[2]。为了解福建省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现状及其危险因素，为酒精使用障碍的疾病预防和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于2010年5—11月对在厦门市抽取的10 764名≥18岁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厦门市6个区中抽取30个街道或乡镇，从抽中的街道或乡镇中各抽取2个样本居委会或村，将样本居委会或村的所有住户按顺序登记在册，用随机数字表明确第1户后，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按比例抽取样本户；在每个样本户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1个年龄≥18岁的常住居民(最近6个月至少一半时间居住在此户)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应调查12 000人，实际调查10 764人，应答率为89.7%。 1.2 方法 1.2.1 筛查阶段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和意义，采用面对面半定式访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首先由精神科护士对全部调查对象进行筛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一般健康情况、生命质量、自杀相关问题等。调查工具由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提供。问卷包括：(1)12项一般健康问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4]：共12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多”、“比平时多一些(或差一些)”、“比平时多很多(或差很多)” 4个等级评定。采用0-0-1-1评分，总分0～12分；得分越高说明调查对象的心理卫生状况越差。(2)8项高危因素项目^[5]：内容包括近1个月躯体健康状况(优秀、良好、好、一般或差，“差”为高危因素)；近1个月心理健康状况(优秀、良好、好、一般或差，“差”为高危因素)；近1个月忍不住反复做或想一件事情(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因素)；近1个月害怕某种物品、动物、场景等(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因素)；近6个月感到特别紧张或焦虑(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因素)；近1年过量喝酒(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因素)；过去任何时候因精神心理问题寻求过帮助(从未求助过、亲属、同事朋友、中医、普通西医、精神科大夫、巫医或其他，求助过中医、普通西医或精神科大夫为高危因素)、过去任何时候因精神心理问题住过院(是或否，“是”为高危因素)。(3)自杀相关问题问卷^[6]，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其中自杀意念为过去任何时候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不论当时是否会真的去做；自杀未遂为过去任何时候是否有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4)简易智能状况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7]：用于评估调查对象的记忆及智能问题。包括5个部分，分别为定向力、注意和计算、记忆、概念形成、语言能力。定向力部分共10项问题，答对1项得1分，共10分；注意和计算部分共4项问题，答对1项得2分，共8分；记忆力部分共2项问题，每项要求记忆3个名称，每个名称记忆正确得1分，共6分；概念形成能力部分包括2项问题，每项考察2种物品的3个共同点和不同点，答对1项得1分，共6分；语言能力部分共8项问题或命令，答对1项得1分，共8分。量表总分为39分；智商低于正常范围为文盲者总分≤24分，小学文化者总分≤28分，中学及以上者总分≤32分。将GHQ-12总分≥5分定义为高危，1～4分为中危，0分为低危，无论GHQ-12总分为多少，存在8个高危因素之一，或有过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或MMSE检查发现智商低于正常人群者，均为精神障碍高危人群。 1.2.2 诊断阶段

由精神科医生对100%的高危、40%的中危、10%的低危人群完成诊断检查^[8]。采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isorder(Forth edition),DSM-IV)^[9]为诊断标准，以《DMS-IV轴I障碍定式临床检查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Axis I Disorders,SCID)^[10]为诊断工具。SCID量表包括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精神病性障碍等11个维度1 530个条目，本研究只选用物质使用障碍中酒精使用障碍的28个条目进行调查。酒精使用障碍是酒精依赖与酒精滥用的统称。对有精神障碍患者，采用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GAF)^[10]评定调查对象近1个月中功能最差一周的最低功能水平。总分为0～100分，分数越低，病情越重。分别以61～100、51～60及0～50分表示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受损程度为无或轻度、中度、重度。 1.3 统计分析

使用Epi 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PSS 15.0进行。按照高、中、低危人群中分别存在酒精使用障碍诊断的比例调整其患病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的危险因素，使用前进法，α_入=0.05，α_出=0.10。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患病率主要考虑终生患病率情况。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调查的10 764名≥18岁居民中，男性4 957人(46.05%)，女性5 807人(53.95%)；年龄18～98岁，平均年龄(42.72±15.64)岁，其中18～39岁5 221人(48.51%)，40～54岁3 124人(29.02%)，≥55岁者2 419人(22.47%)；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3 862人(35.88%)，初中3 232人(30.03%)，高中/中专1 965人(18.25%)，大专及以上1 705人(15.84%)；婚姻状况未婚1 427人(13.26%)，在婚8 426人(78.28%)，分居/离异/丧偶911人(8.46%)；家庭年人均收入≤3 600元1 156人(10.74%)，3 601～10 800元3 442人(31.98%)，10 801～36 000元5 048人(46.90%)，36 001～100 000元1 007人(9.36%)，>100 000元91人(0.85%)，缺失20人(0.19%)；居住在城镇8 588人(79.78%)，农村2 176人(20.22%)；本地户籍6 866人(63.79%)，外地户籍3 898人(36.21%)；居住方式独居1 362人(12.65%)，集体宿舍425人(3.95%)，与亲属同住8 904人(82.72%)，其他73人(0.68%)；无医疗来源1 823人(16.94%)，有医疗来源8 941人(83.06%)。 2.2 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情况

厦门市10 764名≥18岁居民中，高、中、低危人群分别1 025、1 844、7 895人，其中完成SCID检查者分别934、550和671人。共检出现患酒精使用障碍14例和终生患酒精使用障碍者56例，≥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现患率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0.30%(95%CI=0.21%～0.42%)和1.14%(95%CI=0.95%～1.35%)。其中，终生患酒精滥用38例，酒精依赖19例(1例既患酒精滥用又有酒精依赖)，患病率分别为0.81%(95%CI=0.65%～0.99%)和0.33%(95%CI=0.24%～0.46%)。 2.3 不同特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情况比较(表 1)

厦门市不同特征≥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比较，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人均收入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户籍、居住方式及有无医疗保险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表 1 不同特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情况比较 特 征 调查人数 患病例数 患病率(%) χ2值 P值 性别 男性 4 957 52 2.48 130.530 <0.001 女性 5 807 4 0.08 年龄(岁) 18～39 5 221 31 1.06 7.441 0.024 40～54 3 124 17 1.54 ≥55 2 419 8 0.8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862 18 1.06 6.804 0.078 初中 3 232 21 1.25 高中/中专 1 965 7 0.64 大专及以上 1 705 10 1.55 婚姻状况 未婚 1 427 11 1.04 20.498 <0.001 在婚 8 426 39 1.04 分居/离异/丧偶 911 6 2.83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a <3 600 1 156 3 0.50 16.670 0.002 3 600~10 800 3 442 9 0.67 10 801~36 000 5 048 31 1.27 36 001~100 000 1 007 11 1.80 >100 000 91 2 2.42 居住地 城镇 8 588 41 1.08 0.967 0.325 农村 2 176 15 1.35 户籍 本地 6 866 41 1.28 3.720 0.054 外地 3 898 15 0.88 居住方式 独居 1 362 10 1.6 2.977 0.084 非独居b 9 402 46 1.08 医疗保险 有 8 941 43 1.17 0.777 0.378 无 1 823 13 0.93 注：a有20例资料缺失；b包括与亲属同住、住集体宿舍和其他。

表 1 不同特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情况比较

以是否患酒精使用障碍为因变量(0=否，1=是)，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年人均收入4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家庭年人均收入≥10 800元为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素。

表 2

表 2 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参照组 β S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CI 性别 男性 女性 2.78 0.52 28.41 <0.01 16.11 5.80～44.77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3 600~10 800 <3 600 0.14 0.68 0.04 0.84 1.14 0.30～4.37 10 801~36 000 1.21 0.61 3.91 0.04 3.35 1.01～11.10 36 001~100 000 1.66 0.66 6.23 0.01 5.24 1.43～19.26 >100 000 2.14 0.96 4.93 0.02 8.49 1.29～56.05

表 2 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56例终生酒精使用障碍患者GAF总分为(81.30±12.68)分，开始年龄为(29.60±13.18)岁；其中酒精滥用GAF总分为(83.63±10.44)分，开始年龄为(24.86±9.80)岁(3例缺失)；酒精依赖GAF总分为(76.58±15.24)分，开始年龄为(39.56±13.72)岁(1例缺失)；酒精滥用与酒精依赖GAF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酒精滥用功能受损程度为重度为0例(0.0%)，中度1例(2.6%)，无或轻度为37例(97.4%)；酒精依赖功能受损程度为重度者1例(5.3%)，中度者1例(5.3%)，无或轻度者17例(89.5%)；酒精滥用与酒精依赖功能损害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6例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中，34例为单一诊断，其GAF总分为(86.32±9.11)分；22例为共患≥1个诊断，其GAF总分为(73.55±13.67)分；单一诊断者与共患者GAF总分比较，共患者GAF得分低于单一诊断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7，P<0.001)。 2.5.2 求医情况

在有求医信息的49例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中，仅3例(6.12%)求助过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帮助，1例(2.04%)求助过非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帮助，45例(91.84%)从未求助任何帮助。 3 讨 论

目前，饮酒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现患率为0.30%，终生患病率为1.14%，低于与本研究筛查工具和诊断标准一致的甘肃^[11]、山东^[12]、河北^[13]及青海^[14]的调查结果。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抽样过程及调查员和文化的差异等有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年龄40～54岁、婚姻状况为分居/离异/丧偶、家庭年人均收入较高的居民是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的高发人群，提示该人群是防治酒精使用障碍的重点人群。国内外研究显示，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高于女性，认为男性是酒精相关问题的易感人群^{[1, 15, 16]}，与本次调查中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2.48%)高于女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0.08%)的结果一致。本次调查表明，年龄≥55岁年龄组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低于18～39和40～54岁年龄组人群，与辽宁^[16]、北京^[17]和上海^[17]同类研究结果相似，提示中青年人群是酒精使用障碍患病高发人群，也反映出不同年代的饮酒模式对不同年龄人群酒精使用障碍发生率的影响。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年人均收入≥10 800元为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家庭收入较高者购买能力较强，因而酒精获得性较好等有关。

本次调查还发现，酒精使用障碍共患其他障碍组人群GAF得分高于单一诊断组，提示共患组者中功能受损程度重于单一诊断者。此外，仅6.12%的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求助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帮助，这可能与精神卫生投入与利用不足、精神卫生知识缺乏、精神障碍患者病耻感及受歧视等有关。

综上所述，厦门市≥18岁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相对较低，但仍需重点关注男性和家庭年人均收入高的人群，应针对此类人群进行酒精使用障碍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志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费立鹏教授对研究设计及北京回龙观医院王志青教授对调查表培训，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