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水平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健康知识和理念以及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以知识普及为基础，掌握技能以改变行为模式，最终形成健康行为^{[1, 2]}。流动人口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历来被视作疾病预防与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年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大，已经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4, 5]}，由于其人群规模大、社会影响大，因而该人群健康知识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对提升整体健康素养水平意义重大。但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个别城市或地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与健康行为形成,对流动人口特别是青年流动人口的情况关注较少^{[6, 7, 8, 9]}。为了解青年流动人口健康知识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情况，分析相应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于2010年11—12月在北京、上海、深圳3个典型的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依循典型抽样方法，在北京、上海、深圳3个流动人口聚集地分别随机抽取10个乡(镇、街道)作为抽样点；在每个抽样点随机选取约100名的青年流动人口，共3 034人作为观察组；同时在每个抽样点随机选取约50名非流动青年，共1 522人作为对照组。流动人口是指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户分离人口，而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10]；非流动人口指当地人户未分离的户籍。本研究中的青年是指18~34岁范围内人口^[11]。 1.2 方法

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获取定量资料。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健康观、疾病知识、基本营养知识、健康习惯与行为选择以及健康教育的实际获取情况与预期获取情况。其中婚姻状况将已婚或有固定同居伴侣视作在婚，其余状况为非在婚；居住条件根据被访者住处是否具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判定。健康观、疾病知识、基本营养知识问题根据“是否知晓”(单选题回答正确、多选题回答正确>50%视作知晓)给予赋分，是为1分，否为0分，最终相加形成健康知识水平得分，总分24分；健康习惯与行为选择根据“是否具备”(确实有某一行为习惯或在假设情境下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视作具备健康行为习惯)给予赋分，是为1分，否为0分，最终相加形成健康行为得分，总分10分，得分≥6分则被认为基本形成了健康行为习惯。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02 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使用SAS 9.2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 χ²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表 1)

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性别、婚姻状况构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受教育程度、居住条件构成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1

表 1 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人口学特征 特征 青年流动人口 青年非流动人口 χ2值 P值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1 562 51.48 742 48.75 3.03 0.08 女性 1 472 48.52 780 51.2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487 49.01 133 8.74 842.06 <0.01 高中/中专 1 101 36.29 726 47.70 大专及以上 446 14.70 663 43.56 婚姻状况 在婚 1 662 54.78 849 55.78 0.41 0.52 非在婚 1 372 45.22 673 44.22 居住条件 良好 1 624 53.53 1 373 90.21 612.30 <0.01 一般 589 19.41 88 5.78 较差 821 27.06 61 4.01

表 1 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人口学特征

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健康知识得分分别为(14.64±3.14)和(15.60±3.2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5，P<0.01)。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居住条件的青年流动人口健康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2

表 2 不同特征青年流动人口健康知识水平比较 特征 分组 得分(x±s) t/F值 P值 性别 男性 14.49±3.10 -2.66 <0.01 女性 14.80±3.1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13±2.94 67.69 <0.01 高中/中专 14.76±3.22 大专及以上 16.04±3.10 婚姻状况 在婚 14.56±2.97 1.60 0.11 非在婚 14.74±3.32 居住条件 良好 14.81±3.21 8.72 <0.01 一般 14.18±3.11 较差 14.63±2.96

表 2 不同特征青年流动人口健康知识水平比较

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平均分分别为(5.42±1.94)和(6.08±1.97)分；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得分≥6分)率仅为49.11%(1 490/3 034)，低于非流动人口的63.27%(963/1 5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1.79,P<0.01)。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条件的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3

表 3 不同特征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率比较 特征 分组 人数 比例(%) χ2值 P值 性别 男性 538 34.44 227.12 <0.01 女性 952 64.6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55 44.05 35.08 <0.01 高中/中专 574 52.13 大专及以上 261 58.52 婚姻状况 在婚 814 48.98 0.03 0.87 非在婚 676 49.27 居住条件 良好 863 53.14 22.99 <0.01 一般 257 43.63 较差 370 45.07

表 3 不同特征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率比较

青年流动人口获取健康知识最主要的3种途径分别为报刊/杂志/书籍53.89%(1635/3034)、电视/广播39.82%(1 208/3 034)、同学/朋友39.52%(1 199/3 034)；而青年非流动人口获取健康知识最主要的3种途径分别为报刊/杂志/书籍52.63%(801/1 522)、互联网42.12%(641/1 522)、电视/广播40.34%(614/1 522)。其中，同学/朋友与互联网这2种健康知识途径的使用情况在青年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4.68、99.05,P<0.01)。 2.4.2 健康知识期望获取途径

青年流动人口期望获取健康知识的前3种途径分别为报刊/杂志/书籍58.47%(1774/3034)、电视/广播45.39%(1377/3034)、专业人员41.23%(1251/3034)；青年非流动人口期望获取健康知识的前3种途径分别为报刊/杂志/书籍57.36%(873/1522)、互联网49.61%(755/1522)、电视/广播49.15%(748/1522)。其中，互联网作为健康知识途径的期望在两个人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6.12,P<0.01)。 2.5 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影响因素分析(表 4)

以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情况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流动时间、收入水平、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和健康知识得分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检验，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条件以及健康知识水平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行为形成情况有影响(P<0.01)：女性、在婚者生活习惯更为健康；教育年限的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健康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健康行为形成均有正向影响，而年龄越大生活习惯与行为越不健康。

表 4

表 4 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β Sx β′ t值 P值 截距 -0.02 0.08 0.00 -0.23 0.82 性别 0.29 0.02 0.29 16.86 <0.01 年龄 -0.01 <0.01 -0.10 -4.23 <0.01 受教育程度 0.06 0.01 0.08 4.43 <0.01 婚姻状况 0.07 0.03 0.07 2.73 <0.01 居住条件 0.03 0.01 0.06 3.21 <0.01 健康知识水平 0.01 <0.01 0.08 4.44 <0.01

表 4 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中涉及的是最基本的健康知识，但青年流动人口得分较低，且不及青年非流动人口，据此可认为该群体的知识水平较低，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2, 13, 14]}。就知识结构而言，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知识不平衡，科学健康观、营养及合理膳食、健康生活习惯、科学锻炼等知识的缺乏对健康信念、技能、行为的形成均有负面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年流动人口现有健康知识获取途径和期望健康知识获取途径与青年非流动人口不同，提示青年流动人口自主学习能力不足，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5]。青年流动人口受制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生活条件方面的限制，并不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传播手段进行自主有效的健康知识学习。青年流动人口在现实情况下更依赖同学、朋友的健康传播，期望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基于此，应充分认识到朋辈群体在青年流动人口健康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合理的监测与指导；同时，根据其实际需要，一方面加强利用电视、广播和报刊、杂志、书籍宣传健康知识和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专业指导，为其提供相应的行为、技能指南。而随着教育普及率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应考虑学校教育在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将之纳入全民健康教育体系，弥补这一途径的缺失。

多因素分析显示，健康知识水平是青年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但健康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健康行为的形成与否不能简单对应。仍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流动人口尽管健康知识掌握较好，但其并未形成健康行为习惯,这种情况在既有研究中也有发现^{[16, 17]}。因此，健康教育不仅要集中于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教育，还应针对不同的特征人群开展直接具体的行为干预。以性别因素为例，男性因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女性不同，多有吸烟、酗酒及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应重点进行干预；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流动人口，并不能准确区分定时适量的体育锻炼与一般体力劳动对身体的影响，未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应针对具体情况进行适当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