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孕产妇进行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对易感人群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可有效降低艾滋病的母婴传播^[1]。目前，针对艾滋病低流行地区农村孕产妇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于2013年6月选取吉林省农村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关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1 对象

选取吉林省4个县(市)农村的401名孕28周以上的孕妇或分娩3个月内的产妇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孕妇210人，产妇191人，年龄为15～42岁，平均年龄为(25.63±4.70)岁。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遵循孕产妇自愿参加的原则，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孕产妇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孕产妇艾滋病咨询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检测情况等。调查人员为课题组成员，问卷回收当日复核调查问卷，双录入并核查数据。

利用Epi Data 3.02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法。

2.1 孕产妇艾滋病咨询情况

被调查的401名农村孕产妇中，32人(8%)接受艾滋病咨询。接受艾滋病咨询的孕产妇中，19人(59.4%)咨询时间选择在HIV抗体检测前，4人(12.5%)选择在HIV抗体检测后，9人(28.1%)选择在HIV抗体检测前后均进行咨询。

综合现场检查孕产期保健手册和住院病例记录，232人(57.9%)接受HIV抗体检测。接受HIV抗体检测的孕产妇中，217人(93.5%)检测1次，10人(4.3%)检测2次，5人(2.2%)检测≥3次；28人(12.1%)于孕前接受检测，34人(14.7%)于孕早中期(妊娠27+6周前)接受检测，15人(6.5%)于孕晚期(妊娠≥28周)接受检测，173人(74.6%)于临产前接受检测，2人(0.9%)于产后接受检测。23人(9.9%)检测是基于自愿，60人(25.9%)为接受医生建议后检测，149人(64.2%)为住院后作为常规项目接受检测。62人(26.7%)得到了医务人员对检测结果的解释，170人(73.3%)未获得解释。

2.3.1 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表 1) <>不同民族、文化程度、与配偶/男友感情状况、孕妇学校培训情况、孕期检查次数、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情况、患艾滋病住院分娩意愿、继续与艾滋病感染者交往意愿、参加健康教育活动情况的孕产妇艾滋病咨询率不同。

表 1

表 1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401) 因素 人数 接受艾滋病咨询比例(%) χ2值 P值 民族 汉族 374 6.4 15.452 0.001 少数民族 27 29.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0 0.0 18.821 0.000 初中 245 7.8 高中或中专 45 13.3 大专及以上 31 22.6 与配偶/男友的感情 好 392 6.9 14.248 0.000 一般 9 55.6 参加孕妇学校培训 是 21 38.1 23.213 0.000 否 380 6.3 孕期检查次数≥5次 是 223 11.7 9.261 0.003 否 178 3.4 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 知晓 90 21.1 27.248 0.000 不知晓 311 4.2 患艾滋病住院分娩意愿 是 285 10.2 6.466 0.013 否 116 2.6 愿意继续与艾滋病感染者交往 是 159 13.2 9.805 0.002 否 242 4.5 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是 29 44.8 57.800 0.000 否 372 5.1

表 1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401)

表 2

表 2 孕产妇HIV抗体检测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401) 因素 人数 接受HIV抗体 检测比例(%) χ2值 P值 民族 汉族 374 56.1 6.627 0.014 少数民族 27 81.5 分娩次数 0 136 25.0 102.799 0.000 1 186 69.9 2 74 87.8 3 5 60.0 参加孕妇学校培训 是 21 81.0 4.848 0.039 否 380 56.6 孕期检查次数≥5次 是 223 65.0 10.583 0.002 否 178 48.9

表 2孕产妇HIV抗体检测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401)

不同民族、分娩次数、参加孕妇学校培训情况、孕期检查次数的孕产妇HIV抗体检测率不同。

2.4.1 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表 3)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艾滋病咨询情况为因变量(咨询=1，未咨询=0)，拟合 logistic 回归模型，自变量纳入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10，Backward:LR 建立回归模型，最终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为6个,分别为民族、与配偶感情、参加孕妇学校培训、孕期检查次数、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表 3

表 3 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n=401) 因素 参照组 β S Waldχ2值 P值 OR值 95%CI 汉族 少数民族 1.700 0.554 9.402 0.002 5.475 1.847~16.233 与配偶感情好 感情不好 3.496 0.932 14.073 0.000 32.980 5.309~204.872 参加孕妇学校培训 不参加 1.941 0.648 8.968 0.003 6.964 1.955~24.804 孕期检查次数≥5次 ＜5次 1.389 0.566 6.022 0.014 4.012 1.323~12.167 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 不知晓 1.848 0.497 13.838 0.000 6.345 2.397~16.796 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不参加 2.754 0.568 23.538 0.000 15.707 5.163~47.786 常量 -10.525 1.504 48.998 0.000 0.000

表 3孕产妇艾滋病咨询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n=401)

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HIV抗体检测情况为因变量(检测=1，未检测=0)，拟合 logistic 回归模型，最终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为4个，分别为民族、分娩次数、参加孕妇学校培训、孕期检查次数。

表 4

表 4 孕产妇HIV抗体检测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n=401) 因素 参照组 β S Waldχ2值 P值 OR值 95%CI 汉族 少数民族 1.403 0.558 6.331 0.012 4.067 1.364~12.131 分娩次数 1.643 0.196 70.204 0.000 5.171 3.521~7.594 参加孕妇学校培训 不参加 1.639 0.611 7.185 0.007 5.149 1.553~17.066 孕期检查次数≥5次 ＜5次 0.706 0.239 8.723 0.003 2.025 1.268~3.234 常量 -2.936 0.648 20.499 0.000 0.053

表 4 孕产妇HIV抗体检测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n=401)

有文献报道，文化程度越低，保健服务利用能力越差^[2]。本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村孕产妇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率低，不能有效利用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结果与Moges^[3]等人的研究类似。同样，孕产妇通过孕妇学校培训与健康教育活动可增强其对艾滋病母婴传播等健康保健知识的认识。而本研究中孕产妇参加孕妇学校培训比例仅为5.2%，孕期检查次数≥5次的孕产妇比例为55.6%，因此，在农村扩大孕妇学校培训覆盖率、加强孕产期保健工作十分必要。孕期检查的孕产妇可获得医生更多的专业指导机会，提高保健意识，促使其主动咨询。本研究中接受≥5次孕期检查的孕产妇进行艾滋病咨询的比率较高，结果与郭光萍等^[4]研究类似，即孕期检查次数越多，艾滋病检测率越高。艾滋病咨询促进HIV检测，有文献研究表明，对孕妇提供艾滋病咨询有利于提高HIV抗体检测率^[5]。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关键是提高孕产妇HIV抗体检测。在孕早、中期及时发现HIV感染或携带HIV病毒的孕产妇，进而采取抗病毒药物治疗等干预措施，将有助于减少艾滋病的母婴传播^[6]，而当孕晚期检测发现感染艾滋病时，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效果将受到较大影响。本研究中仅14.7%的孕产妇于孕早、中期接受了HIV抗体检测，与王芳等^[7]的研究结果相似，而绝大多数孕产妇于临产前接受检测，检测时间过晚将导致医疗机构不能及时发现并报告阳性感染者，不利于感染的孕妇及早接受治疗、避免子代感染、商讨妊娠结局及获得社会的关爱与有效支持等。此外，研究表明孕产妇HIV抗体检测率为57.9%，远低于卫生部于2008年制定的 “孕产妇、婚前保健人群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率分别达到80%以上”的目标^[8]。因此，开展预防孕产妇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时，不但要提高农村孕产妇HIV抗体检测覆盖面，使其获得更多检测服务，而且应掌握检测时机，以便及时发现HIV感染者，采取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

综上所述，吉林省农村孕产妇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利用不足，影响因素较多。为提高农村孕产妇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率，应加强孕产期保健及孕妇学校培训等方面的工作，从而降低当地农村孕产妇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