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趋系统。近年来，由于新、旧传染病的出现和复燃，以及美国“9·11事件”后的生物恐怖应急事件等重大公共问题的出现，有效应急策略和规范的应对方法越来越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内诸多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专家也呼吁要重视现场流行病学(field epidemiology)的研究与实践，强调流行病学的宏观发展， 并就现场流行病学的概念、特征和应用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研究与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正在稳步发展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成功地将美国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FETP) 引入中国，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 ，成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生力军，正在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场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实践，同时汲取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是流行病学向群体和宏观应用方面发展而产生的分支^[1]。该学科以预防为主，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解决当前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随着该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特有的思维方法已逐渐渗透、扩散至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的各个具体领域，并得到较好的应用与实践。

艾滋病是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最具威胁性和挑战性的感染性疾病之一，也是备受关注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自1980年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以来，艾滋病传播迅速，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截至2011年底，全世界存活的HIV感染者约3 400万，非洲沙哈拉以南一些地区普通人群的IHV感染率>4.9%^[2]。受艾滋病影响人群从最初的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静脉吸毒人群，逐步扩散到女性性工作者人群、嫖客人群、乃至普通人群及儿童等^[3,4]。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过程中，由于疾病传播途径的特点及规律，使得无论是疫情的发现与报告，还是应对策略与措施的落实，均存在着与一般传染病不同的特点与状况，纵观艾滋病预防控制的历史过程，现场流行病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行病学起源于现场，在疾病探索过程中以“皮鞋”流行病学而闻名，既往对流行病学家的形象描述为“一支笔，一张嘴，胶皮肚子飞毛腿”，意为流行病学特别注重现场调查的经验与技巧。在流行病学学科发展的长河中，现场流行病学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由来已久，然而直到1996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深学者Michael B.Gregg组织编写的专著《Field Epidemiology》^[5]才第一次正式提出“现场流行病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阐述。Gregg在其专著中指出，现场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在下列情况的应用：(1)问题发生的时限难以预料。(2)必须立即对该问题作出反应。(3)必须亲赴现场。(4)必须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由于早期现场流行病学形成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年代里，该定义抓住了在应急状态下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精髓，很有创意^[6]。

John M.Last在其编写的《流行病学词典》中认为^[7]，现场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在公共卫生服务和社区人群等现场工作中的实践，主要解决如何开展流行和暴发调查，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问题。现场流行病学面对应急性问题，必须立即作出反应，还要结合应急性问题的解决过程，对公共卫生措施做出评价。现场流行病学必须考虑调查结果的接受者如政府部门、公众等的需求，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又不仅仅是及时提交调查结果，还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以改进人群健康。

尽管现场流行病学早期源于急性传染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但该学科的应用绝不仅仅拘泥于此。随着疾病预防控制实践的日趋深入和公共卫生理念的广泛传播，现场流行病学的内容早已扩增到对监测系统的评价，以及对慢性传染性与非传染性疾病、伤害等的调查和控制等诸多应用领域。这就需要从其定义上能够概括更广泛的学科内容。 我国流行病学家叶临湘教授在其主编的《现场流行病学》^[8]一书中明确提出，现场流行病学是对发生在人群中的重要疾病和与健康相关的卫生事件进行现场调查，了解其分布规律及决定因素，及时采取对策和措施，并进行效果评价，以保护和增进群体健康的学科。这一定义在Gregg等学者所提概念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展，使得现场流行病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既然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是与健康相关的重要疾病和卫生事件，所谓“重要”，不仅是指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而且更具有紧迫感，必须尽快找出原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和减少可能出现的危害和损失。根据疾病或卫生事件的特性，现场流行病学工作可以分为应急性和非应急性2种。应急性工作是指对紧急状态的处理；而非应急性工作则是通过科学、有序的工作维持和促进健康，避免紧急状态的出现。两者相互影响，但后者是主要的，后者工作做好了，前者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大降低了。例如，艾滋病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特别紧急的状态，但若防控不当可引起世界范围的流行，对人群健康、对下一代、对国家都危害极大，因此艾滋病的防控也是现场流行病学的重要应用范畴，其特有的调查方法与思维方式对艾滋病的防控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负责人曾光教授将现场流行病学的应用归纳为：(1)流行病学探查。(2)控制和预防疾病的进一步蔓延。(3)查明病因。(4)加强监测或建立新的监测系统。(5)提供现场流行病学培训^[9]。在加强监测方面，现场流行病学以现代疾病监测和公共卫生监测理论、方法为根本。在现场流行病学各项研究实践中，其核心内容为疾病监测和现场调查，在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体现在病例报告、哨点监测及专项流行病学调查中。

现场流行病学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及时发现和甄别，离不开常规、高效运转的疾病监测系统。疾病报告或辅以互联网模式的病例报告系统，称为“被动监测”。对疾病的“三早”预防有益，但在疾病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上仍显“被动”。

我国的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始建于1986年，卫生部将艾滋病作为乙类传染病管理，开始实行病例报告。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把艾滋病列入乙类监测管理的传染病，同时通过艾滋病专报系统和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进行病例报告。卫生部通过病例报告数据的分析，掌握全国各地HIV感染者和病人的数量及三间分布情况，分析艾滋病疫情的变化趋势。2005年3月，艾滋病病例报告方式发生了质的突破，全面实现了实名制网络直报。由各开展HIV检测的单位通过艾滋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直接报告，大大提高了疫情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同时，卫生部下发了《艾滋病疫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试行)》，对其中的《艾滋病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表》增加了个人基本情况、相关危险行为、目前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等信息，并与抗病毒治疗信息库直接对接，实现了全面、系统的个体和群体感染状况、病程进展及免费抗病毒治疗等信息的动态、实时监控^[10]。

病例报告只能提供HIV感染者和病人三间分布的动态变化等信息，不能获得各类人群的HIV感染率；报告病例数的多少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力度的大小及行政、干预手段的差异以及地方文化对艾滋病的接受程度和社会歧视的大小、抗病毒治疗药物供给和社会救助措施的落实情况等；所以，要真正实现疾病或事件的早期发现，了解人群的感染水平，必须依赖主动的疾病监测手段，并且要注重监测结果的反馈、报告和发布。

为有效监测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及艾滋病相关行为的变化特征，1995年，我国在23个省建立42个国家级HIV血清学监测哨点，覆盖4类人群(暗娼、吸毒者、性病门诊就诊者和长卡司机)；1999年之后相继有22个省份按WHO／UNAIDS提出的第二代HIV/AIDS监测的概念和方法，对重点人群(暗娼、吸毒者、男性同性恋者、性病门诊就诊者等)、脆弱人群(长卡司机、流动人口等)和一般人群(青年学生、计划生育门诊就诊者等)开展了行为学监测或调查，追踪流行动态。同时提出“综合监测”的概念，即指在第一代HIV/AIDS监测的基础上，开展行为学监测，为估计HIV流行规模、追踪艾滋病流行动态、制定干预对策和干预计划、评价对策和干预效果等提供血清学和行为学等全方位的信息。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2年分别下发《艾滋病监测工作规范》和《艾滋病性病综合监测指南及方案(试行)》，在一些省份开展了综合监测的试点。2004年，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42个国家级艾滋病综合监测点，分别对吸毒者、暗娼、性病门诊就诊者、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男性长卡司机和青年学生6类人群开展行为学监测，同时收集血清学标本检测HIV抗体；2009年，将现行的血清学HIV监测哨点和综合监测点整合为一套哨点综合监测系统，覆盖全国31个省份，当年运行并上报数据的哨点共计1 318个(国家级592个，省级726个)，监测人群包括吸毒者、暗娼、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男男性行为者、嫖客、长途卡车司机、孕产妇、结核病人、青年学生等14类人群。该套艾滋病综合监测系统全面提高了应对艾滋病疫情的能力^[11,12]。

2010年初，根据我国当前艾滋病流行特点和变化趋势，结合防治工作需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组织国内外专家经过多次论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整了哨点监测的人群类型和布局，全国共设HIV监测哨点1 888个，覆盖8类人群，包括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暗娼、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男性流动人口、孕产妇和青年学生；为加强工作整合，充分利用资源，所有哨点监测样本全部进行HIV、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HCV)的血清学检测，同时也监测个体基本情况、相关高危行为等。需要注意某些监测指标在哨点演变过程中得到改良的同时，也牺牲了部分监测信息的连贯性。

2012年，连续的哨点监测结果显示，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抗体阳性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吸毒人群呈下降趋势，其他人群保持低水平；低档暗娼、高年龄组暗娼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均较高。HIV抗体阳性率地区分布差异大，部分地区艾滋病疫情严重，已进入或开始波及一般人群；梅毒抗体阳性率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较高，其他人群稳定在较低水平。

纵观我国艾滋病流行各个阶段的疫情监测与评估，现场流行病学的思维与方法无不贯穿始终。

散发阶段(1985—1988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从5例增至22例，从2省扩展到7省。除4例血友病病人为国内感染者外，其他均为外国人或者海外华人；此期报告病例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应对艾滋病的主要防控措施应该是加强监测，尤其是控制从海外传输进来的输入病例，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同时要求整顿血液制品的生产和管理，控制因使用血液制品造成HIV感染。

扩散阶段(1989—1994年)，全国报告病例数迅速上升达1 000余例，波及21省。此时根据一些专家的科研线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通力合作，通过开展深入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了云南边境地区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并针对经吸毒传播和性传播制定以打击和强制措施为主的防控策略。此期尚未充分意识到监测的重大意义，我国艾滋病监测尚处于被动监测阶段。

广泛流行阶段(1995年-)，全国31个省均有病例报告，报告数迅速上升。云南省吸毒人群中HIV感染地区明显扩大，成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的重点省份。中部的河北、湖北、河南等省陆续在有偿采供血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在卫生部和相关省份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河南等省开展了大规模人群筛查，发现了大量HIV感染者，明确了单采血浆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导致HIV感染。由此，政府下令严格整顿和关闭血站/浆站，基本控制了艾滋病的进一步流行与扩散。由于当时居民对艾滋病认知不足，普遍存有极大的顾虑和恐惧，不愿配合或接受调查，因此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公共卫生人员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和阻力才完成此项工作，充分体现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艰辛与不易^[11,12]。

流行病学群体调查作为常规监测工作的补充，主要根据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需要，对情况不明的或某类突发事件，开展特定目的调查或无关联检测，如人群HIV感染率调查、高危人群规模调查等，可以获得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内的HIV感染率及人群规模等相关资料，为摸清全国及各地存活的HIV感染者人数，评价艾滋病疾病负担，合理分配资源，设计和评价干预项目等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在艾滋病预防控制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的流行特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艾滋病疫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提供的实时/定时信息，以及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可以及时发现疫情变化趋势，随时开展应对性调查和处理，现场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
2007—2008年，艾滋病哨点监测发现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中HIV感染者比例上升明显，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监测期内，承担哨点监测工作的性病门诊就诊者中混进了一定比例的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致使监测到的HIV阳性检出率明显升高。但是这也同时发现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高HIV感染率的线索。为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性艾中心统一组织开展了“全国61城市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摸清了我国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状况及相关危险因素，为指导该类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13,14,15]。

2009—2010年，艾滋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数据提示，部分省、市在孕产妇人群、≥50岁中老年人、青年学生等人群中报告数呈明显上升倾向^[16,17]。为此，性艾中心联合相关省、市疾控中心积极应对，在相关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发现，孕产妇报告病例中存在既往从事暗娼的情况，青年学生中有一定比例的男男同性性行为，≥50岁中老年人卖淫嫖娼现象多见等，提示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中，若仅针对目前活跃的吸毒者、暗娼、男男同性性行为者进行干预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加关注那些隐蔽性强、对艾滋病知晓、认知水平低、既往有过高危行为但目前身份为一般人群者；在针对≥50岁老年感染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一些离退休的老年男性，闲暇之余，因为拿着退休金，日常生活较为富足，由于各种个人的原因，在家里不能解决性的需求，就通过找暗娼满足性需求^{[18,19,20,21]}。上述种种现象均提示艾滋病防控工作中应该与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建立全方位的联系，全社会总动员，多部门协调合作，宣传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与信息，共同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

艾滋病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对社会、经济影响重大的慢性传染病。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艾滋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流行因素以及表现形式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现场流行病学作为艾滋病预防控制中的重要技术工具，将主要围绕三间分布、传染源、传播途径、流行因素等相关内容展开。由于艾滋病传染源的追踪管理十分困难和有限，因此如何切断传播途径和控制流行因素将成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的重心和制定预防控制措施的主要依据。尽管国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十分广泛，但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基层的公共卫生机构与设施、人员、经费、物资、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程度等诸多方面，均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如调查方法相对单一，经验性结论较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提示我国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亟待提高。

未来的现场流行病学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应该广泛运用流行病学理论与方法，深入现场去解决实际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从方法学角度，强调不同方法的串联和组合；从组织管理和系统建设角度，提倡多学科的团队组合，充分发挥流行病学宏观思维与分析的优势；未来现场流调产出的将不仅仅是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更重要的是疾病预防控制的效果评价和防治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