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ma”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指刻在或烙在某人身体上的一种贬低性的符号或标记，是一种外界加诸个体身上的耻辱的标志^[1]。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耻辱可对寻求帮助、工作、食宿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2]。作为一种心理应激反应，病耻感体验的产生可能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患者的个性、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状况等^[3]。国外研究证实，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存在关联^[4]。目前国内外对抑郁症病耻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于2008年6—9月通过对北京某社区医院门诊就诊患者及家属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居民抑郁症病耻感检出情况及抑郁症耻感相关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08年6月1日—9月1日在北京某社区医院门诊采用偶遇抽样法，对前来该医院门诊就医的患者及家属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神志清晰能独立完成调查；无严重躯体疾病或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被试自愿参加研究。共回收3 071份调查问卷，剔除重要变量缺失和各部分应答缺失>20%的问卷，最后获得有交问卷2 789份，问卷有效率为90.8%。 1.2 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1)自编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收入等)、个人生活方式、家庭史、调查前2周内有无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等。(2)Beck抑郁量表(Beck Depresion Inventory,BDI)^[5]：其包括21个条目，每个条目按4级评分，分别计0~3分，量表总分范围在0~63分。其中总分≤4分为无抑郁或极轻微；5~13分为轻度；14~20分为中度；≥21分为重度。该量表中国版本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3)感知抑郁症病耻感量表^[2]：该量表包括9个条目，用来反映调查对象对重症抑郁患者小李的个人态度。在本研究中每一问题采用5尺度回答：强烈同意(4分)、同意(3分)、不同意也不反对(2分)、不同意(1分)、强烈不同意(0分)。总感知病耻感得分范围为0~36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病耻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将每一条目的“强烈同意”与“同意”合并，表示该条目有感知病耻感^[7]；若有≥6个条目有感知病耻感，则定义该调查对象具有感知抑郁症病耻感。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遍录入数据，剔除重要变量缺失和量表缺失>20%的问卷，对一般情况缺失的问卷不进行补充，直接分析；若BDI缺<20%，把缺失值按量表最低值补充；抑郁症病耻感量表缺失<20%，把缺失值赋值为中间水平2。对缺失值补充后计算量表得分。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χ²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中外地居民占29.3%(810/2 771)，独居者占9.6%(268/2 789)，有自杀家庭史者占1.6%(46/2 789)，有精神疾病家族史者占(142/2 789)，抑郁状况正常、轻度、中度、重度者分别占59.3%(1 653/2 789)、28.2%(786/2 789)、7.6%(212/2 789)、4.9%(138/2 789)。 2.2 感知抑郁症病耻感量表信度和效度分析(表 1)

适用性检验结果显示，KMO=0.720，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 715.02，P<0.05，表明条目间有共同因子存在，可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感知抑郁症病耻感量表的9个条目提取因子，经最大方差旋转法旋转后提取4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5.54%，对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歧视因子、疾病误解因子、回避因子和危险认知因子。本研究中抑郁病耻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7。

表 1

表 1 各因子负荷情况 因子 题目 因子负荷 社会歧视因子 8.如果知道某些人有类似小李的问题，大多数人不会雇佣他们 0.832 9.如果知道某些人有类似小李的问题，大多数人不会选他们做领导 0.882 疾病误解因子 1.大多数其他人认为有类似小李问题的人，如果他们想摆脱，就能迅速做到 0.668 2.大多数其他人认为，小李的问题是人的弱点的某种表现 0.693 3.大多数其他人认为，小李的问题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 0.735 回避因子 5.大多数其他人认为，最好避开有类似小李问题的人，这样就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0.560 6.大多数其他人认为，有类似小李问题的人，是多变的、不可预测的 0.615 7.如果出现类似小李的问题，大多数其他人不会告诉任何人 0.827 危险认知因子 4.大多数其他人认为，有类似小李问题的人是危险的 0.854

表 1 各因子负荷情况

2 789名有效调查对象中，抑郁症病耻感检出率为21.5%(600/2 789)。不同年龄、居住状况、户口所在地及抑郁程度的调查对象抑郁症病耻感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65岁调查对象抑郁症病耻感检出率高于其他年龄组；独居者检出率高于非独居者；北京当地居民抑郁症病耻感的检出率高于外地组；抑郁情况为正常的居民病耻感的检出率较高。

表 2

表 2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抑郁症病耻感检出情况 人口学特征 分组 人数 抑郁症病耻感 χ2值 P值 人数 检出率(%) 性别a 男性 1 046 234 22.4 1.531 0.216 女性 1 654 337 20.4 年龄(岁)b 18~34 151 82 18.2 30.077 <0.001 35~54 1 892 386 20.4 55~64 162 49 30.2 ≥65 113 43 38.1 文化程度c 初中及以下 276 71 25.7 4.324 0.115 高中或中专 684 152 22.2 大专及以上 1 805 369 20.4 职业 脑力 1 420 310 21.8 1.346 0.718 体力 699 156 22.3 无业 193 40 20.7 其他 477 94 19.7 婚姻状况 已婚 1 963 445 22.7 5.640 0.060 未婚 728 139 19.1 离异或丧偶 98 16 6.3 居住状况 独居 268 74 27.6 6.531 0.011 非独居 2 521 526 20.9 户口所在地d 北京 1 961 452 23.0 9.895 0.002 其他 810 143 17.7 家庭月收入(元)e <730 212 51 24.1 1.915 0.590 730~1 999 696 156 22.4 2 000~3 999 1 012 214 21.1 ≥4 000 817 166 20.3 自杀家族史 有 46 13 28.3 1.261 0.261 无 2 746 587 21.4 精神疾病家族史 有 142 39 27.5 3.139 0.076 无 2 647 561 21.2 注：a性别缺失89人，其中29人具有抑郁症病耻感；b年龄缺失171人，其中40人具有抑郁症病耻感；c文化程度缺失24人，其中8人具有抑郁症病耻感；d户口所在地缺失18人，其中5人具有抑郁症病耻感；e家庭月收入缺失52人，其中13人具有抑郁症病耻感；未对缺失部分进行分析。

表 2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抑郁症病耻感检出情况

将是否检出抑郁症病耻感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状况、户口所在地、家庭月收入、自杀家庭史、精神病家族史、最近2周内是否有负性生活事件以及抑郁状况11个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分类变量以哑变量引入(纳入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01)。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检验χ²=99.289，P<0.001。结果显示，年龄55~64岁、≥65岁、离异或丧偶、独居者、外地户口者、抑郁情况为轻度是患者及其家属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表 3

表 3 抑郁症病耻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参照组 β S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CI 性别 女性 男性 -0.097 0.104 0.865 0.352 0.908 0.741~1.113 年龄(岁) 35~54 18~34 0.111 0.202 0.300 0.584 1.117 0.751~1.661 55~64 0.629 0.277 5.165 0.023 1.875 1.090~3.224 ≥65 0.970 0.289 11.262 0.001 2.638 1.497~4.647 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 初中及以下 -0.120 0.195 0.380 0.538 0.887 0.604~1.300 大专及以上 -0.102 0.202 0.255 0.614 0.903 0.607~1.342 职业 体力 脑力 0.094 0.139 0.456 0.500 1.099 0.836~1.443 无业 -0.034 0.221 0.024 0.877 0.967 0.627~1.490 其他 0.032 0.162 0.040 0.842 1.033 0.752~1.418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0.166 0.175 0.901 0.343 0.847 0.602~1.193 离异或丧偶 -0.604 0.304 3.947 0.047 0.547 0.301~0.992 居住状况 独居 聚居 0.507 0.168 9.096 0.003 1.660 1.194~2.308 户口所在地 外地 本地 -0.320 0.121 6.950 0.008 0.726 0.572~0.921 家庭月收入(元) 730~1 999 <730 -0.327 0.203 2.591 0.107 0.721 0.484~1.074 2 000~3 999 -0.384 0.206 3.489 0.062 0.681 0.455~1.019 ≥4 000 -0.380 0.215 3.135 0.077 0.684 0.449~1.041 自杀家族史 有 无 0.256 0.373 0.472 0.492 1.292 0.622~2.686 精神疾病家族史 有 无 0.420 0.219 3.695 0.055 1.522 0.992~2.336 负性生活事件 有 无 0.064 0.114 0.319 0.572 1.067 0.852~0.870 抑郁情况 轻度抑郁 正常 -0.386 0.126 9.425 0.002 0.680 0.532~0.870 中度抑郁 -0.288 0.208 1.920 0.166 0.749 0.498~1.127 重度抑郁 -0.093 0.236 0.155 0.694 0.911 0.573~1.448

表 3 抑郁症病耻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某社区医院门诊就诊患者及家属调查分析发现，抑郁症病耻感检出率为21.5%，明显低于国内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病耻感的相关研究^[8]，这可能与本研究中健康及病情较轻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较高有关，也可能与居民对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病耻感存在差异有关。调查结果显示，≥55岁的较高年龄调查对象对抑郁症病耻感存在影响。而一项在加拿大进行的研究发现尚不能认为年龄影响抑郁耻辱感^[9]。这可能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生病后担心自己成为别人尤其是子女的负担而表现出一定的病耻感。相关研究认为良好的婚姻可能增加社会支持和经济收入，减少危险行为，有助于人的健康^[10]。Kowalski等^[11] 也认为，丧偶、离异等婚姻不幸事件是影响调查对象病耻感的因素之一。但本研究发现，经历过离异或丧偶等婚姻不幸的调查对象，其病耻感检出率低于已婚患者，这可能与本研究中高学历者的比例较高有关。在高学历人群中，对丧偶、离异等婚姻不幸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强；另外该人群收入相对较高，接受心理咨询的比例也可能较高。

有研究发现，独居者的病耻感检出率高于非独居者，并认为独居者相对于非独居者，所拥有的社交网络已经遭到破坏；社交能力、社会支持利用度相对较低^[12]。本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未出生于加拿大的受试者持有耻辱感态度明显高于出生于加拿大个体^[9]。但本研究发现北京当地居民抑郁症病耻感的检出率高于外地组，这可能与中国移民的特点有关。在中国，移民多与老乡、同事、朋友聚集而居，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于北京城市居民较多，使得外地居民抑郁症病耻感的检出率相对较低。

本研究采用现况研究方法对感知抑郁症感耻病进行了探索，发现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户口所在地、抑郁情况可能影响抑郁症病耻感水平，但由于研究对象为门诊就诊患者及其家属，且分析因素有限，因此研究结果推及普通人群时会有一定的限制。此外，目前感知抑郁症病耻感量表尚无针对中国人群的常模，本研究人为地对调查对象的病耻感情况进行了划分，这种划分方法对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